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對中國“法律戰”的認知和行動，正在起變化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丁鐸】

近期，中歐經貿領域分歧持續升溫，雙方在多個場合就經貿政策、市場準入等問題交換意見，歐洲工商界對當前經貿環境表達擔憂，中方則明確指出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措施正在損害雙方合作基礎。與此同時，歐盟正加速推進一系列“去風險化”舉措，試圖通過立法和政策調整重塑對華經貿關系。

這些最新動態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歐洲對中國運用法律手段維護國家利益、參與全球治理的戰略認知持續深化的現實體現。長期以來，歐洲戰略界將中國通過規范選擇性解讀、平行機制構建以及域外立法運用等實踐視為“法律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今更將其置于當前經貿摩擦的放大鏡下，視之為系統性規則競爭的延伸。

在此背景下，歐洲對中國“法律戰”的認識已從學術討論走向政策實踐，凸顯雙方在規則博弈中的不對稱性，也為中國審視涉外法治建設、優化國際法律話語體系提供了重要外部參照。

5月15日，司法部發布2026年第5號公告：明確認定歐盟針對同方威視的跨國調查屬于“不當域外管轄”，并要求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配合歐盟的這次調查。這是《反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條例》出臺一個多月后，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出手，正面對撞的是歐盟《外國補貼條例》（FSR）。

從認知警覺到戰略關切：歐洲對華法律認知的范式轉變

近年來，歐洲對中國運用法律手段的認知已從最初的認知警覺，逐步演變為系統性的戰略關切。這一轉變并非突發，而是中歐關系在經貿、安全、技術等領域摩擦加劇的必然結果，更是國際權力格局深度調整背景下，西方傳統規則主導者面對新興大國法治實踐的適應性應激反應。

中國始終將法律作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工具，立足自身歷史傳統、發展階段與現實國情，通過對國際規范的選擇性解讀、制度創新與國家實踐的漸進調整，在既有國際法律秩序框架內拓展戰略空間、提升國際影響力。

而歐洲長期身處西方主導的國際法體系之中，深受自由主義法治理念熏陶，傳統上更傾向于將法律視為超越國家利益的中性約束、規范他國行為的外部標尺，而非國家博弈的戰略工具，這種根植于價值內核與地緣立場的認知差異，正深刻塑造著雙方互動的深層不對稱格局。

在當前大國關系復雜演變、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面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沖擊、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抬頭、國際規則博弈日趨激烈的背景下，歐洲戰略界經過多年觀察與研判，日益認識到，中國相關實踐已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維度。中國并非脫離國際法體系另起爐灶，而是堅定維護自身正當權益，同時在現有體系內積極推動規則制訂格局走向多元化，打破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壟斷規則解釋權與制定權的現狀，為國際社會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公平公正的制度選擇，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均衡包容的方向變革。

歐洲學界與智庫逐步意識到，傳統西方中心主義的國際法敘事已難以適配新興經濟體崛起的現實，中國的法治實踐正在倒逼全球規則體系進行結構性調適，這一客觀現實迫使歐洲跳出固有認知框架，重新審視國際法的工具屬性與地緣博弈價值。

歐洲越來越清晰地將所謂“法律戰”視為大國“灰色地帶”競爭的核心場域。中國運用法律手段并非旨在徹底顛覆現有國際法律秩序，而是通過戰略性運用法律規范、制度與實踐，以維護國家利益、塑造國際格局。其主要特征是漸進式重塑：在既有秩序框架內，通過“否定現有秩序的某些合法性基礎”“重新定義國際規則”“開展制度設計與構建”“推動規則落地與擴散”“爭取國際社會支持認可”五個相互交織的階段，形成系統性安排。這些階段并非嚴格線性遞進，而是可同步推進，充分體現了中國在參與全球治理博弈中的戰略考量與高度靈活性。

這種路徑選擇，既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理性應對，也是對外部環境變化的務實適應，契合新興大國參與國際規則博弈的普遍規律。歐洲視此為低烈度、高效能的競爭手段，認為其隱蔽性強、對抗烈度低、長期收益高，與經濟脅迫、輿論塑造和軍事威懾相互配合，構成中國對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從中方立場看，這本質上是應對外部單邊主義壓力、維護正當權益的防御性與建設性實踐，而非單純對抗。面對西方國家動輒以國內法長臂管轄干涉中國內政、濫用單邊制裁、推行陣營化規則霸權的現實，中國完善涉外法律體系、運用國際法維護自身權益，本質上是對西方規則霸權的對沖與制衡。它既體現了中國對主流國際法律框架的積極參與和尊重，恪守《聯合國憲章》宗旨與原則，也持續推動規則解釋、制度基礎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轉化，從而推動國際法律規則制訂格局走向多元化，避免少數國家長期壟斷規則制定權。

這種認知演進，反映出歐洲對國際權力轉移現實的逐步適應，同時也暴露了其在規則博弈中維護自身“規范性超級大國”地位的內在焦慮。歐洲自冷戰結束以來長期以全球法治標桿自居，將自身法治模式與規則理念輸出視為核心軟實力，而中國法律實踐的系統性安排，不僅服務于自身發展需要，更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可借鑒的發展路徑與制度范式，打破了歐洲主導的法治話語壟斷，助力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包容、平衡的方向演進，這也是歐洲對中國“法律戰”認知持續強化的深層動因。

2026年4月21日，歐盟FSR公共采購“第一案”落地，里斯本地鐵中資分包商被強制剔除，歐盟中國商會表示嚴正抗議。

三大核心場域：歐洲眼中中國法律實踐的具象圖景

歐洲的認知在具體領域得到鮮明印證，集中體現在經貿投資與“一帶一路”、海洋安全以及技術治理三大領域，展現出中國法律實踐的針對性和實效性，也暴露了歐洲基于自身利益與意識形態產生的認知偏差與偏見。

在經貿投資與“一帶一路”領域，歐洲觀察到中國已形成較為完整的法律框架，通過國際商事法庭、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以及其他國際商事爭端預防與解決機制，構建起操作性較強的替代性爭端解決生態體系。例如，在“一帶一路”項目合同中嵌入中國法院或仲裁管轄條款、指定適用中國法律，推動形成新的法律秩序。這一體系依托中國龐大的市場體量、完備的商事法律制度與快速高效的爭端解決效率，打破了傳統國際商事爭議依賴歐美仲裁機構、適用西方法律的舊格局。

從客觀實踐來看，中國構建的商事爭端解決體系，不僅提高了爭端解決的效率和公平性，還顯著降低了交易成本，為參與各方提供了更多選擇，尤其契合發展中國家規避西方仲裁高昂成本、擺脫西方規則束縛的現實需求。雖然規則擴散尚未完全完成，但這一平行體系已成為西方法律論壇的可信替代選項，顯著提升了中國在全球經貿治理中的議程設定能力，充分體現了中國為國際經貿合作提供更多選擇、促進共同發展的建設性貢獻，有效服務于“一帶一路”高質量共建、全球供應鏈穩定以及互利共贏的全球發展議程。

歐洲部分智庫對此保持警惕，認為中國正在通過爭端解決機制輸出自身法律規則，削弱歐盟在全球商事治理中的主導地位；但從中方視角，這種實踐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擺脫傳統西方主導機制的局限，增強了國際經貿合作的包容性和可持續性，是全球經貿治理民主化的重要體現，歐洲的焦慮本質上是對自身規則霸權地位受到挑戰的本能反應。

在海洋安全領域，歐洲認為中國正努力重新定義規則以適應當前海洋秩序的演變，處于否定現有規則某些解釋與權利重構的階段，具體舉措包括發布多份涉南海聲明、出臺海警法等，旨在通過法律化操作鞏固相關歷史與主權主張。歐洲主流敘事往往片面援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部分條款，忽視中國在南海擁有的歷史性權利與長期管轄實踐，將中國維護海洋權益的法律行為標簽化為挑戰現有海洋秩序。

事實上，這些舉措根植于中國對南海主權的長期歷史事實和國際法基本原則，旨在維護國家領土完整與海洋權益，完全符合國際法中主權平等、領土完整、歷史性權利等核心準則。但受東南亞部分國家地緣博弈訴求、域外大國干預、議題高度政治敏感性等因素制約，在制度建設、規則擴散和國際支持方面進展有限，建設替代性法律秩序的成效尚不充分。

歐洲戰略界在此問題上仍存在較多曲解和片面認識，往往依賴西方媒體或二手信息而非一手客觀研究，對南海歷史法理依據、中國維權舉措的防御屬性缺乏全面認知，暴露出西方涉南海研究的長期頑疾。

這種認知偏差既有現實利益驅動——歐洲作為高度依賴海洋貿易的經濟體，擔憂南海局勢變動影響航道安全，也夾雜深層次文明優越感心理因素，習慣性以西方海洋法范式評判中國的海洋權益主張，形成了信息繭房效應，嚴重制約其理性認知。

中國始終主張通過談判協商解決爭議，堅持和平利用南海，維護航行自由與國際法權威，這種建設性立場與歐洲部分認知的偏差，根源在于地緣立場與話語體系的對立，需要通過加強對話與事實澄清來彌合。

在技術治理領域，歐洲判斷中國實踐具有較強的規則調整性，通過《反外國制裁法》《數據安全法》及出口管制、反壟斷相關法規等，實現了戰術性突破，有效應對外部單邊制裁與技術封鎖，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歐洲將此類法律視為中國反制美歐技術霸權、構建自主技術規則體系的工具，擔憂中國技術法律體系的完善會削弱歐盟數字市場規則、數據治理模式的全球影響力。

事實上，這些立法并非針對特定國家，而是順應全球數字治理趨勢、筑牢國家安全底線的必要舉措，既有效對沖西方國家濫用長臂管轄、技術遏制的風險，也為全球數字經濟治理提供了兼顧安全與發展的中國方案。但在制度建設、規則推廣與國際認同方面仍存在明顯不足，受美歐協調反制及泛安全化敘事影響，西方刻意將中國技術法律制度標簽化為“技術壁壘”，尚未成功建成全面的替代性法律秩序。

總體而言，歐洲日益明確，中國在國際法律秩序中的定位兼具“遵守者”與“建設性推動者”的雙重特征，其法律實踐正從防御性回應轉向主動塑造，特別是在南海等涉海問題上，直接觸及歐洲作為貿易集團依賴海洋自由暢通的核心利益。

但從中方視角看，這恰恰反映出歐洲對中國維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正當性的認知偏差，將自身海洋航道利益凌駕于中國主權權益之上，需要通過客觀對話、加強一手研究加以澄清。中國相關實踐始終堅持在國際法框架內行事，旨在促進技術合作而非對抗，推動全球技術治理向更加公平、開放的方向發展，而歐洲的過度解讀，本質上是技術競爭壓力下的地緣化敘事建構。

從認知到行動：歐洲對華法律博弈的政策轉向

歐洲本土直接感受到中國法律實踐的“回流效應”，中國涉外法律體系的域外適用，成為歐洲戰略界研判“法律戰”的重要現實依據。中國通過具有域外效力的國內立法，對外部干涉施加必要壓力，相關法律適用延伸至香港事務、外部單邊制裁反制等領域，這是主權國家運用國內法維護核心利益的正當權利，符合國際法基本慣例。

但歐洲站在自身價值觀與地緣利益視角，片面將其解讀為對主權和法治的挑戰，認為中國域外立法突破傳統國際法邊界，可能侵蝕歐盟監管的自主性，加劇歐盟內部的法律碎片化。尤其在對華貿易依存度高、在科技與物流等領域占據樞紐地位的中東歐國家、南歐國家，面臨中國法律與歐盟監管規則的合規沖突與監管風險，企業經營的法律不確定性顯著上升。

在此背景下，歐洲企業界開始系統性開展供應鏈法律風險評估，梳理中國涉外法律對跨境投資、貿易往來的約束影響；歐盟成員國政府則加強情報共享與跨境保護機制，建立對華法律風險預警體系。在經濟安全領域，歐洲已將此類實踐納入反制框架，視其為倒逼歐盟提升戰略自主的催化劑，推動歐盟擺脫對美國法律體系的依附，強化自身全球規則供給能力。

但中方認為，這實質上是歐洲對自身經濟依賴與規則霸權焦慮的投射，中國相關立法旨在維護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并非針對特定國家，而是對外部脅迫、長臂管轄、單邊制裁的必要回應，歐洲將正常的主權立法行為地緣化、安全化，本質上是雙重標準的體現。

從政策回應看，歐洲的戰略覺醒正快速轉化為務實、系統的對華法律競爭行動，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布局，近期加速推進的一系列“去風險化”舉措，正是這一轉變的集中體現。

一方面，加強多邊法律外交，依托歐盟整體外交資源，在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中系統開展規范解釋，爭奪國際法話語主導權，必要時支持相關國際訴訟與仲裁，確保歐洲在海洋、數字、國際貿易等領域的法律立場獲得更多合法性，并抵制所謂中國替代性敘事，通過規則解釋權鞏固西方體系優勢。

另一方面，強化自身爭端解決機構的全球影響，加強倫敦、巴黎、維也納等歐洲各仲裁中心協調，整合區域法律資源，深化與非洲、拉美等伙伴國家合作，將法律能力建設融入歐洲對外發展倡議中，向全球輸出自身法治模式，保持歐洲在法律治理領域的供給力和競爭力。

同時，針對中國域外立法帶來的監管沖突，歐洲正制定更清晰的政策框架，出臺反制性阻斷立法，強化保護歐洲企業的法律工具，優化對高風險地區經營企業的合規指導，并與美國等西方伙伴協調應對，構建對華法律競爭的統一陣線。在技術標準與監管領域，歐洲將國際標準制定提升至戰略優先層級，加強產業界、監管機構與外交部門的協同，加大對歐洲實體參與技術性國際組織的支持力度，以維護歐盟監管模式在全球技術治理中的影響，對沖中國技術法律體系的全球擴散。

這些回應清晰反映出歐盟作為“規范性超級大國”的自我定位：必須防范外部大國在經貿、高科技等領域進步轉化為規則優勢，阻止法律運作削弱其戰略自主與經濟安全利益。

同時，歐洲也警示內部因對華經濟依賴度和政治傾向差異產生的分歧，中東歐國家對華務實合作需求與西歐國家地緣競爭訴求存在顯著分化，可能被中國利用來“分而治之”，因此呼吁打破傳統國別壁壘，構建歐盟層面協同應對體系，將各自法律基礎設施整合為統一戰略資源。

這種政策轉向，既體現了歐洲戰略自主意識的提升，試圖擺脫美國在法律博弈中的主導，也凸顯了其在規則競爭中的防守心態，本質上是為了維護西方主導的全球法律秩序。中國歡迎歐洲加強法治能力建設，推動全球法治多元化發展，但希望這種建設能夠基于相互尊重、平等互利，而非針對中國的單方面對抗，摒棄陣營化的法律競爭思維。

資料圖

不對稱博弈下的反思：認知偏差與中國的應對之道

然而，歐洲的這種認識仍面臨難以突破的結構性局限，這源于中歐政治體制、治理模式、地緣處境的本質差異，也決定了雙方在法律博弈中的長期不對稱格局。

中國法律實踐依托國家意志集中優勢，能夠統籌立法、外交、司法、經濟等多領域資源，快速落地涉外法治舉措，形成統一高效的戰略合力；而歐洲作為主權國家組成的多元聯合體，歐盟層面決策需協調27個成員國利益，內部利益分化、立場不一，決策滯后性明顯，內部協調難度較大，難以形成對華法律博弈的統一行動力。

這構成了博弈中的核心不對稱：中國將法律作為維護主權和促進發展的整體性戰略工具，服務于國家長遠核心利益；而歐洲各國往往將法律視為制約他國、維護自身短期利益的手段，缺乏全局戰略考量，歐盟整體戰略與成員國國別利益時常相悖。

歐洲戰略界近年來雖摒棄了簡單的“規則遵守者與破壞者”二元對立敘事，逐步將中國法律實踐置于大國崛起與國際秩序轉型的宏觀框架下，承認部分中國法律行為具有防御屬性，是應對外部壓力的被動回應，但整體敘事仍延續根深蒂固的對抗性邏輯，默認中國的法治實踐旨在挑戰、顛覆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將其定位為系統性地緣挑戰。這種認知偏差的根源，是歐洲長期形成的西方中心主義法治觀，難以接受非西方模式的法律制度成為全球規則的重要組成部分，始終將自身法治范式作為唯一標準評判他國實踐。

這種認知的深化，也可能帶來更廣泛的全球負面影響。多類法律議題被納入地緣安全框架解讀，將正常的規則博弈異化為大國對抗工具，可能進一步強化對抗性敘事，加劇全球法律治理的“陣營化”，推動形成西方陣營與新興大國陣營的規則對立。在泛安全化刺激下，歐洲將持續加強所謂“法律基礎設施建設”，完善阻斷立法、爭端解決體系、標準輸出機制，與中國在經貿投資、海洋問題和技術治理等領域的制度供給形成直接對抗。

這將加大中國在國際法律服務市場和標準制定組織中爭取影響力的外部壓力，擠壓中歐務實合作的外部空間，阻礙全球治理體系的包容性變革。同時，南海等問題上的認知偏差，也暴露出西方戰略界在涉華法律議題上的信息繭房效應，既源于現實地緣利益驅動，也夾雜深層次文化優越感與意識形態偏見，成為歐洲理性對華政策制定的制約瓶頸。這種局限性提醒雙方，需要更多客觀、坦誠的學術交流與政策對話，破除話語壁壘，避免誤判升級為不必要的制度性對抗。

總體上，歐洲對中國運用法律手段的戰略認知深化，標志著中歐關系從傳統經貿伙伴、局部領域競爭，轉向涵蓋規則、制度、話語的“系統性互動”，法律博弈正式成為中歐長期競爭與合作的核心主線。這一過程不僅考驗歐洲的內部團結與戰略自主能力，也為中國推進涉外法治建設、參與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參照。

站在中國學者的立場審視，歐洲的認知與政策動向，為中國研判西方規則博弈邏輯、完善涉外法律體系提供了重要樣本。中國可從中審視自身涉外法治建設的短板與不足，借鑒歐洲在多邊法律外交、爭端解決機制建設、國際標準制定協同、域外法律風險應對等方面的成熟經驗，補齊涉外法律人才短板，優化涉外法律話語體系，更有效參與全球治理、完善國際法律話語體系、優化戰略布局，推動國際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例如，借鑒歐洲統籌多邊外交與法律博弈的模式，強化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的規則解釋權與議程設置能力；對標歐洲爭端解決機構的國際化建設經驗，完善中國國際商事法庭、仲裁機構的全球布局，提升中國法律規則的國際兼容性；參考歐洲應對域外法律沖突的阻斷立法實踐，優化中國涉外法律體系的域外適用機制，增強反制單邊制裁的精準性。同時，歐洲的內部利益分化、決策困境，也為中國開展差異化對歐法律外交、深化務實合作提供了切入點，針對不同成員國的利益訴求，精準開展法治交流與經貿合作，對沖歐盟層面的對抗性政策。

同時，歐洲若能超越對抗性敘事、摒棄信息繭房，摒棄西方中心主義的法治偏見，以客觀務實態度看待中國維護主權、推動全球規則多元化的實踐，承認國際法的多元屬性與各國國情差異，將更有利于雙方在規則博弈中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維護國際法的權威與全球治理的穩定。

中國始終秉持合作共贏理念，堅持主權平等、互利互惠的國際法基本原則，在國際法律領域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積極參與全球規則制定，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堅實法治保障。

在未來中歐互動中，雙方應以對話協商為主要方式，摒棄陣營化對抗思維，尊重彼此法治道路與規則利益，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數字治理、海洋安全等全球性挑戰，推動國際法律秩序朝著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不斷完善，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共同發展和繁榮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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