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5日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傳出三次爆炸聲,霍爾木茲海峽沿岸的錫里克和賈斯克兩地也出現類似響動。據社交媒體上流傳的信息更為具體: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兩艘快艇遭美軍戰機襲擊,造成多人死亡。作為回應,伊朗方面向阿曼灣的美軍軍艦開火,美軍隨后對阿巴斯港以東區域進行了第二輪空襲,伊朗防空系統進行了反擊,但并未取得明顯戰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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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央司令部發言人蒂姆·霍金斯在聲明中確認了打擊行動。他將此次行動定性為“自衛打擊”,目標是伊朗導彈發射陣地和試圖在霍爾木茲海峽布設水雷的船只。一名美方高級官員事后告訴福克斯新聞,打擊行動已“暫時結束”,這些行動本質上是防御性質,并不意味停火被打破。
強制外交的典型案例
從國際政治學角度看,5月25日的打擊提供了一個分析“強制外交”這一工具的典型樣本。強制外交的核心邏輯在于,軍事行動并非戰爭的起點,而是談判的延續——它的目標是影響對手對成本和風險的判斷,從而使其在談判中做出讓步,而非追求軍事上的徹底勝利。
衡量一次軍事行動是否符合強制外交的邏輯,大致可以從四個維度來觀察:時機的選擇、規模的控制、信號的傳遞,以及與經濟工具的協同。
從時機上看,5月25日的打擊恰逢美伊談判進入關鍵階段。巴基斯坦、卡塔爾和伊朗官員當時正在德黑蘭進行密集磋商,試圖敲定一份由巴基斯坦斡旋的臨時協議。伊朗首席談判代表和外交部長同日已抵達多哈,與卡塔爾方面討論霍爾木茲海峽和核問題。美軍選擇在這一時間點出手,不是要在談判前制造混亂,而是在談判僵持時施加壓力——其行動的時間線與外交日程高度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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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行動的范圍被精確約束。美軍打擊的目標非常具體:兩艘正在布雷的革命衛隊快艇,以及一個對美軍戰機構成威脅的防空導彈陣地。這些目標全部位于阿巴斯港一帶,不涉及核設施、能源基礎設施或高層領導目標。行動結束后,美方立即通過多渠道強調“不打破停火”。這種精確的規模控制使得打擊行動本身成為一種可以隨時收手的信號,而不是推向全面戰爭的臺階。
美軍的這次打擊同時傳達出了多條明確的信息。對伊朗而言,任何試圖通過布雷等方式改變霍爾木茲海峽現狀的行為都會將遭到美軍的打擊。如果外交進展緩慢,戰場上的壓力隨時會重新出現。對地區盟友和全球能源市場而言,美國在軍事上仍然有能力在任何時刻對伊朗南部沿海目標實施精確打擊,航行秩序和安全保障不會失控。
這次打擊與美軍自4月以來對伊朗港口的持續封鎖形成了互補效應。霍爾木茲海峽是全球約兩成石油和天然氣運輸的通道,自戰事爆發以來這條水道幾乎完全關閉。美軍對伊朗港口的封鎖進一步切斷了德黑蘭的石油出口渠道。5月25日的有限打擊,則是定點清除掉伊朗在封鎖線上試圖打開的任何一個透氣孔,以確保經濟封鎖的完整性不會因為伊朗持續不斷的“拱卒”而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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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的行動與其說是一次孤立的軍事事件,不如說是美方在強制外交框架下一次標準的操作:打擊的觸發時機服務于談判節奏,打擊的烈度被約束在不破壞停火的范圍內,打擊傳達的信息明確而清晰,打擊的效果服務于經濟封鎖的持續施壓。
談判桌上的僵局:誰在拖延?
如果說軍事行動是強制外交的“硬手”,那么談判桌就是各方檢驗彼此意圖和底線的“軟戰場”。5月25日的打擊發生時,談判的進展并不像一些樂觀報道所描述的那樣接近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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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28日,美以聯合發動代號“史詩狂怒”的大規模空襲,打擊超過13000個目標,導致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身亡。這場軍事行動在38天內消耗了美軍大量彈藥,摧毀了伊朗約85%的國防工業基礎,但未能實現美方對伊朗政權體系的預期沖擊。4月8日,巴基斯坦斡旋下達的停火協議生效,此后的近兩個月里,各方在多個談判軌道上反復拉鋸,但核心分歧并未縮小。
華盛頓的核心要價一直明確:伊朗必須放棄高濃縮鈾庫存,必須限制其核計劃,必須確保霍爾木茲海峽的自由通行。國務卿魯比奧多次公開表示,伊朗“絕不能獲得核武器”。特朗普本人則在5月25日的社交媒體發文中提出,伊朗的濃縮鈾可以“現場銷毀”,也可以運往其他地點在國際監督下銷毀。
德黑蘭的態度同樣清晰。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繼任者穆杰塔巴·哈梅內伊)在5月21日批準的一項指令中明確要求,接近武器級的高濃縮鈾庫存必須留在伊朗境內,不得運出。伊朗官員告訴路透社,移出這批材料將增加伊朗遭受打擊的脆弱性。在更為根本的層面上,伊朗要求結束打擊、獲得安全保障、戰爭賠償以及對其在霍爾木茲海峽主權地位的承認。華盛頓拒絕了這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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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想要的不僅是贏,還要讓伊朗被看見是“被徹底擊敗”,而伊朗方面不可能接受這種結局。曾任奧巴馬和拜登政府伊朗談判代表的羅伯特·馬利也指出,任何政府都不能承受被視為“投降”的協議,不僅是伊朗,任何政府都是如此。這種情況已經限定了單純談判手段的極限。也因于此,談判必然成為軍事-外交復合型戰略博弈的一部分,任何緊盯談判桌的意圖都是極為危險的。
與此同時,一份雙方正在溝通備忘錄草案的主要框架正逐步浮出水面,根據Axios援引美方官員的報道,該備忘錄設計了一個60天的窗口期,在此期間霍爾木茲海峽將重新開放且免收通行費,伊朗可以自由出售石油,美國將解除港口封鎖并發放部分制裁豁免,雙方則在60天內就限制伊朗核計劃展開談判。但截至5月25日,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明確表示,核問題在當前階段的談判中不在討論范圍之內。而德黑蘭方面也否認了有關同意將高濃縮鈾運往國外或承諾十年內鈾濃縮不超過3.6%的報道,稱這些說法“完全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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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美伊雙方在一份關于停火和經濟松綁的短期安排上正在接近共識,但當觸及核計劃、導彈能力和地區代理人等根本性議題時,彼此立場幾乎沒有松動。每一方都在利用自己手中的杠桿等待對方先讓步,華盛頓靠的是軍事壓力和經濟封鎖,德黑蘭靠的是對霍爾木茲海峽的實際控制和鈾濃縮庫存。雙方都相信時間站在自己這一邊,而這一認知本身正是協議難以達成的根源。
誰掌握主動權?
從表面看,當前美伊之間的對峙是一場雙方各有籌碼的博弈。伊朗革命衛隊海軍每天發布通行數據以證明自己仍在管理海峽,5月25日當天,其宣稱過去24小時內有32艘船只在獲得許可后經由革命衛隊協調并保障安全通過海峽。革命衛隊地面部隊麥地那基地司令塞菲奇安則公開警告稱:“波斯灣安全是伊朗的紅線,該地區絕非任何侵略者試錯的試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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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開表態上的強硬與實際博弈中的地位并不總是一回事。判斷誰掌握主動權,關鍵指標是哪一方有能力決定軍事接觸的時機、規模和烈度,以及誰能將軍事行動與外交議程有效地對接。
從軍事角度看,經過“史詩狂怒”38天的空襲后,伊朗的國防工業基礎遭到系統性破壞,海上力量損失慘重,空中活動能力幾乎歸零。美軍在中東維持著雙航母打擊群的兵力規模,加上遍布海灣地區的空軍基地網絡,有能力在任何時間對伊朗南部沿海的任何目標實施精確打擊。5月25日的行動再次驗證了這一點:美軍的戰機可以飛入伊朗領空,精確打擊革命衛隊的目標,然后宣布行動結束,而伊朗的防空系統未能阻止這一過程。
伊朗的回應選擇則要有限得多。革命衛隊將重心轉向了水雷戰和快艇蜂群戰術,這是一種典型的非對稱選擇,在正規海軍力量無法匹敵美軍的情況下,依靠低成本手段制造不確定性。但問題在于,水雷戰本質上是一種被動防御手段,它的目的是阻止對方使用一片水域,而不是爭奪制海權。當美軍可以用一輪精確空襲就將布雷行動截斷在啟動階段時,這種非對稱策略的實際效果已經被大幅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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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外交角度看,主動權的歸屬同樣清晰。美方能夠選擇在伊朗談判代表抵達多哈的同一天發動打擊,將軍事壓力與外交進程無縫對接。而伊朗方面雖然在公開表態中語氣強硬,但實際能夠驅動的談判議題十分有限,伊朗希望優先討論停火、解除封鎖、資產解凍,而華盛頓則堅持核問題必須在框架中占據核心位置。當前談判的基本議程:核計劃、導彈能力、海峽通行,這些都是由美方設定的。德黑蘭能夠做到的,更多的是在美方設定的議題范圍內進行延遲和討價還價,而不是將自身的核心關切提升為談判的優先事項。
從經濟角度上看,雙方承受代價的能力差距更大。美軍在這場沖突中的消耗主要在彈藥層面,本質上說,這只是在花錢,而且大量的經費砸進去,美國面臨的長期彈藥供應問題反而會被改善。而伊朗在承受的是整個經濟體系的失壓。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4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中的估算,伊朗經濟2026年將萎縮約6.1%。路透社引述的報道也指出,美國對伊朗港口的持續封鎖已切斷了德黑蘭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石油出口。隨著石油儲存能力接近極限,如果封鎖持續,伊朗可能被迫縮減油氣產量。這是一種極度不對等的消耗。
面臨慢性失血,伊朗如何破局
這種局面與2月到4月的大規模空襲階段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大規模戰爭帶來的是集中性的破壞:空襲在短時間內摧毀大量基礎設施和軍事資產,但破壞發生在有限的時間窗口內。而當前這種“慢火燉煮”式的慢性消耗,經濟封鎖持續收緊、貨幣持續貶值、就業機會持續消失、偶爾再來一次外科手術式的打擊來提醒德黑蘭誰掌握節奏,其侵蝕力是持續而不斷累積的,而在封鎖狀態下,伊朗的造血能力卻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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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民眾的日常生活正在承受通脹的擠壓。根據《新阿拉伯人報》報道,整體通脹率約為73.5%,食品和飲料價格的同比漲幅達到115%。里亞爾兌美元匯率跌至約190萬兌1美元,不到一年前的一半。最低月工資低于1700萬里亞爾(約合92美元)。一份來自摩根士丹利的報告測算,油價在戰爭背景下將維持在每桶100至110美元區間,而伊朗自身的石油出口收入幾乎歸零。據估計,戰爭已導致超過100萬人失業,約200萬人直接或間接受到影響。
在這種條件下維持社會凝聚力并非易事。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佐勒加德爾5月25日在向民眾發表的首次公開講話中表示,美國和以色列不僅在軍事和外交層面施壓,也試圖破壞伊朗國內團結。他將維護國家團結和社會凝聚力稱為一場“斗爭”,呼吁民眾避免任何“破壞團結”的言論和行動。伊朗顯然是意識到了來自內部積累的嚴峻壓力。這一呼吁團結本身并不特殊,任何面臨外部壓力的政權都會這樣做,但當團結成為需要反復提醒的對象時,它本身就已經成為一個被公開討論的問題。
對伊朗來說,真正的困境在于:要想真正打破封鎖、恢復石油出口、穩定經濟,就必須在核問題和海峽地位等核心議題上做出實質性讓步;但這種讓步又會削弱政權在意識形態上的動員能力和在國內的威信。伊朗的導彈計劃、核能力或海峽控制權不是政策工具,而是關乎伊斯蘭共和國生存的“意識形態支柱”,放棄這些不是妥協,而是投降。這種敘事在短期內有助于維持強硬形象,但從長期來看,它讓伊朗被困在一種“既不戰、也不和”的中間狀態里,而這種狀態恰恰對美軍最有利:不需要付出全面戰爭的代價,就能在每一天的消耗中削弱伊朗的實力。
打破這種趨勢,伊朗需要的并不僅僅是談判桌上的技巧。在強制外交的框架中,被施壓的一方要想扭轉被動局面,通常需要在兩個方向上同時取得突破:對外,必須向對手證明繼續施壓的成本將顯著上升,從而改變對手的成本計算;對內,必須維持足夠的資源來支撐長期消耗,以證明“時間在誰一邊”這一判斷并不像對手設想的那樣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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