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孔子是偉大的立法者？

為什么說孔子是偉大的立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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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最高法院(federal supreme court)位于東國會大道，主樓后部，是法院東庭，常常被游客所忽略。

這里有著與主入口一致的三角門楣，門楣上協調排列著的１６個各有含義的人物，以摩西、孔子、梭倫為中心。

美國聯邦法院的說明中，將他們三人稱為偉大的立法者絕大多數中國人會感到非常奇怪。摩西，索倫，從來沒有參與過立法，為什么能稱為立法者呢？

出現這個問題的根源在于，國人對”法“這個詞的理解，出現了偏差。

什么是法？

按照國內教科書的定義：法是國家的產物。是指統治者(統治集團，也就是政黨，包括國王、君主)，為了實現統治并管理國家的目的，經過一定立法程序，所頒布的一切規范的總稱。而這個定義，事實上是不準確的。

這是中國古代的“法”字，這個字由兩部分組成。一邊是水，代表著象水一樣平，象征著公正。而另一邊的“廌”字，則代表著解廌（獬豸）。解廌（獬豸）是古代傳說中的一種神獸，它能辨別曲直。所以，法字，實際代表的公正的分辨是非曲直。

這個字的含義，與我們說的法律，是有很大區別的。從西方現代法學理論上分類，法，分為成文法與自然法（也成為習慣法，又叫先王之法），而我們國家現在法的定義，實際是指的成文法。而把自然法，習慣法有意無意的忽略掉了。

說到這里，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摩西會成為偉大的立法者。因為摩西制定了摩西十誡。摩西十誡雖然不是法律，但是成為基督世界的行為規范，是地道的先王之法，也完全符合習慣法，自然法。而孔子呢，孔子的貢獻在在于“道”。

我們一聽到“道”，就會誤以為是道德。實際上，孔子的道，遠遠超出了道德的范圍，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就是儒家對君王的道的定義：“子之在上無道，據傲荒怠，貪戾虐眾，恣睢自用也，辟遠圣制，謷丑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下不惠民，徵斂無期，求索無厭，罪殺不辜，慶賞不當。”

這哪里是道德？而是一部完完整整的行為規范，其完整度，細膩度，是可以比擬的。

事實上，孔子的道，和摩西十誡，奠定了東西方2000年來人們行為規范的基礎，是名副其實的先王之法，習慣法，自然法。這也是為什么孔子與摩西能成為聯邦法院門楣上的偉大立法者。

然而，我在網上也曾經看到，有些朋友質疑：為什么是孔子，而不是商鞅？商鞅作為法家，是中國歷史上名副其實的立法者。其原因，并非因為商鞅比孔子晚一些，而是因為商鞅的法律體系。

“法”字的含義，實際代表的公正的分辨是非曲直。而西方法律的形象也同樣永遠離不開一架天平。所以，法，無論是成文法，還是自然法，習慣法，都必須建立在公正的基礎上，至少說，是那個時代的公正基礎上。所以，商鞅沒有入選，而索倫之前的眾多立法者，也同樣沒有入選。

索倫在歷史上做的最終要的貢獻，就是梭倫改革。通過對前世留下的法律進行全面的改革，廢除大量殘暴的法律，是法律重新建立在相對公正的基礎上，從而奠定了自己“偉大的立法者”的地位（但不是最早的）。

而商鞅呢？我們只要從他的作品《商君書》中的一段話，就可以了解商鞅立法的實質。“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君書》之《弱民篇》。單憑這篇作品，就足以將商鞅踢出“偉大的立法者”的行列了。

說到這里，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為什么我們幾千年來，把法的定義，固化在成文法上面，而完全忽視了習慣法，自然法的內涵呢？

這里面的根本原因（和道德無關，前面說過，道，不是道德）在于成文法與習慣法的關系。任何一部成文法，都應該建立在習慣法的基礎上，成文法，是對習慣法的一種固化的，強制性的表述，當成文法脫離自然法，違背自然法時，結局只有兩個：

1、主動修改成文法以符合社會習慣的變化。

2、爆發革命推翻統治者，然后重新制定符合習慣法的新成文法。

如在東周時期，奴隸殉葬還是存在的，但是隨著時間的發展，人們對殉葬制度越來越不能接受，社會的習慣法發生了變化，體現在成文法上，就是把殉葬視為犯罪。

這樣的變化，在人類歷史上發生的太多了，像廢除奴隸制，反種族歧視等等，都是這種變化的體現，而黃俄的法律則完全背離了這一規律，背離了習慣法，如沒收地主，資本家財產，使官府的搶劫合法化。都是與自然法，習慣法，極其違背的。

因此，古代王朝就需要盡最大努力，弱化自然法的地位。讓大家以為，只有他們制定的法律才是至高無上的，百姓無權過問。同時，對傳統的文化，道德，行為規范，進行大規模的歪曲，抹黑，批判，說到底，就是為了愚民，以此，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我們看看梭倫改革的內容，就知道他為什么是偉大的立法者了：

1.廢除債務奴隸制；

2.廢除德拉古制定的殘酷法律，只保留關于謀殺的部分；

3.按財產的擁有量將公民分為4個等級，其政治權力按照財產來決定；

4.恢復公民大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各等級公民均可參加；

5.在貴族會議之外設立四百人會議管理國家，前三等級公民均可入選；

6.建立公民陪審法庭，有無財產的公民都可參加。

要考慮時代，梭倫是和孔子同一時代的人，在那個時代，這個制度無疑是先進而公正的。所以，自然法是會隨著時代變化的。有些古老的法律，現在看是落后而野蠻，但在這個制度建立之前卻存在著更野蠻的風俗，那些古老的法律在當時是人道而先進的。

孔子為什么是偉大的立法者呢？因為他為中國傳統社會確立了元規則，作為統治者，必須合道統，這個道統就是仁義道德。作為民眾，你要知禮，所謂知禮就是要守秩序，要忠孝仁愛，要知道分寸，也就是儒家說的中庸之道。孔子是中國前兩千年的立法者，中國道統的開創者。

最后再舉一例說明，儒學句解：

“刑不上大夫：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牦纓，盤水加劍，茍請自裁”——

意思就是，士大夫犯了罪，不要等到有司拿辦，罪過輕，就自負請罪，罪過重，就穿上白衣，拿上寶劍，到河邊自裁吧。如日本鐵路事故，社長自殺；韓國沉船，校長自殺，都屬于典型的刑不上大夫。

“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

意思就是平民百姓，整天要忙于生計，就不要求全責備其禮儀是否完備了。

對于一些儒學觀念和古代法律，我們存在太多的誤解。近代以來關于儒學的爭論太多太多，卻都過于極端。面對傳統文化，應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非一概否定。很多古老的學說觀念，只要解釋清晰、理解正確，就會發現：這些觀念，即使放到現代社會來看，也是難能可貴的。

一個時代的成功，不只在于對舊秩序的破壞，更在于建構之舉。歷史的真實不是“不破不立”，而是“不立不破”。正如法學學者翟志勇所說：“思想家可以天馬行空神游八極，但大立法者必須附身于大地之上，觸摸現實的困境，回應當下的問題，將思想建構為可行的新秩序。”

而如今，作為塑造了中國兩千年法統的儒學，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適應新的時代。用現代觀念，從大歷史的視角，從大立法者的視角，重新思考儒學與法律，對于當今社會的轉型問題，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為此，先知書店誠摯推薦馬勇《儒學三千年》+翟志勇《公法的法理學》：前者用現代觀念重新梳理儒學歷史，填補了“大眾儒學史”的空白，為讀者揭開三千年中國政治與文化的密碼；后者帶著濃烈的問題意識，探討法律的不同維度——哲學之維、社會之維、主權之維、政體之維、認同之維等，并不斷回到中國歷史的情境，以此思考公法制度建構的思想基礎和研究范式。兩本書均為作者簽名版，數量有限，識別下圖二維碼，即可一并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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