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軍七個副司令，六個都風光無限，唯獨他被冷落到底

1955年授銜結(jié)束以后，志愿軍那七個副司令員的命運，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子。

鄧華、洪學智、韓先楚、楊得志、陳賡、楊勇，這六個人要么繼續(xù)在一線掌兵，要么在中央身居要職。

只有一個人，戰(zhàn)后直接被調(diào)去了軍事科學院當副院長，從此再也沒回到過核心崗位。這個人叫宋時輪。

要搞清楚宋時輪為什么會這樣，得先看看他在朝鮮到底干了什么。

抗美援朝開始的時候，志愿軍的副司令員一共有七個。鄧華是第一副司令員，實際指揮了第一次到第四次戰(zhàn)役。

洪學智管后勤，把那條打不爛炸不斷的鋼鐵運輸線給撐了起來。韓先楚帶著部隊從南方打到北方，解放海南島、打抗美援朝，場場硬仗。

楊得志后來當了總參謀長，楊勇在西南鎮(zhèn)守多年，陳賡更不用說，大將里頭都是頂尖的人物。

這六個人，哪個不是戰(zhàn)功赫赫？哪個不是被中央委以重任？

唯獨宋時輪，1955年以后就去了軍科院，再也沒回到過野戰(zhàn)部隊的核心位置。

很多人覺得奇怪，宋時輪的資歷不比這幾個人差，打仗也不含糊，怎么就被邊緣化了？

答案就藏在長津湖那一仗里。

宋時輪是湖南醴陵人，1907年生的。他小時候家里窮，母親去世得早，從小性格就倔，不服輸。

年輕的時候練過武術(shù)，身體底子好，后來投身革命，打了一輩子仗。

他這個人有個特點，特別擅長打防御戰(zhàn)和阻擊戰(zhàn)。

國民黨軍隊里都知道，宋時輪守的陣地，炮彈砸上去人都不動，所以有個說法叫"排炮不動，唯有十縱"。十縱就是他帶的部隊。

1950年10月，宋時輪帶著第九兵團入朝。第九兵團下轄三個軍，其中就包括后來在長津湖打出驚天一戰(zhàn)的二十軍和二十六軍。

出發(fā)之前，毛主席專門找他談了話，反復(fù)叮囑：美國人不好打，千萬別輕敵。宋時輪嘴上答應(yīng)得好好的，心里也確實重視。

但問題出在具體執(zhí)行上。第九兵團原本在江浙一帶駐防，接到命令后緊急北上。

部隊從南方調(diào)到東北，氣候條件完全不一樣。東北那時候已經(jīng)入冬了，零下三四十度，但第九兵團的過冬裝備根本沒來得及配發(fā)。

很多戰(zhàn)士穿的還是南方的薄棉衣，腳上蹬的是膠鞋，連棉鞋都沒有。

就在這種情況下，宋時輪率部進入長津湖地區(qū)，準備圍殲美軍。戰(zhàn)斗打得確實慘。

二十軍和二十六軍在極端嚴寒下跟美軍王牌部隊交手，付出了巨大代價。

有一個連隊的戰(zhàn)士全部凍死在陣地上，保持著戰(zhàn)斗姿態(tài)，后來被人發(fā)現(xiàn)的時候已經(jīng)成了冰雕。

這件事震驚了全世界，也讓宋時輪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更要命的是事后的處理。長津湖戰(zhàn)役結(jié)束后，出現(xiàn)了嚴重的非戰(zhàn)斗減員，大量戰(zhàn)士不是死在戰(zhàn)場上，而是凍死凍傷的。

這本來是一個需要認真總結(jié)的問題，但宋時輪在向上匯報的時候，把主要責任推給了二十六軍軍長張仁初。

他說是張仁初指揮不當，才導致部隊損失這么大。

這話傳到毛主席耳朵里，主席直接發(fā)了電報，措辭非常嚴厲。毛主席的意思很明確：你宋時輪是兵團司令員，部隊沒穿暖就上了戰(zhàn)場，這個責任首先在你，不在下面的軍長。你把鍋甩給別人，這不是一個高級指揮員該干的事。

這件事之后，宋時輪在中央的印象就變了。不是說他不會打仗，長津湖那一仗打得確實艱苦，部隊也確實英勇。

但作為一個兵團級的指揮官，出了問題不敢擔責，反而往下推，這在毛主席看來是不可接受的。

1955年授銜，宋時輪被授予上將軍銜。

這個軍銜對他來說不算低，但跟他同級別的那幾個副司令員比，差距就出來了。

鄧華是上將，但后來當了副總參謀長。洪學智也是上將，后來當了總后勤部長。韓先楚是上將，后來當了國防部長。

宋時輪呢？去了軍科院當副院長，這個崗位雖然也重要，但跟一線指揮完全是兩回事。

后來的幾十年里，宋時輪一直在軍科院搞研究，寫了不少軍事理論方面的文章。1980年他正式退下來，晚年主要做學問。1991年9月17日，宋時輪在上海去世，享年八十四歲。

回頭看他這一輩子，打仗確實是把好手。從紅軍時期到抗日戰(zhàn)爭，再到解放戰(zhàn)爭和抗美援朝，他幾乎沒歇過。

但長津湖那件事，成了他一輩子繞不過去的坎。

不是因為他打得不好，是因為他在該擔責的時候選擇了推卸。

毛主席那通發(fā)火，火的不是仗沒打好，火的是一個老革命不該有這種做派。

七個副司令員，六個都繼續(xù)被重用，只有宋時輪一個人被調(diào)到了二線。

這事說起來讓人唏噓，但仔細想想，也不冤。戰(zhàn)場上可以不怕死，但出了問題得敢認。這一點，宋時輪沒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