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從長安到敦煌走多長時間

絲綢之路東段，即從長安到敦煌，在選擇不同的行走路線、利用不同的交通工具、面對不同的社會環(huán)境、肩負不同的出使使命的情況下，究竟需要多長時間？

一

通過考察漢簡材料、文獻記載和當事人的行程日記，得出一個初步認識：漢代的烽火邊警和軍情急報，通過沿途驛站的快馬飛報，八天時間，即可從敦煌上報到長安；正常情況下官員的出使，利用沿途驛站提供的車輛，從長安到敦煌，需要一個多月到兩個月。而且從漢唐到明清，在機動車輛未發(fā)明之前，兩千多年中始終一貫，幾乎沒有根本的變化。當然其中也有二十多天的個例，那是由于情況緊迫而日夜兼程的結(jié)果；行走在絲綢之路上的民間商團，由于受到政府的鼓勵并持有政府的節(jié)信，同樣受到沿途驛站的接待，從長安到敦煌的行走速度，大致可以參照出使官員的情況；前往西天求法的僧人，情況各異，他們要一路行走，一路弘法交游，往返一次，數(shù)年數(shù)十年都是正常情況。

一般在對絲綢之路的考察中，從長安到歐洲地中海沿岸以及南亞次大陸的路線分為東、中、西三段。從長安到敦煌為東段，從兩關(guān)以西至蔥嶺（即帕米爾）即今新疆地區(qū)為中段，蔥嶺以西為西段。在過去的研究中，我們對行走路線以及各個站點的空間位置比較關(guān)注，但對行進速度及往返周期等時間上的問題關(guān)注較少。以致從某地到某地需要多長時間諸如此類的問題，尚不十分清晰。本文根據(jù)出土漢簡和文獻記載，對漢唐到明清從長安到敦煌，在選擇不同的行走路線、面對不同的社會環(huán)境、利用不同的交通工具以及肩負不同的出使使命的情況下，究竟需要多長時間，進行一些初步考察，供人們在對絲綢之路進行全方位思考時作以參考。

▲絲綢之路沿線各站點分布及路線圖

眾所周知，張騫通西域，從公元前138 年出行到公元前126年返回，用了13年時間。但是其中的十多年里并不在路上，而是在往返酒泉某地時，被匈奴所羈留，大部分時間是在匈奴度過的。緊接著，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霍去病遠征河西設(shè)四郡據(jù)兩關(guān)、李廣利遠征大宛（前104-前101年）、漢朝派使者校尉屯田渠犁、設(shè)立西域都護府（前 60年）等，中原與西域的道路得以暢通。在這種情況下，長安到敦煌需要多長時間？

我們先舉軍情急報的例子。神爵元年（前61年），先零羌反，宣帝派趙充國率大軍出兵金城 （郡治允吾，在今河口一帶）。當時朝廷議決的方略是先剿依附先零但勢力比較弱小的罕、開二種（羌人種落），然后再集中力量平定先零。但是趙充國上書陳策，不同意這種方案。他認為對罕、開可采取招撫，施以恩惠，瓦解先零與罕、開二種的盟約，起到孤立先零的作用，然后再集中力量平定先零。大軍出征，箭在弦上。兩種意見，截然相反。趙充國的上奏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時間上奏皇上，由皇上來作出裁奪。史書記載：“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這是我們看到的有準確記載的速度最快的奏報。公元前61年8月20日上奏，8月26日得到皇帝的璽書，前后七天時間。七天中，包括了上奏到達朝廷后，皇上召集公卿大臣廷議決策的時間，至少得一天。如此，六天時間，從金城到長安一個來回，三天一個單趟，700多公里，每天至少要240公里。馬不停蹄，日夜兼程，每小時10公里，6分鐘1公里。這在當時驛路暢通的情況下，每個驛站快馬飛報，才可實現(xiàn)。按此速度，長安到敦煌1800公里左右，如果是皇帝的緊急詔書和出征將領(lǐng)的軍情急務(wù)，至少需要七到八天時間。也就是說，河西邊郡包括敦煌在內(nèi)，一旦有緊急情況，漢塞烽燧和沿途驛站，可在八天之內(nèi)上報朝廷。

二

但上面的例子，只有在烽火邊警，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時，才可啟動如此高效的運轉(zhuǎn)機制。至于正常的官員出使，那就是另一種速度。根據(jù)漢簡的記載，舉下面幾個不同的事例：

永光五年（前39年），一位叫李忠的官員丟失了一份重要公文。為防止不法之人獲此以從事不法活動，朝廷向全國發(fā)通報懸賞，要求獲此公文者必須盡快上交官府，否則要嚴加懲處。這份通報從六月乙亥（7月23日）發(fā)出，七月庚申（9月6日）到敦煌，走了46天。再如，也是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有康居王使者一行前來漢朝貢獻通好，結(jié)果到酒泉后由于在評估貢物和接待方面的一些具體細節(jié)與地方官員發(fā)生了糾紛，結(jié)果康居使者將此事上告朝廷，朝廷派負責(zé)外交事務(wù)的官員到酒泉、敦煌沿途追查。該官員從是年六月癸酉（7月21日）從長安出發(fā)，至七月庚申（9月6日）到敦煌，途中用了47天。按照當時的行程要求，“率日行百里。”相當于今天41公里左右。從長安到敦煌，約1800公里，4300多漢里，一般需要40多天時間。上面兩例的速度基本與此吻合。

當然也有比此更快的情況。如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朝廷派一位郎中名叫馬倉的人到敦煌來督辦開挖漕渠的事，他六月辛丑（8月16日）從長安出發(fā)，至七月癸亥（9月7日）到達懸泉置，走了23天，走得相當快。每天要走近80公里。當時，朝廷與烏孫有事，（烏孫都城在赤谷城，今吉爾吉斯斯坦伊塞克湖附近）準備發(fā)兵攻烏孫，穿渠治水是當時的軍情要務(wù)，可能需要加快速度。還有，建平三年（公元前3年），朝廷派了一位叫忠的人來敦煌出任玉門都尉。他從五月壬子（6月21日）從長安出發(fā)，六月丙戌（7月25日）到敦煌懸泉置，一共走了34天。玉門都尉，屬于駐邊軍官，上任履職，不能延誤，比正常速度提前了十天。

漢朝時從長安到敦煌的路線，主要是沿今天312國道從西安到平?jīng)龊螅亓P山東側(cè)西北行，進入景泰直插武威，不經(jīng)過今天的蘭州。朝廷的官員出行，借助沿途驛站，乘驛站的傳車一站一站前進。像懸泉置這樣的驛站在敦煌郡就有九處之多，每處相距30公里。驛站除了有一定數(shù)量的驛馬專供傳遞公文信件外，還須有一定數(shù)量的傳車供來往使者和客人乘坐。如懸泉置，就有定額傳馬36匹，傳車10-15輛，工作人員40人左右。傳車要根據(jù)身份地位的不同分為一馬二馬所駕的軺車和四馬所駕的乘傳。上述例子中的官員從長安到敦煌，都是乘坐像懸泉置這樣的驛站接待機構(gòu)提供的車子行進的。

▲敦煌懸泉置復(fù)原圖

至于民間的商貿(mào)團隊，還沒有準確的材料可資說明。《漢書》中有籠統(tǒng)的記載，說“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fā)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條支、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于道，一輩大者數(shù)百，少者百余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后益習(xí)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shù)歲而反。”看得出來，這段文字中雖然說的是天子派出的使團，但實際上也就是當時政策鼓勵下經(jīng)朝廷認可的民間商貿(mào)，出使的目的主要是經(jīng)商貿(mào)易。他們“遠者八九歲，近者數(shù)歲而反。”材料太籠統(tǒng)，無法知道其具體行程和時日。

東晉時有一個叫法顯的和尚，他于399年前往印度取經(jīng)，到412年才從海路回到青島。法顯西行，正當北方十六國紛爭，他從399年出發(fā)，由長安經(jīng)乞伏乾歸的西秦（都金城，即今蘭州），然后夏坐，再到禿發(fā)南涼（都城已由樂都遷西寧），過扁都口進張掖。當時張掖的后涼政權(quán)已被段業(yè)所取代，法顯在張掖夏坐后，又至李暠西涼政權(quán)控制下的敦煌。先后歷西秦、南涼、北涼、西涼四個割據(jù)政權(quán)。僅長安到敦煌就用了兩年時間。一百多年后，敦煌人宋云，受北魏胡太后派遣往印度，求得一百七十部大乘佛經(jīng)。其西行路線大致從北魏首都洛陽出發(fā)，經(jīng)陜西、甘肅，從河州渡河，經(jīng)柴達木盆地，過若羌，沿昆侖山北麓越帕米爾、興都庫什山，經(jīng)今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從神龜元年（518年）年底到正光三年（522年），來回四年多時間。

大唐高僧玄奘西天取經(jīng)，貞觀元年（627年）八月從長安出發(fā)，經(jīng)過四個多月的跋涉，至貞觀二年年初才到高昌。根據(jù)《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記載，他的行程是這樣：“時有秦州僧孝達在京學(xué)《涅盤經(jīng)》，功畢返鄉(xiāng)，遂與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蘭州伴，又隨去蘭州。一宿，遇涼州人送官馬歸，又隨去至彼。停月余日。時國政尚新，疆埸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蕃。時李大亮為涼州都督，既奉嚴敕，防禁特切。彼有慧威法師，河西之領(lǐng)袖，神悟聰哲，既重法師辭理，復(fù)聞求法之志，深生隨喜，密遣二弟子，一曰慧琳、二曰道整，竊送向西。自是不敢公出，乃晝伏夜行，遂至瓜州。”根據(jù)后人研究，玄奘在涼州停留月余，在瓜州停留月余。“從京師西北行三千三百里至瓜州”，以每日百里計，至少也須三十余日。從瓜州到伊吾（哈密），路途極為艱險，“惟望骨聚馬糞等漸進。四顧茫然，人鳥俱絕。夜則妖魑舉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fēng)擁抄，散如時雨。”曾四日五夜未曾見水。

▲懸泉置出土《傳車簿》簡冊

五代后晉天福三年（938年），于闐王李圣天派人到后晉都城開封奉獻，石敬瑭派臣下張匡鄴、高居誨前往于闐冊封于闐王為大寶于闐國王，從天福三年到天福七年（938—942年），來回歷時四年。主要是從靈州（銀川一帶）出發(fā)，經(jīng)騰格里沙漠到民勤，再經(jīng)涼州、甘州、肅州、沙州，進入于闐，沿途經(jīng)過黨項、吐蕃、曹氏歸義軍以及敦煌以西的一些割據(jù)政權(quán)，一路關(guān)卡，通行受阻。

耶律楚材從成吉思汗遠征西域，從1218年到1224年，歷六年時間，遠達中亞的花剌子模（現(xiàn)在烏茲別克斯坦）。長春真人邱處機于1219年受成吉思汗征召西行，至1221年到阿富汗北部成吉思汗的帳前謁見，走了三年時間。不過，這兩位從今天的內(nèi)蒙古地區(qū)經(jīng)阿爾泰山往西行，未走河西走廊。

明初的陳誠曾多次出使西域，其中第二次出使帖木耳帝國首都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有《西域行程記》和《西域番國志》傳世。當時，陳誠的使團從永樂十一年（1413年）由北京出發(fā)，至永樂十二年（1414年）正月到達酒泉，用了三個多月時間。《西域行程記》的記載是從永樂十二年正月十三（1414年2月3日）從陜西行都司肅州衛(wèi)出發(fā)往西開始的，他們沿途經(jīng)新疆伊犁，再經(jīng)中亞撒馬爾汗，于閏九月初一（10月14日）到達目的地。從酒泉到阿富汗的赫拉特，一共走了254天。而這次出使的全程，從永樂十一年九月從北京出發(fā)至永樂十三年十月再回到北京，來回用了兩年時間。

清代往西域，尤其是新疆建省以后，交通正常化，一般的行程，從西安到敦煌需要兩個月左右。下面是四個具體例子。

一是嘉慶四年（1799年），著名西北史地學(xué)家洪亮吉獲罪斬立決。后免死發(fā)配伊犁。有《伊犁日記》和《天山客話》。他從是年八月二十九（9月28日）出京，次年二月初十（1800年3月5日）到伊犁將軍府報到，一路走了161天。從北京經(jīng)河北、山西到陜西。十月十一（11月8日）從西安出發(fā)，十二月十五（1800年1月9日）到敦煌柳園，行走63天。

二是咸豐年間，倭仁被任為葉爾羌幫辦大臣。根據(jù)其《莎車行紀》的記載，他從咸豐元年正月二十（2月20日）從北京起程，七月初三（7月30日）到葉爾羌任所，也是走了161天。其中從西安到敦煌，從二月二十七（3月29日）到四月二十二（5月22日）走了54天。

三是林則徐鴉片戰(zhàn)爭后于1842年被發(fā)配伊犁。他的《荷戈紀程》是每天的行程日記。他從是年七月初六（8月11日）從西安動身，沿今312國道，經(jīng)蘭州到敦煌，九月十六（10月19日）到柳園，走了70天。

四是浙江秀水人陶模于光緒十七年（1891）赴任，其子陶保廉一路陪同，并有《辛卯侍行記》 一書。九月十四（10月16日）從西安起程，十一月十二（12月12日）到柳園，走了58天。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四例中的西進人物，都是當時的封疆大吏或?qū)W界名流，有著極高的社會地位和影響，不管是前往赴任還是發(fā)配流放，一路都有門生故吏和沿途官員的應(yīng)酬接待，自然要耽誤一些時間。

從上面所舉漢唐到明清的例子中，可以引出如下的看法。一、從漢唐到明清的兩千多年中，在人類還沒有發(fā)明機動車輛之前，從長安到敦煌的時間，需要一個半月到兩個月，兩千年中沒有根本的變化。因為交通工具都是一如既往地乘坐馬車或騎乘駝、馬。二、在國力強盛而大一統(tǒng)的情況下，從中原到西域，必然的選擇就是河西走廊的寬闊大道，漢代、唐代和清代的大多數(shù)時間都是如此。而在民族紛爭、割據(jù)林立的情況下，只能選擇人煙稀少的柴達木盆地或漠北之路。三、以法顯、宋云、玄奘為代表的出行僧人，他們一路行走還要一路弘法，交游僧眾，所以他們的出行沒有時間上的限制，一次出游，數(shù)年數(shù)十年都是正常的。四、當時的民間商團基本都持有朝廷的憑據(jù)和節(jié)信，受到政府的保護鼓勵，得到沿途傳舍驛站的接待，在域外的活動很大程度上也代表朝廷的意旨和對外方針，所以他們的出行速度，亦可參照官員使者的行進節(jié)奏。

來源丨奔流新聞（文/張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