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調查丨東京審判80年 日本軍國主義潛滋暗長

新華社東京/北京5月4日電　新聞調查｜東京審判80年　日本軍國主義潛滋暗長

新華社記者郭丹　陳澤安　丁汀

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對日本28名甲級戰犯進行第一次公開庭審。東京審判歷時兩年多，對日本軍國主義進行了有力清算。而今，80年過去了，白紙黑字記載的侵略罪行，卻被日本右翼勢力一點點稀釋甚至美化。日本軍國主義陰魂不散，已成為一個令人警惕的現實危機。

日本戰犯被釘上歷史恥辱柱

1946年5月3日，由中、美、英、蘇、法、澳、荷、菲等11國法官、檢察官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舉行第一次公開庭審。法庭對策劃、發動和實施侵略戰爭負有領導責任的甲級戰犯進行審判，而具體實施大規模虐待、屠殺戰俘和平民等的乙丙級戰犯由中、美、英、蘇等國各自審判。

東京審判現場（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在法庭上，曾任內閣總理、陸軍大將的“戰爭狂人”東條英機、南京大屠殺首惡松井石根、九一八事變策劃者板垣征四郎、日本侵華頭號間諜土肥原賢二、提出滅亡中國“廣田三原則”的日本前首相廣田弘毅、“緬甸屠夫”木村兵太郎、日本“法西斯主義之父”大川周明等28名甲級戰犯無一例外地妄稱自己“無罪”。

然而，正義不會缺席。經過兩年多的審判，除2人病死、1人精神不正常之外，25名被告均被判有罪，其中東條英機、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等7名戰犯被處以絞刑。

“東京審判是歷史上用時最長、規模最大的一次國際審判。共開庭818次，受理證據4336份，419名證人先后出庭作證，779人書面作證。審判記錄達48412頁，判決書達1231頁。”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管建強對記者說，“東京審判是嚴格依照《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以及由此制定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等文件，用鐵一樣的證據證明這些戰犯的累累罪行，絕非日本右翼口中‘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審判。”

“東京審判首次在國際層面系統闡釋并認定‘反和平罪’，將策劃、發動和執行侵略戰爭定義為犯罪行為，個人亦需承擔責任。‘反和平罪’的定義還直接影響《聯合國憲章》條款的擬定。它與紐倫堡審判一起共同奠定二戰后的國際秩序，為避免爆發新的世界大戰發揮重要作用。”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教授約瑟夫·格雷戈里·馬奧尼對記者說。

日本近代史學者、上海交通大學副研究員石田隆至告訴記者，東京審判有幾個重要議題。首先是確立了日軍戰爭罪行的起點是1928年日本在中國東北制造皇姑屯事件，而不是1941年爆發的太平洋戰爭。其次，南京大屠殺被作為一個獨立單元審判，讓日軍暴行曝光于天下，與之并稱為日軍“遠東三大戰爭暴行”的“巴丹死亡行軍”“緬甸死亡鐵路”等慘案也一起被公之于眾。

1946年3月，由中國檢察官向哲濬、美國檢察官莫羅、副檢察官薩頓、顧問裘劭恒組成的國際檢察局在華調查日軍罪行。他們撰寫的《來自中國的報告》，詳細揭露侵華日軍在華實施的南京大屠殺、細菌戰、逼迫中國人種植鴉片等罪行。他們還動員相關證人到東京出庭作證，為將東京審判辦成鐵案付出了巨大努力。

“東京審判之前，日本民眾受戰時管控影響，對南京大屠殺等歷史真相并不了解。正是通過審判，徹底揭開南京大屠殺的真相，讓日本民眾了解到侵略戰爭的實情和日軍的暴行，這意義重大。”日本明治大學客座研究員纐纈厚說。

美國庇護致清算不徹底

“雖然東京審判有重大歷史貢獻，但也有不完美之處。”石田說，“東京審判后期，美國出于冷戰及自身政治需要匆匆結束了國際法庭的工作。日軍在中國戰場上使用生化武器、實施細菌戰、在抗日根據地實施‘三光’掃蕩、強擄中國戰俘與平民做勞工等大量罪行均未被徹底追究。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日本關東軍防疫給水部隊（731部隊）頭目石井四郎等也躲過清算與懲罰。這就讓日本一些右翼勢力心存僥幸，為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留下了空間。”

馬奧尼說：“東京審判中未對負有戰爭統帥責任的裕仁天皇進行審判，日本早期對朝鮮半島（1910年起）和臺灣地區（1895年起）的殖民侵略也被忽視，一些參與對外侵略的日本文官也未受到懲罰。這為戰后亞洲秩序埋下隱患。”

1948年12月23日凌晨，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甲級戰犯在東京巢鴨監獄被送上絞刑架。而岸信介等大批重要戰犯次日被從巢鴨監獄釋放或減刑。

東京審判現場（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1952年日本在法律上恢復國家主權時，“日本政府即對外宣布，因戰爭罪被判刑的罪犯，是被占領時期迫不得已的產物，不算真正意義上的罪犯。也就是說，日本從一開始，就否認東京審判的結果。”石田說。

此后一些戰犯又官復原職，而岸信介則搖身一變成了日本首相。他不僅在任內竄訪臺灣，還支持蔣介石“反攻大陸”。1964年其胞弟佐藤榮作擔任日本首相，繼續奉行右翼保守路線，于1971年與美國簽署《日本國與美利堅合眾國關于琉球諸島及大東諸島的協定》，將琉球群島的行政管轄權歸于日本。也是在1971年，曾關押日本戰犯的巢鴨監獄被拆除，改建成毫無歷史痕跡的商業綜合體——“太陽城”。

石田說：“‘不讓后世知道日本的侵略歷史，不讓后代背負前人的罪責’是日本右翼秉持的理念。拆除巢鴨監獄，正是想徹底銷毀歷史遺跡，掩蓋日本發動過侵略戰爭、經歷過國際審判、甲級戰犯被處以絞刑的丑惡歷史。而取名‘太陽城’，或與日本國旗相關，暗含太陽升起、日本將再度崛起之意。”

這座60層高的大樓建成后成為當時的亞洲第一高樓，眾多游客紛至沓來，大量年輕人在此聚集。而高高的“太陽城”下，日本黑暗、血腥、罪惡的歷史被掩蓋。

警惕軍國主義陰魂復活

“如果說拆除歷史遺跡是一種悄無聲息的表態，那1978年將甲級戰犯供奉至靖國神社則是日本右翼勢力對東京審判、對國際公理的公然挑釁。”管建強告訴記者，日本右翼分子特意選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生效前夕將甲級戰犯供奉至靖國神社，還隱含著企圖通過和平條約讓中國徹底放棄對日本追責、讓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的妄念。

今天的靖國神社游就館內，否認南京大屠殺、歪曲皇姑屯事件和盧溝橋事變的展板赫然在列，這些荒謬歪理與當年日本戰犯在東京審判法庭上的狡辯完全一致。“東京審判中日本戰犯的歪曲史觀正是‘靖國史觀’的源泉。”石田一針見血地指出。

多年來，日本右翼勢力不斷通過參拜靖國神社等活動表達對軍國主義戰犯的尊崇，其否認史實、妄圖推翻東京審判裁決、為日本戰犯翻案的野心昭然若揭。數十年來，他們系統篡改歷史教科書，組織學生、自衛隊隊員到靖國神社“學習參觀”，對其洗腦，為侵略歷史洗白。

2024年，日本海上自衛隊退役將領大冢海夫出任靖國神社宮司（最高責任人）。隨后，前陸上自衛隊幕僚長火箱芳文出任靖國神社決策機構核心成員。他公然揚言：“靖國神社是‘我們的精神歸宿’，自衛隊員應該為‘戰死’而準備。”

高市早苗成為日本首相后，日本更是在強軍備武的道路上狂奔。大增防衛預算，推動修改和平憲法，松動“無核三原則”、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一系列行動不斷加劇地區緊張。日本自衛隊官員村田晃大持刀強闖中國使館、自衛隊艦船出現在臺灣海峽等惡意挑釁行為接連發生。日本還宣稱要修改自衛隊“官階”名稱，恢復二戰結束前日本軍隊的“大將”“大佐”稱謂。一系列操作表明，高市內閣想讓日本軍國主義的陰魂徹底復活。

纐纈厚說：“日本重新用軍國主義思想武裝自衛隊的動向已非常明顯。作為一名研究文官統治的學者，我認為，如今的日本自衛隊已不受文官統治了!”

回首二戰，日本就是在軍隊“暴走”、不受文官管控之后徹底踏上軍國主義道路的。殷鑒不遠，不可不察。任何人、任何勢力如果企圖為侵略翻案、復活軍國主義，必將再次被押上歷史的審判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