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浪淘沙，發現“大眾學術”價值

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學術”似乎是少數精英的獨白。但在互聯網時代，人人都可以在網絡上發表觀點，甚至連專業學者的學術話題，普通人也能夠參與討論。一場自下而上的知識生產變革已然發生，這就是“大眾學術”的興起。

在東方衛視5月18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與副院長范勇鵬教授，將共同剖析這一現象的深刻動因，探討大眾如何從知識的被動接受者轉變為主動參與者，以及這場變革如何為中國話語體系注入新的活力。

《這就是中國》第332集

范勇鵬演講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討一個正在我們身邊發生的重要現象，我把它稱之為“大眾學術”的興起。

這幾年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個變化，就是學術正在走出象牙塔，走進千家萬戶。《光明日報》上關于昆侖石刻的學術爭鳴，就引發了大量普通讀者的參與討論。然后B站、知乎、微博上也涌現出了大批的知識類博主、UP主。他們做的很多學術科普和深度討論，有的播放量上百萬，評論數千條乃至上萬條。一些重大的歷史和現實問題，也在網絡空間引起了廣泛的理論爭鳴。

我把這種現象稱為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大眾學術”。它指的是非專業背景的普通民眾，主動地參與到具有一定深度和廣度的學術議題探討中，通過各種媒介來表達自己的觀點，交流思想，形成爭鳴。學術就不再是少數人的風雅，一場知識生產方式的變革正在發生。

首先我們來看學術大眾化和“大眾學術”。我們談到“大眾學術”這個話題，很多人會聯想到一個更熟悉的概念，叫“學術大眾化”。這兩者確實有聯系，但是也有本質的區別。學術大眾化，是指專業學者或者知識精英，把高深的學術理論和知識，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傳播給大眾，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科普，目的是自上而下地提升民眾的文化素養。從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到呂思勉的《中國通史》，從費孝通的《鄉土中國》到朱自清的《經典常談》，這些經典作品都是學術大眾化的典范。我們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也始終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工作。比如毛澤東同志的許多著作，都是用通俗語言講述深刻道理的典范。

毛澤東同志給抗大二期學員作《論持久戰》報告。

但是“大眾學術”不一樣，它是指大眾自下而上地來參加知識生產和學術對話。大眾不再是知識的被動接受者，而是成了知識生產的主動參與者。這個現象，也是在近代中國就開始萌芽。比如在20世紀初，廢科舉、新文化運動、白話文興起，再加上馬克思主義傳入，這些因素共同打破了“學術壁壘”，讓普通人也能夠參與學術討論。新中國成立之后，從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歷史問題討論，到70年代末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人民群眾也越來越多地參與進來。可以說，沒有這種參與，這些討論就不可能如此有力地推動中國的發展，凝聚成新的社會共識。

但是那個階段的“大眾學術”，還受制于時代局限，群眾的聲音只能通過書信報刊來進行傳播，大量的學術討論主要還是發生在專業學者群體內部。真正讓“大眾學術”爆發的，是21世紀的互聯網技術。信息獲取變得前所未有的便捷廉價，意見交流前所未有的高效及時，學術討論呈現出高度的交互性和去中心化的特征。

“大眾學術”為何會興起？我認為它有兩個方面的條件。從“反面”來看，是我們過去的體制內學術，或者叫傳統學術，它中間存在的一些異化或者危機。在過去幾十年，中國學術在追求規范化、學術化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值得警惕的傾向。特別是評價體系的西方化，就是一個重要因素。我們一些學科，追隨著西方模式，建立了一些評價指標，成為衡量學術成果的核心標準。

首先，這種西方化的學術，它的根子不在中國社會，它跟中國的現實割裂，所以它既回答不了現實問題，也回應不了群眾關切。其次，學術界部分人故意營造出一種學術的高級感，形成了一種充滿行話、套話，甚至怪話的話語體系。再次，一些學者在文獻里打轉，熱衷于炮制那種空對空的論文，導致學術成果一定程度上成為圈里人的秘傳知識，跟真實的社會生活處于兩個平行宇宙。這種“供需錯配”的后果是什么？一個很典型的后果，就是大眾的不滿。比如“磚家”——就是磚頭的磚，這個說法的流行，折射的就是公眾對學術公信力的質疑。這就催生了對非建制化學術的需求空間。

那么從“正”的一面來看，還有更深刻的歷史條件。首先生產力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量群眾有了關注世界、思考理論問題的條件和能力。其中一部分人，他對學術有興趣，也有研究天賦，可以以業余的身份來從事學術研究，并且達到相當的水平。

其次，社會處于轉型期，新的問題層出不窮。快速變遷的世界產生了一系列新現象、新概念，但是傳統學術往往回應滯后，“大眾學術”卻能夠快速地作出反應。

再次，技術革命提供了條件。互聯網帶來了研究能力和表達機會的平等。普通人不再僅僅是知識的接受者，也可以成為創作者和傳播者。自媒體平臺的興起，也使知識表達不再受出版機構和期刊編輯的控制。

最后，分析工具的平民化。因為做研究是需要工具的，現在互聯網和AI技術的發展，能夠代勞一些機械性的工作。比如數據獲取更加便利，比如文獻梳理、對研究思路的啟發，都能夠起到很大的作用。這大大降低了學術活動的參與門檻，也降低了專業學者的傳統優勢。我就看到有很多非學術背景的基層干部、村民、返鄉青年，他們所寫的“三農”問題調查報告，有很多具有相當的學術價值。它打破了學術分科的壁壘。傳統學術它分科非常細，但問題是現實世界、現實問題是不分科的。

我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網絡上出現過一個現象，叫“工業黨”。過去我們討論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道路，往往都是經濟學和社會學的這些文科學者在討論，所以很多問題總是破不了題。面對西方的話語“圍剿”，也經常是一種被動防御，因為掉在老的話語體系里出不來。但是在網絡知識社區，在過去一二十年，就有一些理工科背景的用戶，他用工程思維、產業思維，來分析我們中國發展，對中國道路、中國制度作出了很多新的理論解釋，在國際上也非常有說服力。

另一個例子就是歷史研究。我自己是學歷史出身的，傳統史學是高度的專業化，所以往往是斷代史、專門史，有不同的領域，然后領域里的專家說了算。這種方式訓練出來的歷史學家，水平非常高、非常專業，但我用一個比喻，就是他能夠“精描”樹葉，但是他不能“概括”森林。為什么？因為研究的題目太具體、太微觀了。而同時，大量的歷史愛好者和業余研究者，他不用受這種論文發表和學術體制的約束，所以他能夠從不同的角度提供新材料、新觀點，形成了一種“分布式史學”的現象。這在人類史學史上是一個全新的現象。

最后，“大眾學術”重構了知識傳播的公共空間。傳統學術傳播，往往局限于期刊專著、課堂、會議，知識轉化的效率非常低下。學界有一個令人笑不出來的笑話，就是很多學術論文可能一輩子唯一的讀者就是期刊編輯。而“大眾學術”通過新媒體平臺實現了知識的高效流動，也把知識、學術理論放在一個更廣泛的同行評價、讀者評價和現實檢驗之中。

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大眾學術”的風險。“大眾學術”它畢竟是一種學術，它要遵守學術的精神和規則。它比傳統學術更容易與當下的思潮、輿論情緒和社會矛盾交織在一起，缺乏一種抽離感。所以它的參與者，需要有一種更強的科學意識。

我自己提出了“大眾學術”需要遵循的四條原則，不一定準確，但希望與大家共勉：

第一點是要科學嚴謹。“大眾學術”尤其要講科學、重證據、講邏輯，要經得起實踐檢驗。有句老話叫“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大眾學術”要尤其避免主觀臆斷。

第二點是要理性對話。要遵守學術討論的規范，對事不對人，避免人身攻擊。提供充分的論據，接受合理的批評。尤其是要警惕因為觀點的優勢而形成一種話語霸權，動不動就對不同的觀點進行“討伐”，這就違背了學術的初衷。

第三點是恪守邊界。“大眾學術”往往是由個人興趣或者利益驅動，但是你既然是在做學術，就要有意識地避免過度政治化或者商業化。比如說不能去搞身份政治、去制造分裂，也不能去搞流量經濟、嘩眾取寵，更不能去搞飯圈組織那種做法。

第四點是要嚴守規范。尊重知識產權，拒絕學術不端。我們看在公眾號、短視頻這些領域里，有個非常難解決的問題，就是“洗稿”。比如一篇原創的文章一出來，會有大量的公眾號、大量的自媒體來“洗稿”抄襲，這個我覺得需要引起重視。一方面創作者自己要重視，另一方面管理者監管者需要提供相應的機制。那么如何平衡開放共享和權益保護，保護知識產權也是“大眾學術”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關鍵議題。

最后，我們如何來引導“大眾學術”健康發展。面對這樣一種生機勃勃的新生事物，我們應該怎么來應對？我個人覺得還是首先要抱著一種積極的態度。

首先我們要包容發展，要構建一種多元的學術生態。它一方面既能倒逼傳統學術去改革創新，又能制約資本化和西方化學術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還能夠讓人民群眾在學術領域發出聲音，形成一個更加健康活潑的學術生態。

其次要支持引導培育發展的環境。目前“大眾學術”主要還是依賴于商業性的平臺。這些平臺，第一它受商業利益驅動，有些它還有外國資本的影響；但是學術是天下公器，國家要加強監管。同時我們也有必要考慮培育“大眾學術”的公共平臺，比如可以采取“政府引導、多方參與”的模式，既保證公益性又保持運營的活力。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需要去探索。

第三，要理論引領，要堅守意識形態防線。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多次指出要發揚學術民主，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歷史大勢。人類知識學術發展的歷史，就是一部知識不斷擴散，知識生產不斷變得更加平等、更加民主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描繪過他們對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個愿景：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畜牧，然后晚飯后去從事批判。就像歷史上知識的擴散，使過去只有知識分子才能從事的這種文學創作走向了大眾，現在我們隨便一個人都可以進行文學創作。我相信學術活動將來也一樣可以從象牙塔走上社會，可能唯一的約束就是“大眾學術”活動要遵守學術的規律、科學的標準、交流的規范和積極的導向。

圓桌討論

何婕：“大眾學術”讓我們很多人在網上發表觀點、參與討論，突然變得特別有價值。不僅僅是說因為互聯網的發達，讓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隨時發表觀點，而是說當你這個觀點真正是有分量、有內容的時候，它其實也是學術的一個部分。這會對更多人是一種鼓勵，也能帶來啟發。

張維為：隨著互聯網的興起，“大眾學術”是必然要產生的。特別是隨著新中國成長起來的人，胸懷祖國、放眼世界。這么多事情在變化，大家要發表意見，其中有一部分就會與學術有關。

我就在想十多年前，當時互聯網社交媒體剛剛興起，“自干五”起來了，“工業黨”起來了，民間學術話語起來了，對于擊退跪舔西方的網絡思潮起了很好的作用。我自己對“大眾學術”的理解，比勇鵬剛才定義稍微寬一點兒，勇鵬主要是指從下到上，我覺得這兩個是互動的。我們這個節目，你看近八年時間了，我們是有意識地推動學術話語、大眾話語與國際話語的整合，我們叫話語“組合拳”，整體效果是好的，它有思想性，有傳播力。

何婕：關鍵“學術”兩個字也很重要。雖然來自大眾，但它得是非常有分量的觀點，并不是說在互聯網上隨便發表點意見都叫學術，還是需要有一個標準。

范勇鵬：學術本身其實不是一個多么高大上的東西，因為學術的本意就是人對世界的認識過程。從古代到現代學術活動，都是知識精英來做的，但是很多都是民間的知識精英來做的，其實也具有某種“大眾學術”的意味。人類在現實生活和生產活動中來面對問題、回答問題，這就是學術的本意。但是在二戰后，特別是冷戰后，全球學術界特別是在美國社會科學的主導之下，形成了教條化的現象，就有點類似于我們過去的“八股”，其實嚴重脫離了實際。

我們今天講“大眾學術”，其實是迫不得已的一個講法，原因是過去的傳統學術，放眼全世界，都已經脫離了學術的本質。比如經濟學，我剛剛還看到一個西方學者評論西方經濟學就是一個“教義”、一個“宗教系統”。我很多年前就講過，西方經濟學是啟蒙運動以來最大的一個宗教體系。所以過去這些年，我們很多領域包括意識形態領域、社會科學領域等等，很多話題的破題，不是由專業學者提出，當然專業學者有貢獻，但是有很多非常重要的破題，是由剛才張老師提到的那些扎根于民間的人突破的，這就是“大眾學術”的意義，它直接接觸實踐、來自群眾。

另外，有一些重大的歷史節點，會有一些人形成一種歷史的共鳴。比如像剛才我講到的“工業黨”等，還有很多大眾的學術思想產生的共鳴，我們的主流學術界也要去認真反映。比如《東方學刊》，放眼全國，我認為它應該是最敏銳地反映這種民間學術思潮變化的刊物。也包括我們《這就是中國》節目，我覺得真的是放在“大眾學術”的歷史上進行回顧，我們這個節目已經300多期了，我們期期其實都是在做“大眾學術”。不僅是我們在做，包括觀眾的提問，包括節目在社會上引起的反響，甚至國外還有一些機構的碩士研究生，其研究項目就是研究《這就是中國》節目的話語體系，所以我們可以說打開了一個學術的新窗口。

張維為：我們公開提倡互聯網學術，我覺得這是大勢所趨。我們《這就是中國》300多期的所有演講和互動文稿全都放在《觀察者網》刊發。再比方，我們發現一篇很好的學術文章，覺得它很有價值，觀點很新穎，比方說里面講了四點，其中一點特別適合互聯網傳播。我們就把它放到網上去，再建個鏈接，使真正有學術興趣的人，他可以通過這篇文章去看整個論文。我們覺得重點要放在思想上，這是美國今天哲學社會科學最大的問題，它不談思想了，大都是沒有新思想的定量分析。

何婕：思想應該來自實踐。我們前幾周做了一期節目，關于社會主義金融，我們要建立社會主義金融體系。當時我們與嘉賓一起討論了中國很多金融實踐，有很多中國特色。我們為什么不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當中，去生長出屬于我們自己的金融理論？所以我在想，剛才我們所說的“大眾學術”，更要強調它來自實踐這一點。

范勇鵬：所謂學術，并不一定比一線的實踐觀察者的水平更高。像你剛才所提到的，為什么金融學很多方面我們一直沒有破題，沒有提出自己的理論體系？觀察我們的教學和科研管理制度就能看出來。它鼓勵的其實就只是一種“翻譯”，從文獻到文獻，從語言到語言。本來理論是什么？理論應該是對不同事物之間因果關系的研究，它變成了不同語言、不同詞語之間的這種關系的研究。學術期刊里存在大量的文章，從頭到尾講的都是誰怎么看這個問題，沒有提出任何自己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講，甚至還不如一線的觀察者和實踐者，他們直接看到了問題，這才是科學的本意。

張維為：每天各種各樣的事情正在發生，社會上的熱點問題也好，尖銳的問題也好，好的事情也好，不好的事情也好。可以拿出來討論討論，你是馬克思主義者，你就要拿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看法，對不對？這個本領沒有，你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恐怕就有問題了。我們馬院的研究一定要直面我們時代提出的各種新問題。

范勇鵬：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在2024年的兩次講話中都提到要發揚學術民主，我覺得是非常及時的。這樣一個指示，真的是要把全民族的、全社會的智慧都能夠利用起來。

張維為：中國這么大一個國家，以這么快的速度崛起，有這么多的現實問題，需要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去解釋它，不僅做出解釋，還要做出預測、做出判斷。一定要有相當比例的哲學社會科學，直接用于正視和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世界的現實問題，拿出中國人的看法，包括可以一錘定音的判斷，并影響外部世界的看法。

習近平總書記就推動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作出重要指示。 新華社

何婕：如果說其他國家可能也會有“大眾學術”這樣的現象，為什么就中國特別明顯？是不是與中國人胸懷天下有關？

范勇鵬：我們黨有三大作風：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其實這三個作風，放在學術工作里是完全一樣有道理的。所以我覺得只要堅持這三大作風，學術一定也能做出好學術。

張維為：實際上我估計可能和中國整體教育水準比較高有關系。我經常說，我國一個好的高中生，恐怕不亞于美國一般大學的兩年級學生。因為美國除了精英大學，其他大學水平相當一般。另外跟中文也有關系，我們經常講掌握3500個漢字，幾乎什么學問都可以進行一般意義上的討論。英文，你隔一個專業，有時候就需要一整套的完全不同的詞匯，討論的難度往往更大。

范勇鵬：同時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傳統，使我們能夠接受科學理性的批評。但反觀美國，至少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學校里能不能教“進化論”都在討論，“地球是圓的還是平的”也要討論。一旦有了宗教性因素，它是不接受批評的，而沉浸于自成的邏輯體系中，所有的批評只會讓我認為你是異教徒。所以在這方面，我覺得中國文化確實有一些先天優勢。

何婕：但剛才勇鵬在演講當中也說道，因為互聯網的興起，讓更多的人有機會可以接觸到各種各樣的信息。像我們的學生年代，如果要拓寬自己的知識面，只能到處買書，如果這方面的書買不到，就會很渴求，但是無果。在互聯網上卻是不一樣，如果你真的要學一門東西，有很多課程相關的專業文章都可以搜索到。只要有志于去學，可能只需要一段時間，就會成為掌握基本知識的人。

張維為：毛澤東主席有一段話很傳神的：“入門既不難，深造也是辦得到的。”他當時指的是外語學習。

何婕：我覺得您這句話移植過來，在互聯網時代，只要是一個有學習能力的人，利用現在大量的數據，AI大模型還可以幫助整理，作為你的“拐棍”。在這種情況下，入門也不難，深造也可以辦得到。所以我就在想，當下技術的扶持會不會使得整個“大眾學術”興起，在全球范圍形成潮流？

范勇鵬：我認為是會的。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它的促進作用是不容忽視的。人工智能我自己也在試著使用，我發現讓它寫一點創新性的東西，剛寫出來時會感覺眼睛一亮，但仔細去讀，發現它每句話都不那么靠譜，都是似是而非。但如果讓它寫一些我剛才所講的傳統的學術論文，就是張三說什么、李四說什么這樣的論文，它完全可以迅速完成一篇。說白了，傳統那種做學問的方式，其意義逐漸歸零了。

另外它不僅對學術有沖擊，對教育也會有很大的沖擊。現在我的孩子上高中，已經看到了這樣的現象，就是高中的很多孩子，愿意戴著耳機聽慕課（MOOC）。有些頭部的老師在網上非常熱門，這樣的課，平時在線下的大學校園里都不那么容易聽到，現在在網上都可以聽到。

當然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傳統的大學、傳統的學院，大家在校園圍墻里坐四年，去聽老師授課，這種模式還能不能持續下去？另外現在的評價體系，是看到你發了多少篇論文，但是當你發的論文與世界上知識和思想的發展已經脫節時，這個東西逐漸就會被時代自動拋棄。你不改，時代會拋棄你，會逼著你改。

張維為：勇鵬剛才講了很真實的情況。不少論文，幾乎就是編輯部的編輯看的，沒有多少其他人看，點擊量可能只有幾十個。這可能也是一種智力的浪費。學術界還有一個不好的習慣就是，只要是民間的大眾的，就說這是“民科”，不愿意跟人家討論。

實際上我們一定要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觀察和評判一切。這實際上是“大浪淘沙”。它如果在民間、在互聯網上能夠形成一定的觀點，包括我們前面講“日耳曼贏學”“工業黨”等等，你可以從里邊發現不少有價值的觀點。

我自己長期研究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話語，我到任何地方做講座，都堅持要有互動，不回避任何問題。但我們有些學者，總是害怕別人提問題。比方說現在有人問，亞里士多德最早的文獻原件到底是哪個時代的，這有什么不能回答的？你作為希臘歷史或歐洲歷史的專家，就應該回答這樣的問題。你可以談你的觀點，不要以人家為“民科”而不予回答。

范勇鵬：其實我也是反對傳統學術的人，這些學術精英對“民科”抱著一種瞧不起的態度。“大眾學術”是一個難得的科普機會，通過這種正常的理性的辯論，也可以給大家傳遞大量知識的啟蒙。當然“民科”確實有很多東西是有風險的，有些是不正確的。但是正如張老師講的，要大浪淘沙，淘沙的過程中，有些東西經過檢驗站得住的，就有學術價值。

何婕：對于學術，不管是精英學術還是“大眾學術”，都要用時間去檢驗它，都應該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經得起大浪淘沙。

張維為：我再舉一個例子，最近有不少涉及文明起源的爭論，我們一些學者，還是堅持西方人過去所說的文明三要素：語言、青銅器、城邦。但是如果你有點常識的話，比方說，拉丁美洲的瑪雅文化，它有文字，但沒有青銅器，但早就被西方主流學者稱為瑪雅文明；印加文明，它是沒有文字，但有青銅器，但它也被稱為印加文明。人家早就這么做了，但有一些人還是盯著不知道哪個時期、哪個版本的理論，到現在還是只認所謂的“文明三要素”。

范勇鵬：很多東西在西方學術界都已經“輕舟已過萬重山”了，但我們的學者反而還抱著30年前、40年前西方的某些理論作為圭臬，來評價、要求自己，這個真的要與時俱進。

何婕：我們今天討論“大眾學術”，其實它是一個充滿生命力的事物，方興未艾。現在在互聯網上，“大眾學術”可能越來越發達。未來，剛才兩位說到它可能是世界上的一個浪潮，會重塑我們的整個知識架構，也會重塑我們的整個教育模式。所以每個人身處其中都非常有意義。

觀眾提問

觀眾提問1：兩位老師好，主持人好。我今天帶來的問題是：我們的專業學者如何能更好地與普通大眾進行學術交流和思想碰撞？有沒有實際案例說明，普通大眾對我們的社會學術領域產生了實實在在的影響？謝謝。

張維為：這個實際上還是蠻多例子。前面勇鵬提到艾思奇，他的《大眾哲學》在當時引領國內思潮。國民黨提的口號是三民主義，有點脫離實際，老百姓感受不到。但《大眾哲學》很厲害：你們為什么受苦？因為有階級壓迫，社會發展是有規律的，我們可以認識這個規律，我們應該推翻舊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具有很強的影響力。

另外你前面提到費孝通，費孝通的觀點就是“差序格局”，《鄉土中國》也是的。關鍵“差序格局”他講了之后，還做了一個解釋，大意就是像打水漂一樣的，產生一圈一圈的波紋，象征了中國人的親疏關系。但同時我說中國也是個非常現代的國家，毛澤東主席在他的《為人民服務》一文中就講，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這就打破了傳統的親疏關系和差序格局，甚至家國關系也被重塑了。這是很精彩的。

范勇鵬：對，我也舉幾個例子，就是我們黨特別重視“大眾學術”。新中國剛建立時，當時關于歷史問題的討論，比如史學界“五朵金花”、中華民族形成問題、歷史分期問題等，這些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問題，吸引了大量的工人農民參與，給《歷史研究》編輯部寫信，給報紙寫信，來參與這種討論。這其實就是當時的“大眾學術”所留下的遺產。

包括很多科普類的文章，比如林漢達的《中國歷史故事集》直到今天還在流行。最近的例子，比如剛才我演講里提到的《光明日報》關于昆侖石刻的討論，我覺得起到了非常好的榜樣作用。發現昆侖石刻之后，大家去探討它的年代，到底是真是偽，因為今天大家的知識水平高了，各種專業的高人都有，就開始從不同的角度挑刺，給《光明日報》寫信，在網上發東西，然后慢慢就促進了這個問題的發展。

“昆侖石刻”引發社會廣泛關注與討論。圖為青海省瑪多縣尕日塘秦刻石。 人民日報

再一個例子，就是近幾年上海搞了一個很有意思的項目，是因為貉，就是“一丘之貉”的那個“貉”。因為現在我們自然環境變好了，貉大量地進入到上海的小區，然后怎么去做貉的數量統計呢？我記得是前三四年上海就開展了一個項目，然后發動志愿者老百姓都參與進來。結果兩個晚上就把貉的數量統計完了。看報紙寫的是，如果科學家來做統計大概要半個月，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大眾反哺學術的成功案例。

這其中包括觀鳥志愿者，也包括驢友。我們很多探險的，他其實把很多比如專業的地質勘探、專業的生物考察等這類工作承擔起來，說不定能發現很多新地貌、新物種呢？我覺得隨著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知識水平的提高，未來會成為一種蔚為壯觀的社會現象。

何婕：不過您剛剛說的驢友野外探險，我們還是要提醒一下，一定要去規范的、合法的地方，那種所謂的野探千萬不要去，很危險。

觀眾提問2：兩位老師好，主持人好。現在有很多網民，仍然堅持覺得美國其實就是好的，以此立場進行反駁。我的問題是：在“大眾學術”的普及當中，我們應該如何避免在算法流量中產生情緒對立的“信息繭房”？

剛剛范老師也說了“民科”，“民科”問題也是網絡社會學一個新的問題，因此我還有一個問題：在知識“民粹”消解專業門檻的風險中，我們應該如何建立一種開放的同時又具有建設性的公共討論模式？謝謝。

張維為：也許不一定要純粹地從“民粹”或專業這樣的角度來分析。我覺得基本上就是兩類，一類就是認同中國道路，一類是不認同中國道路，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差別。這兩個大類當中都有“民科”的和精英主義的敘事，這樣看就比較容易看得清楚。中國的互聯網總體上是大浪淘沙，慢慢大家就成長起來了。雖然你說還有人認為美國制度非常好，但現在確實是少數，這些人被稱為“古墓級公知”。這樣來看，如何克服“民粹”，然后網絡學術的質量也逐步提高，最后形成對中國道路更多的認同，我覺得這樣就比較好。

何婕：我補充一下，這位朋友提問，他因為說到“信息繭房”，破除“信息繭房”，你要說靠外部的力量，這個比較難，因為“信息繭房”就是外部的力量給你構建起來的。破除“信息繭房”最重要的動力來自自身，取決于你自己要不要打開視野去看這個世界，“雞蛋向外破”才是生命。

范勇鵬：解決一切錯誤思想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它放到實踐中不斷檢驗，把它放在群眾中不斷辨析。真理越辯越明，這是我相信的。當然客觀上在商業流量算法的驅動之下會出現“繭房”現象。一個就是何老師講的，我們要主動突破。第二個其實我們國家一直在做，就是我們的網絡管理部門也在進行規范、進行監管。

“大眾學術”和傳統學術的關系，我們從來不是主張“誰要替代誰”,各自有各自的優勢領域。剛才張老師講了，比如文字學，研究甲骨文可能主要還是在專業的群體內部，當然少數比較專業的民間高手可以參與進來，所以它是不矛盾的。我剛才演講里邊講到了不同的角色，形成一個良性的生態來互相促進。

張維為：所以我們主張學術話語、大眾話語、國際話語結合。學術話語的優點是它比較中性，但稍微抽象一點，可以概括更多的現象。比方說，你講“邊際效益遞減”，一般老百姓初次可能聽不懂，但多聽了，就知道它指的就是效能不斷減少，受眾會慢慢就熟悉了，把不同話語結合起來敘事，傳播效果就會更好一些。

觀眾提問3：各位老師好，我是香港大學經濟專業的研究生。我平時也會通過各種海內外的媒介渠道來了解各種中國的議題，其中有些議題它會進入到國內外的大眾視野。請問這種趨勢會如何影響中國構建自我的話語體系？同時高校和自媒體又該如何更好地進行協作？謝謝。

張維為：實際上，我自己包括我們研究院成立的時候，就提出一個口號：解構西方話語、建構中國話語。就是把西方話語，特別是西方“圍剿”中國的話語、“圍剿”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話語一條條列出來，一個個解構。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把中國話語建構起來。西方說“民主還是專制”：我是民主、你是專制，我們就給它解構，什么是專制？他們說我們有一人一票選舉，你們沒有。我說我們叫選拔加選舉，哪個更好？我們這更好一點，你只要比較一下中國領導人的素質和美國領導人的素質，一比較就知道了。諸如此類的，就是一個解構建構并行的過程，這也是話語建構的好方法，它能夠產生很大的國際影響力。

范勇鵬：我也舉一個例子，比如中國的發展道路，我們到底為什么成功了？有很多理論解釋。在大概10年前，當時有一個很著名的爭論，就是到底該不該搞產業政策。有些經濟學家就認為一定要讓市場自由，產業政策都是失敗的，政府從來判斷不好創新的方向，要讓民營企業自主去創新。但是有的經濟學家認為一定程度的產業政策是中國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林毅夫和張維迎的辯論。這個分歧在經濟學界內部一直沒有能夠破局。

但是在20年的發展過程中，我們有大量在一線的企業家、工程師、科學家觀察中國發展，在理解自身所參與的產業、賽道、產品，就會思考我為什么就領先了呢？他們在分析的過程中就發現，原來中國的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功不可沒。但凡是對中國體制和中國道路特別悲觀、特別消極的人，往往是沒有做過實事的人，或者從事的是一個夕陽產業，這個產業是被淘汰的，他才會產生這種觀念。

2025年11月6日，在第八屆進博會宇樹科技展臺，人形機器人進行格斗表演。 新華社

包括我剛才講的“工業黨”這種科普人士，他把這些道理講出來，逐漸地大家覺得有道理，最后再影響到外國。所以這幾年無論是澳大利亞還是美國，雖然有些人是批評我們的，有些是羨慕嫉妒恨的，但是他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做得是對的。正如剛才這位朋友講的，民間的力量對學術的反哺，包括對世界的影響、對我們國家的外交、對我們的話語斗爭，都會產生這種正面的影響。

張維為：我再舉個例子，我和福山辯論時，他也提到“市場經濟萬能論”。我跟他說，我一個很好的德國朋友就跟我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2011年，德國經濟是歐洲最好的，他說默克爾有一次碰到一批德國經濟學家，就說為什么我們德國沒有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因為德國幾乎沒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我們的一位經濟學家回答得非常好，他說總理呀，你千萬不要擔心這個問題，如果有一流的經濟學家就沒有一流的經濟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把西方自己害死了。

何婕：反過來說，當中國有世界一流經濟的時候，我們呼吁在我們中國自己的土地上要生長出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通過解釋中國再去看懂世界。我們今天討論“大眾學術”這個話題，好像跟學術有關，挺嚴肅的。但事實上，“大眾學術”就來自每一個你我他。

我們節目也是“大眾學術”的一部分，我想特別有意義的一件事，就是當這個浪潮起來的時候，我們可以去勾勒它，并且可以看到它的趨勢，看到它對世界做的貢獻，這個非常有意義。討論“大眾學術”并不是說專業學術就不好，我們的共同觀點是最好的、最有價值的學術，就應該來自人民，同時服務于人民，這應該是學術的宗旨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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