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君啟舟節“瀘江”地望新證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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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史料，南方地區的早期山川地理實相可謂隱約難窺。如見諸《楚辭·招魂》（以下簡稱《招魂》）、《山海經·海內東經》（以下簡稱《海內東經》）、《漢書·地理志》（以下簡稱《漢志》）等典籍記載的廬江水，其地望自東漢始已越發迷離，清代諸儒更是聚訟紛紜。20世紀五六十年代，鄂君啟舟節銘文的發現為厘清廬江水地望這樁千古公案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線索。此后，中外學者對舟節東路所涉水道與城邑問題展開了跨越近三十年的探索和論證。本文即運用文物考古新發現，就廬江水地望之于長江流域歷史地理研究的意義作進一步申說。不當之處，敬請方家賜正。

一

青弋江說的生成

《招魂》亂辭有云“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宋人洪興祖引據《漢志》“廬江郡”下“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一條予以補注，遂將《招魂》“廬江”地望引向皖南。20世紀40年代，譚其驤將《招魂》“廬江”與《漢志》“廬江”相切割，又據《水經·沔水注》及亂辭所見地形地貌定《招魂》“廬江”于鄂西北。另外，他在復原秦代東南諸郡轄域時提出《漢志》“廬江”即今皖南青弋江，廬江郡因之得名。至武帝元狩初年衡山國除，“廬江既得衡山之地，遂割其江南諸縣以隸屬鄣”，鄣郡始改稱丹楊郡，而廬江郡移置江北。譚先生在此將《漢志》“廬江”比定為青弋江，并視其為元狩初年以前廬江郡與鄣郡的分界，這一意見也為日后鄂君啟舟節東路交通線的探討以及周振鶴關于西漢東南郡級政區的復原奠定了基調。

1957—1960年，安徽壽縣先后發現了兩件鄂君啟舟節（圖1），銘文相同，載錄有楚懷王時期鄂君船隊的經商路線，其東路即漢口以下段銘曰：“逾江，就彭射，就松陽，入瀘江，就爰陵。”此段路線所涉水道與城邑問題學界討論頗多，大體可歸納為以下兩種觀點。

（1）贛境說。“瀘江”最初釋作“澮江”。郭沫若認為“澮江”即贛江，“爰陵”或是南昌。于省吾指出舟節“瀘江”系《海內東經》與《水經·廬江水》之“廬江”，乃江西廬山北流注入長江的某條小水。此外，考慮到節銘“就”字的用例、贛江水系至今尚有“瀘水”以及贛江在廬山附近入江，部分日本學者也傾向于將贛江水系比定為舟節“瀘江”。

（2）皖境說。1962年，譚其驤將舟節東路交通線引向皖江北岸，推定“松陽”即今樅陽，“爰陵”為今桐城東南的古團亭，“瀘江”乃今廬江、桐城、樅陽境內的白兔河。次年，譚先生又發表新論。他在“瀘江”的隸定上改從黃盛璋的意見即“澮江”。《漢志》丹楊郡陵陽縣下有注文云：“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他據此指出淮、澮聲同韻近，“澮江”乃“淮水”即青弋江。“爰、宛只是一聲之轉”，“爰陵”為《漢志》丹楊郡治“宛陵”，即今安徽宣城。要之，皖南轉而成為鄂君船隊經行之東極。進入20世紀80年代，周振鶴不僅提出《漢志》“廬江”注文未系于陵陽縣下，乃是班固為表明漢初廬江郡與“廬江”淵源關系的違例之舉，而且推定漢初江南廬江郡的東界（鄣郡的西界）在“《漢志》丹陽廬江水”，即今青弋江流域。4不過，周先生并未與舟節“瀘江”相系聯。

1988年，黃盛璋在《再論鄂君啟節交通路線復原與地理問題》一文中基本肯定了譚先生關于舟節東路水道、城邑的論證，又改從商承祚的“瀘江”釋讀意見，將舟節“瀘江”、《海內東經》“廬江”、《漢志》“廬江”、桑欽“淮水”以及《水經·廬江水》“廬江”歸總于青弋江名稱歷時性演變的結果。他提出“廬江”和“淮水”分別是青弋江在先秦和漢代的名稱，而“廬江”之名的湮沒應與廬江郡轄境自江南變更至江北有關。

概言之，經譚其驤等歷史地理名家的幾番校訂，舟節東路交通線皖境說影響頗大，而青弋江既是鄂君商船經行東極之“瀘江”，又系漢初江南廬江郡東界之“廬江”的假說越發坐實。《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再版時，于秦代“淮漢以南諸郡”圖中補繪的鄣郡與廬江郡即以青弋江流域劃定二郡分界。之后，不少論著相繼征引、采納，青弋江說成為國內學界的主流觀點。至于《招魂》“廬江”，論者也傾向于肯定譚先生的鄂西北說，并將之與舟節“瀘江”相切割。不過，隨著考古材料的陸續披露，長江流域歷史地理研究迎來了新契機。特別是這一區域礦冶考古工作的成果揭示出漢初劉濞吳國銅山所在，進而成為驗證青弋江說合理性與否的重要切入點。

二

礦冶考古的驗證

關于吳王劉濞鑄錢之事，《史記·吳王濞列傳》記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盜〕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又如同書《貨殖列傳》載：“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凡此，表明“豫章郡”或說“章山”乃吳國銅礦區所在，劉濞經營達四十余年，已具規模和聲勢。

那么，這個牽動吳國經濟命脈的銅礦區今地何處？欲廓清此問題，須首先明晰西漢前期東南王國的封域形勢。高帝十一年（前196）立劉長為淮南王，領九江、廬江、衡山、豫章四郡。次年，立劉濞為吳王，領東陽、鄣、吳三郡。另，《史記》《漢書》屢言吳國領有豫章郡，古今史家多以豫章郡時屬淮南而不屬吳，謂“豫章”系“鄣”之訛。基于以上分析，劉濞鑄錢之“章山”當在吳國支郡鄣郡境內尋找。同時也就不難理解，景帝前元三年吳王起兵的直接導火索便是“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試想漢廷削此二郡后，劉濞將失去經營已久的海洋鹽業與銅礦產業，焉能不反？

鄣郡于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更名為丹楊郡，丹楊郡置有“銅官”。清儒曾點明“丹陽銅”與漢初的“章山之銅”之間存在著承繼關系。陳直復以“漢有善銅出丹陽”漢鏡銘證“西漢及王莽時以丹陽郡所產銅量為最豐，與《漢書·吳王濞傳》記載極合”。然而，直至20世紀80年代，丹楊郡銅山的今地考辨仍徘徊于東南地區各種舊志所載的諸多銅山線索之間難以落實。1984年以來皖南沿江的部分市縣相繼發現了一批早期礦冶遺址，這一局面始有所改觀，學者據此論證皖南是“章山之銅”及“丹陽銅”的主要出產地。

通過多年的田野調查與發掘工作，目前長江下游已確認有數十處先秦至漢代銅礦冶遺址（圖2），集中分布于皖南的銅陵、南陵一帶，而蘇西南與浙西北僅有零星發現，較之皖南，可說是相差懸殊。再考慮到蘇浙兩省考古工作基礎均較為堅實，所以這一時空分布差異當是自先秦以來銅礦冶產業格局一脈相延的真切反映。

先秦時代的皖南便是中原銅礦料的重要產地及加工地，銅陵地區已顯示出采冶鑄兼具且含有官方背景的早期青銅工業鏈條。不僅如此，這里鑄錢的傳統也有跡可循。繁昌橫山發現的蟻鼻錢范表明楚人已據有皖南銅礦區從事鑄錢活動，而貴池秋浦河渡口出土的半兩錢范更是秦帝國郡縣鑄幣的直接物證，與后來者劉濞相去亦不過二三十年。

《鹽鐵論·通有》中“文學”指陳：“荊、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又記“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今按，《漢志》“丹揚郡”下有陵陽縣，治今安徽青陽縣南。《漢書·食貨志》云：“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曰：“赤金，丹陽銅也。”漢代銅器銘文中亦見有青銅稱“金”者。明此可知，這里“文學”所言“陵陽之金”的地域概念等同于皖南銅礦區。另外，“大夫”還提到“丹、章有金銅之山”。檢《史記·貨殖列傳》載“豫章出黃金”，又《漢志》豫章郡鄱陽縣下記有“黃金采”。因而，此處“大夫”所說的“章”當指以出產黃金聞名的豫章郡，“丹”則無疑是置有“銅官”的丹楊郡。

需要關注的是，前文曾提及《史記》劉濞本傳“吳有豫章郡銅山”云云，然《貨殖列傳》敘吳東有“章山之銅”在“東楚”之中，而記豫章郡及“豫章出黃金”卻在“南楚”之列，足見豫章郡與吳國銅山無涉，亦可證“吳有豫章郡銅山”當是“吳有鄣郡銅山”之訛。景武兩朝東南政區屢有變動，鄣郡以及后來的丹楊郡均與豫章郡接壤，加之“章”“鄣”相通且各自界域內皆有銅礦資源及采冶史（江西瑞昌銅嶺采冶遺址大體在《漢志》豫章郡界中），劉濞本傳誤記吳國銅山歸屬地郡名的癥結殆在于此。

至于蘇浙省域發現的銅礦冶遺址，今人多據舊志斷為吳國銅山。但是，寧鎮地區的時代或為商周，或為唐，而浙江地區確鑿的文獻記載和實物遺存也要晚至唐代。因此，我們雖不能排除蘇浙省域在劉濞吳國時期曾有過一定程度上采銅鑄錢行為的可能，但劉濞經營已久的“章山之銅”以及兩漢之際最負盛名的“丹陽銅”產地無疑是在今銅陵、南陵一帶。

如果上述分析大體不誤，那么以往流行的“廬江”地望青弋江說及秦、西漢前期鄣、廬江二郡界域復原方案都有重新審視的必要。若以青弋江來比定“廬江”并視作鄣、廬江二郡之分界，則銅陵、南陵一帶的銅礦冶遺址恰在青弋江流域以西的淮南國（以及文帝前元十六年所置的廬江國）廬江郡界中，而不統屬于吳國鄣郡，劉濞鑄錢又從何談起？另外，包舉今江西省大部的秦廬江郡竟是以郡域東北緣的短短一條青弋江命名，也著實令人費解。

附帶指出，蕪湖段以上皖南的長江重要支流尚有池州市境內的秋浦河。一種觀點認為《海內東經》“廬江”、《漢志》“廬江”以及《水經·廬江水》“廬江”皆系此河，然而秋浦河不僅處在吳國銅山的西緣，其體量也遠不及青弋江。實際上，有學者曾據《越絕書》中始皇帝徙大越民的記載推測鄣郡當領有皖南全境，今以吳國銅山的考古發現為佐驗，愈見此論不虛。要之，秦、西漢前期的鄣郡西界是否循《漢志》丹楊、豫章郡界或可再議，但可以肯定的是，廬江水應在《漢志》石城、陵陽一線西南的皖境之外尋找。

三

廬江水的名實分離

《海內東經》“附篇”謂“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一曰‘天子鄣’”，又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在閩西北。入海余暨南”。對這兩條記載的正確認識是探索廬江水地望的關鍵所在。

首先是“三天子都”。《漢志》《說文》載“漸江水”發源于丹楊郡黟縣境內，今新安江上源正位于漢黟縣故城西南，而《水經·漸江水》則以“三天子都”即黟縣北的黃山為“漸江水”發源地，與前者取源略有不同。其實，黃山橫貫黟縣境域，承自《海內東經》的“三天子都”未必具指黟縣東北今黃山區境內的黃山主峰，而是泛指黃山及周圍山脈。清人黃次蓀所謂“古人言山水，皆舉其形勢大概而總被以名稱，必非沾沾一峰一派之間也”以及“凡宣、歙二州之山，皆古者三天子鄣之地”云云，即為切中肯綮之論。

其次是“彭澤西”。《水經·廬江水》記作“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于江”，較《海內東經》稍異。清人錢坫、楊守敬及今人黃盛璋等多視此處“彭澤縣西”之“縣”為衍字，將“彭澤西”解為丹楊郡宛陵縣彭澤聚西，“廬江”遂由此落實到宛陵即今宣城市以西的青弋江，與《漢志》“廬江”流路相合。但是，比對同篇載錄的其他水道流注地名發現，“廬江”前一條“浙江”入海的“余暨南”、后一條“淮水”入海的“淮浦北”，論者皆考定為秦縣，可見“廬江”入江的“彭澤”為聚邑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彭澤西”還見于同篇“贛水”條，其云“贛水出聶都東山，東北注江，入彭澤西”。此“彭澤西”斷不會遠至皖東南一帶，顯然是指江西湖口東的彭澤故城以西。所以，錢坫等人在沒有任何確切文本依據的情況下，僅憑己意指“縣”為衍字，進以迎合“廬江”青弋江說之舉，實難服人。蓋《水經·廬江水》所記之“彭澤縣西”可視作曹魏時人對《海內東經》“彭澤西”的精當轉述。

那么，這條發源于皖南的丘陵山地，北經湖口注入長江的“廬江”，今何水足以當之？唐人盧潘曾指為源出今皖贛交界的率山、浙嶺而西流注入彭蠡之水。20世紀80年代初，張修桂在繪制“漢唐鄡陽平原水系圖”時比定為西河。不久，魏嵩山又提出饒河說，他認為《海內東經》“廬江”發源于“三天子都”即今皖贛邊界率山，其上游為今樂安江，下游自今鄱陽縣西北穿鄱陽湖至廬山東麓與贛江匯合，后又北流于湖口縣西注入長江。不過，另一方面，饒河（又稱“鄱江”）體量雖較皖南的青弋江與秋浦河為大，似仍難當廬江郡得名之“廬江”。近年，楊蕭楊推斷“三天子都”乃浙皖贛交界率山至懷玉山脈的總稱，“廬江”則指今鄱陽湖以東的古贛江，其上游應是今信江和鄱江水系。該說固然是進一步發展了黃次蓀的論斷，更合乎史實與情理，但其論證仍存若干缺環。

鄱江見于《漢志》豫章郡鄱陽縣下，所謂“鄱水西入湖漢”，即今昌江—饒河。從鄱陽縣地望變遷情況來看，江南“鄱水”之名應不早于秦代。又同篇豫章郡余汗縣下云：“余水在北，至鄡陽入湖漢。”此“余水”當即發源于玉山縣北部的懷玉山大崗，流經今余干縣的信江。“余汗”又作“余干”，《淮南子·人間訓》記秦時尉屠睢發卒五十萬擊越之事，其曰“一軍結余干之水”。先秦越地的“余干之水”恐尚未冠名“余水”，《漢志》“余水”或是西漢時期以余汗縣得名的晚出漢語式水名。

此外，前述《海內東經》“附篇”的“贛水”也不應忽視。“贛水”即后來《漢志》豫章郡雩都縣下所記的“湖漢水”，“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漢代湖漢水取源與今贛江基本吻合，其經由嬰子口以北的彭蠡澤入江。今按，“附篇”既如周振鶴所論乃“秦代《水經》”，則“附篇”中“廬江”“贛水”二水經彭澤縣西境北注長江的描述，也理應是秦代鄱陽湖地區水文狀況的實態。據研究，先秦時期的彭蠡澤只包有今安徽宿松、望江間的長江河段及其以北的湖沼地區。至西漢后期，江北彭蠡澤已和九江主泓道分離，日益萎縮，湖口斷陷的古贛江逐漸發育成較大水域即今鄱陽北湖。而秦代正處于古彭蠡水域江湖分離之初，嬰子口以北古贛江主泓道的擴展尚在起步階段。依上古“互受通稱”的水道命名體例，“贛水”東北流至今鄱陽南湖中與東來的“廬江”匯合，自此以下直至湖口入江，古贛江主泓道二名通稱，其左岸沿用至今的“廬山”之名即是旁證。不過，《漢志》亦敘湖漢水“至彭澤入江”及其別源“豫章水”出豫章郡贛縣西南“北入大江”，學界多從今鄱陽北湖吞吐型湖泊的水文特征層面考量，這與先秦及秦代的情形有別。

需要說明的是，如將廬江水解為鄱陽湖以東的古贛江，則與《漢志》所載“陵陽東南”這一發源地仍有距離（相隔黟、歙二縣）。由此，不得不重審《漢志》“廬江”文本的可靠性與原始性。事實上，1962年譚其驤既已察覺出此條可疑，指其“多半是傳抄時竄入的后人旁注”。近年，楊智宇論定此條系應劭注文竄入，非班固自注。但是，囿于對應劭的迷信，他依然將“廬江”“淮水”視為一水異名，從而落入“廬江”青弋江說的窠臼。應劭身當漢末，去古遠矣，尤其是他記錄的秦及漢初的史地掌故來源良莠不齊，并非確不可移。僅就《漢書》應劭注所涉水道資料而言，由于應氏著重解說地名而非水道，未曾一一考實地理。因此，望文生義而誤注水名和以無關水道附會地名之類的錯謬時有發生。另外，班固自注中僅轉引桑欽“淮水”，而獨不見“廬江”，足證至遲東漢早期廬江水之名已隱沒不彰，漢末應劭又何從知曉？

前后通貫考察，自宜明晰關于南方山川的地理認知存在著從面到線、由淺入深的曲折過程。發源于浙皖贛交界群山“三天子都”的今信江—饒河水系早先統稱“瀘（廬）江”，見諸鄂君啟舟節銘文與《海內東經》“附篇”。其西北流與南來的“贛水”逐次匯合后，北經“彭澤西”的今湖口縣境內注入長江。伴隨著鄱陽湖地區水文地貌狀況的變遷與西漢前期廬江郡由江南移至江北的政區調整，“廬江”之名漸廢，“鄱水”與“余水”之名日顯。東漢早期，廬江水之名已趨于隱沒，而“廬山”即是廬江水及江南廬江郡之孑遺。漢末應劭關于廬江郡郡名來歷之注文后竄入《漢志》，致使廬江水發生名實分離，糾葛正始于此。不過，曹魏時人仍采信《海內東經》進而撰作《水經·廬江水》。隨后，酈注雖以廬山北“石門水”相系聯，卻也語焉未詳，遂招致后世諸多駁難。及至20世紀50年代以來學界對舟節東路水道城邑與西漢東南郡級政區討論的不斷深化，贛境諸水數遭摒棄，青弋江說幾近不刊之論。

四

余論

以上通過廬江水地望的個案研究，剖析了廬江水由贛東北“漂移”至皖南的內在邏輯，呈現出古往今來關于南方山川地理認知的曲折反復。礦冶考古發現表明西漢劉濞吳國銅山應在今安徽省南部的銅陵、南陵一帶，而以往流行的廬江水地望青弋江說與秦西漢前期鄣、廬江二郡界域復原方案自然就無法成立。發源于浙皖贛交界群山“三天子都”的今信江—饒河水系起初統稱“瀘（廬）江”，其名實分離的印跡班班可考。

節銘云“入瀘江，就爰陵”。“瀘江”之謎既已廓清，“爰陵”地望蠡測如下。考古學研究表明，江西在戰國中期仍以越文化為主。近年，在江西中部腹地的清江盆地發掘了樟樹國字山大墓，墓主是與越國王室密切相關的筑衛城統治階層。國字山大墓雖如簡報所言“具有突出的越文化因素”，然墓葬形制及隨葬器物并不似如貴溪魚塘水巖M10、無錫鴻山DVⅡ（邱承墩）M1、安吉垅壩D12M2、紹興鳳凰山M1、M3等同時期越墓那般典型、純粹，其楚化色彩已相當濃郁，隱約透露出墓主或系居于“吳頭楚尾”并已入楚的越人上層。另外，在新建昌邑與高安郭家山還發現了較為典型的戰國晚期楚墓。就目前的材料來看，江西的楚文化遺存整體偏少，且集中在鄱陽湖平原之內，而“爰陵”地望亦當不出這一范圍，但具體落實在哪座城邑，尚難遽斷。此種情況除了考古工作的局部缺失外，還應考慮到楚人經略東南的大背景。

一般認為，舟節鑄于楚懷王七年（前322）。據《史記·越世家》載，此前十數年，楚威王曾興兵伐越，“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與之相應，其時楚國在長江以南的疆域大抵東盡于浙皖贛交界的“故吳地”，此處山系恰有“三天子都”之稱，正是《海內東經》“浙江”的發源地。蓋鄂君船隊在長江中下游免稅區的活動路線自“彭射”即今鄱陽湖湖口附近分出兩支：一支沿江東下，終點為江淮中部地區；另一支則往南，轉入“瀘江”即古贛江，抵達楚人新征服的鄱陽湖平原（圖2），鄂君船隊行商至此，最主要的還是從“爰陵”作為楚越邊貿品集散地的層面考慮。至懷王后期，“越亂，故楚南察瀨胡而野江東”，包括青弋江流域在內的江東地區方入其彀中。或許由于此后楚國戰略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加之越人勢力的盤根錯節、頑固難馭，所以終戰國之世楚人未再向贛江中上游推進。

無待贅言，先秦秦漢水道與政區的復原研究具有長期性和復雜性。地不愛寶，鄂君啟舟節的發現與長江下游的礦冶考古成為破解廬江水地望謎案的鑰匙。這一典型個案進而提示我們，在歷史地理學研究中應充分具備考古自覺，做到出土文獻、考古材料、歷史文獻三者的有機融合，方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史實真相。

作者：常澤宇

來源：《形象史學》2025年第3期

選稿：賀雨婷

編輯：楊 琪

校對：賀雨婷

審訂：李美云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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