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靖｜功利主義的生意

《幸福哲學家：功利主義巨擘的生平與著作》，[美] 巴特·舒爾茨著，陳江進、曾小倩、李秉格譯，商務印書館，2026年2月出版，684頁，168.00元

如題所示，在《幸福哲學家：功利主義巨擘的生平與著作》一書中，美國哲學家巴特·舒爾茨（Bart Schultz）不僅詳細闡述了葛德文、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密爾父子（詹姆斯·密爾和約翰·斯圖爾特·密爾）以及西季威克等英國“古典功利主義者”所處的時代背景及其思想學說，同時也以簡潔明快的筆觸勾勒出與之關聯的人物群像——如葛德文的夫人、英國首位女權主義者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葛德文夫婦的女兒瑪麗·雪萊（小說《弗蘭肯斯坦》作者）及其夫君詩人雪萊，老密爾的夫人哈麗雅特·泰勒（二人合著《論自由》），以及他們的好友、首創“勞動價值論”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當然，貫穿全書始終的靈魂人物非邊沁莫屬：他擁有“功利主義”一詞的專利發明，他與葛德文及老密爾亦師亦友——自西季威克以下，其余人等則無不遙尊其為功利主義之鼻祖，而他們所闡發的功利主義學說無非是邊沁“幸福產業”（Happiness Industry）論的升級版而已。

巴特·舒爾茨在本書開篇原原本本轉述了1781年夏邊沁所做的一場春秋大夢：除了妙手偶得“功利主義”一詞，邊沁還夢見自己在時任首相謝爾本伯爵（Earl of Shelburne）陪同下，“偶遇”國王喬治三世。此時的邊沁志得意滿，儼然以“帝師”身份自居，遂“指示”他的“使徒”謝爾本：“將我書中的一頁交給國王，讓他多讀多記，勤學善思。”——正如中國古代讀書人希冀“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邊沁也期盼他的功利主義學說能夠成為英王治國理政的綱領性文件。根據他的設計，倘若一切為了人民（“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執政理念落到實處，太平盛世豈不指日可待？然而，邊沁的美好愿景終究不過是南柯一夢。據作者在后文暗示，邊沁向議會提交他的“全景（panopticon）監獄計劃”后，歷經十余年反復調研、論證，結果仍是不了了之，而阻撓這一計劃實施最大的幕后推手正是國王本人。

邊沁

1785年，應沙皇亞歷山大一世邀請，邊沁前往俄國，幫助起草和完善俄國法典。其時，他的兄弟塞繆爾（Samuel Bentham）在波將金親王府邸任總管。身為建筑師和工程師的塞繆爾發現，莊園的工人懶散成性，缺乏紀律約束，因此管理者亟需一種更好的培訓與監督方案，這便是全景監獄的最初構想——塞繆爾設想將工人安排在一棟全景敞視建筑內，而監工置身于該建筑中央，環視四周，工人一舉一動盡收眼底，靡有孑遺。邊沁瞥見草圖，憑直覺預感到這一方案背后隱藏的巨大商機：秉承全員監督的理念，該全景敞視建筑不僅能夠用于監獄改造，更能夠廣泛運用于工廠，醫院，學校，濟貧院，乃至政府辦公機構。

兩年后，邊沁返回英國，立刻以飽滿的熱情投身于全景監獄的規劃與建設事業當中。他的理想不止于將全景監獄打造為一個“壓榨流浪漢之誠實與懶惰者之勤勞的工廠”，更希望借此機會按照功利主義原則改造英國監獄系統。鑒于當時英國監獄普遍存在肆意毆打和凌辱罪犯以及強迫罪犯從事苦力勞動等現象，邊沁從保障犯人身心健康角度出發，計劃采用全景敞視結構，旨在強化社會各界對于監獄系統的監督機制：既然公眾可以隨時參觀監獄，考核典獄長及獄吏的日常管理工作，后者自當有所收斂。值得一提的是，日后在《懲罰與規訓》一書中，福柯抨擊邊沁這一方案缺乏人道主義關懷：它既“意味著一種強制性的管理方式，也意味著一種壓抑美好情感的生活方式”。然而，揆諸邊沁本意，其目的并非為加強對于罪犯的人身控制；相反，他對罪犯（尤其是貧窮之人）頗多同情，希望通過新型監獄解決其居住問題，并通過適當勞動解決其生計問題。如此一來，既可節約管理成本，又能增進社會福祉，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

與市政當局簽署合同后，邊沁將籌募的資金悉數投入項目前期準備工作：他從謝菲爾德采購鋼鐵、磚石等建筑材料，從臨近地區招募熟練工匠，并自告奮勇擔任工程監理。與此同時，邊沁將這一計劃呈請議會批準——一旦獲批，便意味著它將獲得政府層面的財政支持。然而，就在項目緊鑼密鼓推進之時，當初口頭支持邊沁改造計劃的首相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因稅制改革受阻和解放天主教等問題與國王發生爭執，被迫黯然辭職。邊沁失去朝中大人物的庇護，不得不獨自應對官僚階層的頤指氣使和顢頇推諉——面對邊沁的再三請求，他們先是以事不關己的態度敷衍了事，隨后又以地方鄉紳聯名抵制為由（后者堅信營造監獄會拉低周邊商業地產價格），展開曠日持久的實地調查和聽證。不久，他們又在國王授意之下，以邊沁提案“不符合議會慣例”為由，在議案表決過程中設置重重障礙，逼迫邊沁反復修改，直至最終將他最初撰寫的內容改得面目全非。邊沁的這段經歷日后被狄更斯寫進《小杜麗》（Little Dorrit）中——大作家將百般刁難的衙門美其名曰“拖拉機關”（circumlocution office），可謂一針見血。照巴特·舒爾茨的看法，原先邊沁對自己的計劃實施后所能增益的公共福利懷有諸多奢望，等到他如夢初醒，不得不放棄這一“完美”計劃時，他就不忍心再多看一眼與之相關的文件材料——用邊沁本人的話說：“這就像是把關著魔鬼的抽屜打開，使得整個屋子都充滿了鬼氣。”從此之后，邊沁開始將關注重點轉向民生、教育以及民主法制建設，而不再將心思花在“開導他后來所謂的邪惡利益集團之上”。

遲至1813年，邊沁最終獲得議會提供的兩萬三千英鎊賠償。相比于他在該項目上的歷年投資總額（約一萬英鎊），這一筆“生意”似乎算不上虧損，然而這筆賠償金只能彌補他金錢方面的損失，卻換不回他在該項目上耗費的心血，更難以彌補他對整個官僚機器“所感到的巨大的失望”。這當然不是邊沁第一次投資失敗。準確地說，自1796年邊沁繼承家族遺產起，他的每一筆投資幾乎總是以失敗告終：他最早投資的詹姆斯·格雷利爾公司（James Grellier and Co.）以水泥制造聞名遐邇，后因經營不善進入破產清算狀態，邊沁的資金也打了水漂。1800年，在友人勸說下，邊沁嘗試投資建造一座“冷藏室”（frigidarium），用于保存魚肉、水果和蔬菜，結果因技術原因半途而廢。此外，他還向財政部呈交幣制改革方案，向英格蘭銀行示范如何制作防偽鈔票，并向美國人建議修建巴拿馬運河——凡此種種項目計劃，耗費他大量時間、精力和金錢，可惜收效甚微。借用同時代社會評論家哈茲利特（William Hazlitt）話說，“邊沁先生……頗具浪漫主義，把一部分可觀的財富揮霍在了不切實際的投機上”。

賠償金全額到賬后，邊沁向他和老密爾共同的理財顧問、貴格教徒艾倫（William Allen）咨詢該如何投資（邊沁當時看中鄰郡一處礦產，但心有余悸，因為數年之前，他在康沃爾郡一座礦山上賠了一大筆錢）。深諳邊沁心理的艾倫攛掇邊沁、老密爾和新拉納克（New Lanark）工場創始人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1771-1858）會面，后者宣稱，倘若邊沁想從投資中獲得最大回報，就應該毫不猶豫地購買新拉納克工場的股份：投資一萬英鎊，每年至少可以分紅百分之五（即五百英鎊）。考慮到當時普通工匠的年薪不超過五十英鎊，而一位資深律師或名醫的年薪也不過在六百英鎊左右，歐文開出的條件的確讓人動心。1814年1月，邊沁下定決心入股歐文的紡織工場。當年年底，他以分紅所得在德文郡（Devonshire）租下福特修道院（Ford Abbey），年租金為三百一十五英鎊。此后數年，隨著新拉納克產業蒸蒸日上，投資收益源源不斷流入邊沁腰包——事實上，這也堪稱“邊沁平生唯一一次成功的投資”——直至1820年代歐文離開新拉納克，前往美國創建烏托邦農場“新和諧村”（New Harmony）。

歐文出身寒微，幾乎沒有受過學校正規教育，憑借聰明才智和不懈努力成長為紡織工場高管。1800年，他從岳父手中接管拉納克工場，更名為新拉納克，隨后開始大刀闊斧的技術革新、部門重組等各項改革。像同時代的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圣西門一樣，歐文認為過去的社會是軍事社會，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神職人員、武士和貴族、領主之類——他們是財富的揮霍者，是社會的“寄生蟲”；而治理新社會則必須依賴時代的“新秀”——即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勤勉的工程師和企業家。眾所周知，在工業革命初期，工人的生存條件異常惡劣。誠如恩格斯后來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導言》中所說：產業革命“把工人完全變成了簡單的機器，把他們最后剩下的一點獨立活動的自由都剝奪了”——當時的資本家只關心剩余價值和利潤，因此，“工廠一般是不衛生的，工廠的建筑師對于衛生和美觀同樣是不關心的。天花板很低，以期盡可能地少占空間，窗戶狹小并且幾乎經常關閉著。在紗廠里，那些細碎的飛花像云彩似的飄蕩著并鉆到肺里去，久而久之就造成最嚴重的病害。在紡麻廠里，人們使用濕紡法，那里，水汽滲透了空氣并浸濕了衣服。擁擠在不流通的，夜間被燭煙污染的空氣里，往往發生一種類似斑疹傷寒的傳染性的熱病”。這種傳染性極強的“熱病”被統稱為“工廠的熱病”，無疑也是包括新拉納克在內的紡織工人死于非命的罪魁禍首。不僅如此，由于早期機器設計比較粗糙，而且幾乎完全沒有配套安全措施，導致工傷事故頻發：面對飛速轉動的機器，工人稍不留神就會發生事故，造成終身殘疾甚至死亡——最常見的是手指關節被壓碎，有時是整個手指，整只手，乃至整條胳膊被軋碎。更扎心的是，事故發生后，由于缺乏勞動保障條例，工人只能得到少得可憐的賠償，數額多少全憑老板的“善心”。即便老板一毛不拔，受傷者也只能自認倒霉。此外，在歐文的工場，最讓他揪心的是女工和童工的悲慘境遇。“成堆的女人不是像人一樣工作，而是像馬一樣勞作”——她們與童工一樣是廉價勞動力：每天工作十三小時，“全日制女工的平均工資大約只有男工的三分之一”。

歐文接管工場后，首先決定不再雇傭十歲以下的兒童，而且將所有人的工作時長縮短到十小時（不久，又正式提出“八小時工作制”，即“八小時勞動，八小時娛樂，八小時休息”）。隨后，他又從工場利潤總額中提取部分資金，為“失業”的童工及當地留守兒童興辦學校（涵蓋托班、幼兒園和小學）——事實上，它也是“英國第一所幼兒學校”。兩年后，他又為“小升初”的青少年興建了一所中學。絕大部分中學生畢業后進入歐文的工場，考慮到他們在學識和經驗方面仍有欠缺，歐文又斥資創辦了一所“培養性格的新學院”，青年人可以通過上夜校來完成繼續教育，并最終成長為合格的產業工人。歐文堅信，人是環境的產物。一旦貧困兒童能夠像富家子弟一樣接受學校教育，他們也必定會被塑造成社會的可用之才。

據后來參觀新拉納克紡織工場的記者報道：僅僅數年時間，此地可謂“舊貌換新顏”：與英國其他工場不同，這里的環境整潔衛生，這里的工人意氣風發，整個社區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除了股東分紅和企業發展基金，歐文將工場每年年終利潤的“大頭”全部用于改善工人的勞動福利，包括完善機器安全裝置、新建員工住宅、修建廠區道路，以及——全員覆蓋（免費）醫療和傷病保險（工人只需繳納每月工資的六十分之一）。與時人唯利是圖的價值觀不同，歐文以實際行動表明，改善工人的生產和生活條件與企業盈利的目標并非互不相容，恰恰相反，二者完全有可能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邊沁選擇投資歐文，除了聽取老密爾等人的意見和建議，顯然也經過他本人的深思熟慮，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個方面。首先，邊沁相信歐文是精明的工場主和高效的管理者，大概率能夠實現資本（股金）的保值增值——早在《為高利貸辯護》（In Defence of Usury，1787）一文中，邊沁便將企業管理者稱為“謹慎且有遠見的規劃者（projectors）”，或“清醒的人”（thesober people，亞當·斯密語），即“所有為了追求財富而投身于任何新領域，尤其是任何發明領域的人”，可見他對于具有實干精神的企業家的欽佩之情。當其鼎盛之時，新拉納克工場（及社區）總人口近三千人，儼然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小型社會，而歐文作為工場最高決策者，其商業運作及管理才能，有目共睹。更有意思的是，新拉納克社區規劃建筑以平行四邊形（parallelogram）排列，主要建筑物（會議廳、圖書館、食堂、學校、幼兒園等）處于中心位置，周圍則是居民住宅——在邊沁看來，這一構思與他的全景監獄方案有異曲同工之妙。

其次，邊沁發現歐文著作中體現的功利主義思想與他本人頗多共鳴。比如歐文在《新社會觀，或論人類性格的形成》一書中一面痛斥社會弊病（“目前的社會安排是最反社會、最不明智、最不合理的；在它的影響下，人類所有優越和有價值的品質從嬰兒時期就被壓抑了，最不自然的手段被用來激發最有害的傾向”），一面提出日后他身體力行的解決方案，即以互助合作取代殘酷競爭（“內卷”）。在歐文看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競爭是一種毀滅性的制度”——由于無產者失去一切生產資料，他們只能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所以對于他們而言，競爭首先就是“拍賣勞動力的競爭”，最終則難免因自相殘殺而淪為赤貧。基于功利主義學說，歐文宣稱，“人生來就具有謀求幸福的欲望，這種欲望是他一切行為的基本原因，且終身葆有；用一般人的話來說，這便是人的利己之心”，在通常情況下，“人的享受幸福的欲望，也就是人的利己之心愈是受到正確的知識的指導，人的高尚的和造福他人的行為也就愈多”。因此，歐文的結論是，“每一個人必然會在自己的行動范圍內努力促進其他一切人的幸福，因為他必然會明確無疑地理解到這種行為是自己利益的真正所在，也就是自己幸福的真正因素”。作為“幸福論”的鼻祖，不難想象，邊沁讀到如此善解人意的文字——與他的“最大幸福”（Maximum Happiness）原理高度契合，內心是何等喜悅。

此外，同樣作為教育思想家，歐文成功的教育實踐令邊沁極為折服。像歐文一樣，邊沁曾撰寫一系列教育理論文章，并大力倡導創辦一所“功利主義示范學校”（Chrestomathic school，該詞源自希臘語，意為“傳播有用知識的學校”），試圖為倫敦的中產階級子女提供教授實用知識的課程，以適應日新月異的技術升級和產業發展——該項目遭到教會的強烈反對，最后無疾而終。出于審慎考慮，邊沁（時年六十五歲）委派他的侄兒前往新拉納克進行實地考察，結果發現新拉納克的教育體系日益完備，吸引外來學生數量日漸增長，發展形勢喜人。這一切也益發堅定了邊沁的投資信念。

歐文家長式的管理贏得了工人的愛戴和擁護，但由于他始終堅持將大部分利潤用于提升工人福利待遇，無形中“損害”了股東利益，雙方矛盾不可調和，最終歐文決定出售全部股份，移居新大陸創建烏托邦農場（“新和諧村”）。1820年7月，歐文臨行前致信邊沁，告知他“上一個季度的紅利”已按時發放。至此，雙方合作告一段落。1830年代，在美國投資失敗的歐文返回英國，對英美資本主義制度恨之入骨，思想變得格外激進，空想社會主義色彩也越發濃郁，與信奉古典經濟學“私人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邊沁漸行漸遠——此后雙方再無交集。

新拉納克工場項目結束后，邊沁再也沒有閑暇從事類似商業投資項目，因為他將晚年幾乎所有時間和精力運用到推廣功利主義道德和政治學說的事業中去。廣義來說，這也可以算是另外一種投資——為了全人類的福祉。如果說歐文畢生孜孜以求的是眾生平等的財產權，邊沁念茲在茲的則是眾生平等的人權和政治權利。在邊沁看來，“最大幸福”原理（即保障“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應當成為人們信守諾言、捍衛集體利益的“社會契約”——因此，“當國王的行為與他的人民的幸福相抵觸時，最好的辦法就是不再服從他”。在這一點上，他完全同意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在《代議制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一書中提出的觀點，即“由于沒有天然的保衛者，被社會排斥的人們的利益總有被忽視的危險”，因此，代議制政府最大的好處是能夠實現“力量的平衡”，并能最大限度地防范既得利益集團侵害民眾的合法權益。

作為社會改革家的邊沁試圖以此為準則去創立道德規約和完善法律制度。邊沁清醒地認識到，擴大選舉權是功利主義最迫切的政治要求：通過一年一度普選的方式實現大多數人的代表權，方能實現廢除貴族制、削減教會權威以及全面改革司法制度之根本目的。正是出于這樣一種高度社會責任感和悲憫之心，邊沁不顧年邁體弱，每日奮筆疾書，身后積余手稿累數千萬字，誠如他在《札記》（Commonplace Book）中所言：“我的這些篇章中，哪一頁曾有一刻忘記了對人類的愛？告訴我，我將第一個把它撕下來。”

1832年6月6日，邊沁以八十四歲高齡病逝——次日，英國議會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改革法案》（Reform Act）獲得通過。這一歷史性文件意味著，隨著選舉權日益擴展至普通市民階層，英國新興資產階級開始正式接管政權，同時也宣告在英國盛行數百年之久的貴族寡頭統治壽終正寢，英國政治“開始向現代民主制度轉型”。正如《幸福哲學家》一書副標題所示，為代議制民主而奮斗終生，或許這才是邊沁這位“功利主義巨擘”平生最大的一筆投資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