遠近聯(lián)綿：《莊子·逍遙游》中的四對聯(lián)綿詞

《莊子·逍遙游》義疏（節(jié)選）

柯小剛（無竟寓）

“逍遙”是聯(lián)綿詞，以其疊韻的回響聯(lián)綿出天籟渾然的節(jié)奏。大道渾淪，無以名狀，唯借此音節(jié)之諧振而留響于人類唇齒，發(fā)而為言，幻而為人為事為草木蟲魚鳥獸之聲，如鐘聲之余韻，協(xié)和萬物之舞蹈，紛然雜陳于斯，乃命之莊子，乃謂之逍遙。

然而，《逍遙游》開篇卻已是判然兩分的南海北海，以及南北海之間的巨大時空。如何通過鯤鵬的轉(zhuǎn)化和大鵬的飛翔來重新貫通南北，融合天池之明與冥海之暗，飛回原初的渾沌一體，正是《逍遙游》的任務，同時也可能是全部《莊子》的基本任務。

內(nèi)七篇最后的渾沌之死也許是《逍遙游》開篇鯤鵬故事的前傳，而逍遙要解決的問題正來自渾沌之死。逍遙是渾沌鑿破之后，對渾沌的工夫論重生，正如“道行之而成” （《莊子·齊物論》） 是對“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首章） 的行動生成。

渾沌之所以會死，其實在“中央之帝為渾沌”的名詞化命名中已經(jīng)暗示，不必等待儵、忽的鑿破。相比之下，逍遙卻一直保持為摹狀的虛語，持久地抗拒著名詞化的使用，即使只是寓言式的命名也不見于《莊子》始終。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發(fā)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shù)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云氣，負青天，然后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shù)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這是鯤鵬寓言的第三重講述。第一重講述直陳其事，第二重講述依托《齊諧》志怪，第三重講述轉(zhuǎn)述“湯之問棘”。第一重自語，第二重他言，第三重對話。有問有答，方為對話。“窮發(fā)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這段講述便是棘之答湯的記錄。

在這重講述中，北冥已然是天池，所以，這次的圖南之旅不再是飛往天池，而是從天池的返回。所以，從飛往天池的第一重講述，到飛離天池的第三重講述，也形成了一個對話式的往復結構。考慮到《莊子》寓言多以對話出之，這里的對話式結構就尤值深思了。鯤鵬寓言的三重講述都沒有明顯的對話形式，但在第三重講述中卻透露出這是一場問答的記錄，而且深藏其對話性質(zhì)于講述方式的隱微結構之中，可能有著意味深長的言外之意。

第三重講述中的小鳥斥鴳，亦不同于上次的蜩與學鳩。疏云：“斥，小澤也；鴳，雀也”，可見斥鴳是水鳥，比山林中的蜩與學鳩更加降低了身位，更近于冥海的低位。老子云：“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老子》第六十六章）。以小澤對應冥海，以“翱翔蓬蒿之間”對比“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仿佛提示著一種返回：從冥海到小澤的返回，從青天到蓬蒿的返回，從扶搖而上到翱翔之間的返回，從一往無前的圖南到往復彷徨的返回。逍遙之為逍遙的最深義蘊，可能就在這種返回。

莊子寓言的卮言兩行吊詭性質(zhì)提醒我們，不可輕易選邊站隊，選擇大鵬或小鳥的一方視角來看問題。莊子的寓言作為一種卮言表達，往往內(nèi)藏一種回環(huán)往復的結構于其中。所以，莊子寓言中每每充滿了不易覺察的反諷和“正言若反”，需要讀者通過反向閱讀和理解的反轉(zhuǎn)，才能實現(xiàn)寓意的往復和返回。

聯(lián)綿詞“扶搖”與“翱翔”的對舉，微妙而精確地暗示了大小之間的“正言若反”。“扶搖”直上云天，“翱翔”回旋往復于周遭，這顯示了大鵬小鳥之間的第一個區(qū)別。在這一點上，大鵬以志向之高遠勝過小鳥的局限。第二個區(qū)別在于：“扶搖”言風，只是風的扶搖，大鵬乘風乃得向上；而“翱翔”卻是斥鴳自身的翱翔。

這意味著，大鵬反而較小鳥更為有待，而小鳥則更加自由。這是一個隱微的但又是決定性的反轉(zhuǎn)，它決定性地暗示了斥鴳是大鵬的返回。從大鵬之大到蜩與學鳩之小作為大之對立的小，再到斥鴳之小作為大之返回的小，小大之辯的寓言講述完成了一次彷徨往復的翱翔之旅，并因而從小大之辯進化為小大之變。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斥鴳達到了大鵬的逍遙，或者比大鵬更逍遙。無論大鵬還是斥鴳，都沒有某種固定狀態(tài)的定性斷言。逍遙與否并不是大鵬之大或者小鳥之小就能決定的。如果是那樣的話，逍遙就太容易了，只要一味做大或者一味變小就可以達到，豈不荒唐？

事實上，正如船山所見，大鵬之大和小鳥之小都是妨礙他們達到逍遙的因素，因為大者困于勢，遙而不能逍（逍亦作消）；小者困于情，逍而不能遙，皆不足以逍遙。所以，欲致逍遙，須“兼小大”而后可（船山《莊子通·逍遙游》）。這便是“小大之辯”的真實意義之所在。“小大之辯”并不是為了爭一個是非高下而去論戰(zhàn)，而是為了達到“兼小大”或“小大之變”而作的辯證對話。“小大之辯”不是“儒墨之是非”一類的物論不齊之爭，而恰恰是《逍遙游》中寓含的“齊物論”。

“扶搖”和“翱翔”是《逍遙游》文本乃至全部《莊子》文本中出現(xiàn)的第一對聯(lián)綿詞。此后，在“堯讓天下于許由”章，出現(xiàn)第三個聯(lián)綿詞“鷦鷯”，而“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之意，正同斥鴳之“翱翔蓬蒿之間”，都是小而自得之狀。接下來在“肩吾問于連叔”章的“旁礴萬物以為一”中出現(xiàn)了第四個聯(lián)綿詞“旁礴”，而這顯然是一個“大的”聯(lián)綿詞。從鷦鷯之小到旁礴之大，可視為第二對聯(lián)綿詞。

聯(lián)綿詞本來就是“連語之字”（王念孫），而聯(lián)綿詞在《逍遙游》中的出現(xiàn)竟也是成對出現(xiàn)的，雖然這些對子并不總是緊連在一起，而是如“一陰一陽”般交替出現(xiàn)。這種成對出現(xiàn)的特點，正與“小大之辯”的主題相呼應，更與開篇就出現(xiàn)的南北海之間相對而相通的關系相呼應，乃至與內(nèi)七篇首尾相連的渾沌與逍遙之關系相呼應。

“一對”既是一，也是二；既是相反，也是相通。中國詩詞何以形成對偶、對仗的形式？其根源亦在于此。“明月松間照”，但也照在山石流泉之上；“清泉石上流”，聲亦洋溢松月之間。相對之物如水墨相破、相互渲染，而又水歸水、墨歸墨，這便是“對子”的妙處。故程子讀《易》，思及萬物莫不有對而中夜舞蹈，其樂何如哉！

“旁礴”之后，《逍遙游》中還有兩對聯(lián)綿詞出現(xiàn)在末章。一對是“臃腫”和“跳梁”，分別對應大樹的無用之大用和貍狌的機巧而適足以自毀；另一對便是最后點明全篇主旨的“彷徨”與“逍遙”。如果按照前面三對聯(lián)綿詞的出現(xiàn)規(guī)律，“彷徨”與“逍遙”的對舉應該也是相反的，或者說是貌似相反而其實相通的，但當這一對出現(xiàn)的時候，卻發(fā)生了改變。在“彷徨乎無為其側(cè)，逍遙乎寢臥其下”的表述中，“彷徨”和“逍遙”更多體現(xiàn)出一致性。

不過，在其表面的一致性中，仍然潛藏著區(qū)別，乃至對立。因為，在這句話里，“彷徨”與“逍遙”并不能互換位置。“其側(cè)”“其下”的范圍雖然都在大樹的周遭，但“寢臥其下”的夢境卻可以無遠弗屆，突破樹下彷徨散步的范圍，混一南北冥明、咫尺千里、瞬間萬年。“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大鵬之視下，更是寢臥樹下的逍遙者所想象的大鵬之視下。在逍遙者“乘物游心”的想象或夢境中，在借大鵬之眼俯瞰萬象的野馬塵埃之中，在萬類群生的氣息相吹之中，他同樣看到自己寢臥其下的大樹，和他在樹下逍遙寢臥的夢境。

如此，從“扶搖”返回“翱翔”，從“逍遙”返回“彷徨”，從遠方返回近處，但已是不再逼仄的近處，寢臥者于是在天地之間完成了一個仰觀俯察、“而上”“而下”的大循環(huán)、大往復、大彷徨。此“彷徨”名曰“逍遙”，此“逍遙”終歸“彷徨”。非“彷徨”之近，無以至“逍遙”之遠；非“逍遙”之遠，無以返“彷徨”之近。所以，當最后在“無何有之鄉(xiāng)，廣莫之野”的樹下“彷徨乎無為其側(cè)，逍遙乎寢臥其下”的時候，最后一對聯(lián)綿詞才完全實現(xiàn)對立中的聯(lián)綿，成為不可分割的一對。

如此，則遠近聯(lián)綿，小大聯(lián)綿，“扶搖”聯(lián)綿“翱翔”，“鷦鷯”聯(lián)綿“旁礴”，“臃腫”聯(lián)綿“跳梁”，“彷徨”聯(lián)綿“逍遙”，日常聯(lián)綿高遠，“道不遠人”聯(lián)綿“任重道遠”，莫非太極之兩儀相推、渾沌之分化化合也。兩儀相推，游也；分化化合，游也。游，則逍遙自在其中矣。故逍遙并非某種固定狀態(tài)，而是日游日化的工夫，朝向渾沌復性的工夫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