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在云南種咖啡的這四十年

（本文原載于《杭州日報·傾聽》，原文有刪節）

（本文由云南省農業科學院熱經所官方轉載）

口述 黃家雄

記錄 魏水華

NO.1

【摸著石頭過河的時代，“我能干什么”，是很多年輕人心里的疑問】

大家通常稱我為農業科學家，但我對自己職業的定義是“種地的”。只不過我種的植物比較特殊：咖啡。

1964年，我出生于云南文山，那是云南南部一個美麗的生態小城，植物資源豐富，三七、天麻、燈盞花、苦菜，都是我家鄉的特產。

物資匱乏的年代，各種野菜、野果陪伴了我的童年。在田間地頭玩耍的時候，“這個能不能吃”是小孩最關注的話題。

對植物的愛好，就此埋下了種子。

本文口述者黃家雄

1982年，我高中畢業。那是改革開放之初“摸著石頭過河”的時代。“我能干什么”，是很多年輕人心里的疑問。

而我，又是那種喜歡別出心裁的孩子。高考填報志愿的時候，身邊同齡人們大多青睞師范院校和醫學院，我卻選擇了云南熱帶作物學院*。（現為云南農業大學熱帶作物學院*）

學校位于普洱市思茅區，那是云南乃至全中國熱帶植物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之一。我的專業是“栽培”，要學的東西很龐雜，包括病蟲害防治、土壤營養、種子管理等等。總結起來一句話：讓植物更好地活在土地上。

在農業學里，栽培是最基礎的環節。無論多么優選的作物，如果不能大規模健康栽培，其商業價值就是零。

咖啡，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我們國家的咖啡產業起步晚，到我上大學的20世紀80年代，國內咖啡消費才漸漸萌芽。

云南是中國可種植面積最大、最適合咖啡生長的省份。所以，國內最早、最完善地開設咖啡栽種課程的農科類高校，就是我們學校。而我，也由此有機會接觸到咖啡。

第一次見到新鮮的咖啡果，第一次親手烘焙咖啡豆，第一次沖泡咖啡……這些“第一次”，都是我的大學回憶。

沒想到，這種植物定義了我一生的事業。

NO.2

【我的導師馬錫晉，新中國咖啡種植業的奠基人之一】

1985年，我畢業了。

雙向選擇工作的時候，我選擇了位于保山市的云南省農科院熱帶和亞熱帶經濟作物研究所*（以下簡稱云南熱經所*）。

這個地方，是新中國咖啡種植業的搖籃。

云南熱經所創立于建國之初，當時中蘇交好，蘇聯和東歐國家有巨大的咖啡市場。當時社會主義陣營里，有條件種植咖啡的國家并不多。

在“種咖啡，創外匯”的號召下，我們云南農科院的前輩們開始尋找合適的咖啡和適合其生長的土地。

這張照片，應該是新中國最早的關于咖啡種植的影像資料。拍攝時間是1955年，地點就在我們熱經所的植物苗圃里。照片里的人，是我的導師馬錫晉，新中國咖啡種植業的奠基人之一。

照片上，馬老師正在照料著名的云南小粒咖啡品種——鐵皮卡。這是英語typica的音譯，意為“典型種”。

咖啡主要分三大亞種：阿拉比卡、羅布斯塔和利比利卡，中國人習慣稱它們為小粒咖啡、中粒咖啡和大粒咖啡。一般來講，阿拉比卡咖啡的品質最佳、經濟價值最高。鐵皮卡，就是典型種的阿拉比卡小粒咖啡。

馬錫晉老師跟我講過新中國咖啡源起的故事：那是1952年，他與時任云南熱經所張意所長一同去德宏州芒市遮放鎮調研，在傣族、景頗族百姓的庭院里發現了當作觀賞植物的咖啡樹。主人家也說不清楚這些樹的品種和來源，只知道是祖輩傳下來的。

如今，德宏一個叫弄賢寨的村莊里還存活著古老的咖啡母樹，我專程去看了，也做過相應的研究。這棵樹應該種植于20世紀初。當時中法戰爭結束，蒙自開關、滇越鐵路建城，大量傳教士涌入云南。咖啡的種子，也就在這個過程中傳入。

我們的經濟作物選育，尤其是水果選育的過程有個規律：越是新的、優選的品種，越傾向于含糖量更高，苦澀味降低的方向。

但咖啡不同，它的評判標準不是越甜美越好，而是追求酸、甜、苦、澀等味道的平衡與回甘。在一些古老的品種里，往往藏著不為人知的驚艷風味。從清末以來，因為戰亂、市場需求等各種原因，中國咖啡一直沒有系統化選種育種，也沒有大規模商業種植，這對咖啡產業來說，是失落的半個世紀。但對農業科學工作者來說，這種半自然的狀態，反而把很多老的品種、老的口味保留了下來。

這是我們咖啡科研選育種植行業的基石，也是今天中國咖啡的底氣所在。

NO.3

【潞江壩，是云南乃至全世界最優秀的咖啡產區之一】

找到咖啡樹的馬錫晉老師很高興，他向少數民族老鄉采購了20多斤咖啡鮮果，帶回當時位于云南芒市的農科院林場里，交給曾慶超等專家育苗。

每次講到這一段，都能引起農科院老專家們的共鳴。據說，當時大家看著咖啡種子發芽，特別激動，又怕當地氣候不利于咖啡生長，四處尋覓著更合適的種植地。

潞江壩，也就是今天的保山市潞江鎮，就在這時，進入老一輩專家們的視線里。

小鎮的地理位置很獨特，瀕臨怒江，背后是險要的高黎貢山。翻過山，就是中國最西南的縣級市，和緬甸接壤的騰沖。

與濕潤溫暖的騰沖氣候完全不同，潞江壩擁有中國規模最大的，因焚風效應出現的干熱河谷地貌。

在氣象學中，因為高海拔山脈擋住了濕熱空氣，在向風坡成云致雨，在背風坡形成干熱氣流的整個過程，稱為“焚風效應”。

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黎貢山擋住了來自印度洋的濕潤水汽，成就了潞江壩既炎熱干燥、又不缺灌溉水源的獨特環境。雖然地處亞熱帶，但這里卻是中國研究種植熱帶作物的最佳試驗田之一。

更有意思的是，洶涌而下的怒江在這里打了個彎，把大量肥沃的腐殖土沉淀下來，天然適合農產品種植。

比如咖啡。

從種植專業的角度看，咖啡的存活條件并不苛刻。它的需水量不大，也不怎么挑土地，最重要的要求是氣溫：溫度過低會讓咖啡果被霜打發黑，甚至植株死亡；溫度太高，會加重蟲害，縮短風味積累時間。

同時，咖啡很多山地作物一樣，對種植海拔有一定要求：海拔越高，生長周期越長，品質越好。在溫度允許的情況下，高海拔就是好的咖啡產區。

潞江壩穩定的氣溫、肥沃的土地、充足的灌溉條件和巨大的海拔落差，是云南乃至全世界最適合種咖啡的地點之一。放到全球對比，這里與牙買加藍山咖啡的自然環境非常近似。

新中國剛成立，潞江壩還受傣族土司的管轄。為了在這里種咖啡，云南熱經所的領導特地赴昆明，找主政西南的陳賡將軍開介紹信，請土司分了一塊怒江邊的田地，作為所里的科研園圃。

新中國的咖啡之路，就此起步。

那一年，距離我出生，還有12年。

咖啡從種子發芽到成樹、結果，周期一般是三年。1955年前后，種植在潞江壩的咖啡終于掛果。

1958年，保山籍愛國僑領梁金山從云南熱經所培植的咖啡豆里選了一些，請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何香凝女士品嘗。何香凝在回信里致謝：“咖啡味道甚好，已轉本委各負責人同志品嘗……在云南發展各種熱帶、亞熱帶經濟作物都有無限前途，望繼續為促進云南的各項生產事業而努力。”

云南咖啡，由此受到外界的關注。

在我進入熱經所之前，已經有好幾代農業科學家投入新中國的咖啡事業。除了張意所長、我的老師馬錫晉，以及曾慶超研究員外，還有育種專家李蘭芬、種植管理專家革家云、咖啡土肥專家張星燦、咖啡病蟲害研究專家湯仙芝，以及最早發明咖啡脫皮機的李超等。

是他們把1949年前種植在邊民庭院里的觀賞植物，經過科學培植育種，變成了適宜現代化生產管理的商業農產品。

說句不夸張的話，如今我們喝到的每一杯國產咖啡，都離不開這些把畢生精力投入咖啡事業的前輩。

20世紀60年代，咖啡出口受阻，中國的咖啡產業再次進入停滯期。到20世紀80年代，國門再次打開，我人生中第一杯速溶咖啡，是大學時喝到的。

實打實的咖啡種植，與咖啡廳里的小資情調絕不是一回事。我們搞農業的，不能離開土地，我常常和咖農們一起抽煙喝酒，種咖啡，喝咖啡。

潞江壩的陽光，把我和咖農們曬得一樣黑。長時間的野外作業讓我有大量機會看到，精致的咖啡文化背后，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另一面。

NO.4

【第一批20多只麝香貓運到的當晚，就死了三只。相當于一晚上賠了1萬元】

咖農王文昌，是那個年代涌現出來的優秀咖啡種植者之一。他的祖輩都是農民。在接手了家里的20多畝玉米地之后，他砍掉了其他農作物，專心種起了咖啡。

一段時間后，王文昌和很多咖農的咖啡地都出現了“葉銹病”，咖啡葉子成片成片枯黃凋零。“葉銹病”之前在國外很多咖啡產區爆發過，是一種真菌感染。對咖農來說，這個從未見過的植物病害，搞不好會讓一年白忙活，甚至顆粒無收。

當時，我們一方面培育抗銹病的新品種咖啡，一方面查閱大量論文，和咖農們一起實踐，硬是用硫酸銅和生石灰調配出了國外論文里提到的一種殺菌劑：“波爾多液”。

把帶病的咖啡枝條剪下來燒掉，給未染病的咖啡樹噴上“波爾多液”，王文昌家的咖啡樹保住了！

但這么做提高了咖啡種植的成本，王文昌又開始動腦筋——怎樣才能提高咖啡產品的溢價，而不是幾塊錢一公斤的廉價賣給收購商。

有一年，王文昌在上海旅游時喝到貓屎咖啡，他來了靈感。回來后，他嘗試用咖啡豆喂高黎貢山的果子貍。把果子貍的排泄物沖洗干凈后，曬干得到咖啡生豆，有經銷商愿意高價收購這種豆子，但還缺少一些麝香貓咖啡特有的醇香。

王文昌到處找關系，辦了相關執照，真的從緬甸搞回一批麝香貓，圈養在咖啡園里。他告訴我，一只貓當時的價格是3000元人民幣。在“萬元戶”就了不得的年代，為了做出真正的貓屎咖啡，王文昌把身家性命都壓上了。

第一批20多只麝香貓運到的當晚，就死了三只——相當于一晚上賠了1萬元。王文昌找我們求助，可我們是研究植物的，對養殖業也是外行。

事實證明，沒什么能難住我們的咖農。在渡過了最初的難關后，麝香貓終于適應了高黎貢山的氣候和環境。中國最早的麝香貓咖啡莊園，就這樣誕生在潞江鎮。

如今，王文昌的咖啡園里已經放養了100多只麝香貓，女兒王秋麗畢業后也回村幫他一起養貓、種咖啡，算是“后繼有人”。

像王文昌這樣靠咖啡發家致富的咖農還有很多，如番啟佐、謝顯文、郭文魁、趙洪畢、李府決等人，已由傳統農民向新農人、向農民企業家華麗轉變，他們不僅個人致富了，還帶動了一大批咖農共同致富。

看到我們的咖農干得這么有聲有色，我由衷地高興。

NO.5

【一個比利時越洋長途打到所里：潞江壩的咖啡，得獎了】

更讓人高興的是1993年11月10日——那個日子，我記得很清楚——一個比利時越洋長途電話打到所里：潞江壩的咖啡，得獎了！

在那年的布魯塞爾尤里卡世界發明博覽會上，由我們云南熱經所選育，由當時國營潞江農場栽培的咖啡獲得了金獎。證書后來寄到國內，至今保存在保山。

“尤里卡世界發明博覽會”很多人比較陌生，它每年給全世界在科學、技術和創新領域取得杰出成就的個人、團隊和產品頒獎。在此之前，世界各國對中國咖啡尤其云南咖啡的認知非常有限，獲獎證明世界咖啡業注意到了云南這個新興產地的魅力。

30年后的今天，尤里卡金獎，依然是中國咖啡史上含金量最高的一個獎。

這個獎拿回來的時候，正是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兩周年前后。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全國，外面的世界也對欣欣向榮的中國越來越感興趣——哪怕身處云南一隅，依然受此恩惠。

NO.6

【當年和我一起分配下來搞咖啡種植的大學生和中專生，先后走了11個，最后就剩下我一人】

1999年9月，我被派往保山市隆陽區楊柳鄉平掌村和芒寬鄉勐林村，開展咖啡科技推廣服務，這一去就是三年。我在兩座村莊參與營建了5000多畝咖啡園。

2006年起，我又先后十多次赴老撾，參與當地4萬多畝咖啡種植園的建設。

受國際大環境影響，云南的咖啡產業也走過一些彎路。很多咖農把注意點轉到了求量、抗病上，忽略了口味的精挑細選，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精品咖啡的口碑。

2011年，云南咖啡收購價跌破每公斤15元，低于成本價了。很多傷了心的咖農，把價值不高的低海拔咖啡樹砍了，改種玉米。

老鄉們也要吃飯，我們做農業的都理解。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為他們謀福利，在條件允許的前提下，提升咖啡的品質，幫他們賣個好價錢。

但在這個過程中，往往伴隨著田間地頭的曝曬、挨家挨戶的培訓推廣、幾年如一日的品種觀察。

熱經所的工作太辛苦，當年和我一起分配下來搞咖啡種植的大學生和中專生，先后走了11個，最后就剩下我一人。

那幾年，我們一家在保山都是租房住，為了解決孩子上學問題，先后搬家5次。

大家都說，我是在“為愛發電”。

但也就是這個“電”，為我們熱經所培養出了一支由我領銜的咖啡創新團隊。2012年，我們一口氣引進了卡杜拉、卡突埃、維拉薩奇等國際流行、價格較高的咖啡種子2000多公斤，在實種成功后，向咖農們推廣。

NO.7

【越來越多一線城市的咖啡館里出現了云南產區、保山產區的咖啡單品】

我們的眼界越來越開闊，也學著對標世界先進的咖啡產區。

2013年，被譽為“世界精品咖啡之王”的瑰夏咖啡由我們所率先引進，在云南多地試種。

同一年，我們熱經所和云南其他專家發起成立了云南省精品咖啡協會。這是向世界三大精品咖啡協會（美國、歐洲、日本）看齊，把精品豆與普通商業豆、速溶咖啡區分開來，推廣精品咖啡理念和生產技術。

萬幸，云南咖啡、潞江壩咖啡又火了。這兩年，我們的咖啡收購價格直線上升，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越來越多一線城市的咖啡館里出現了云南產區、保山產區的咖啡單品，與巴拿馬、埃塞俄比亞這些全球頂級的咖啡產區并駕齊驅。我們的努力沒白費。

2017年，我被授予“云南省技術創新人才”稱號，我把獎狀和我寫的那些書：《小粒咖啡標準化生產技術》《咖啡加工技術》，擺在辦公室的醒目處，既是一輩子的最高榮譽，也是時刻提醒自己：咖啡行業既傳統，也要永遠準備好“新點子”。

哪天我退休了，最大的愿望是抽時間去非洲、東南亞和拉美的先進咖啡產區走一走。回來后，我想種上一小片咖啡園，讓自己和咖啡的芳香，永遠連結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