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博士沒畢業的年輕人,用一臺電腦和幾套AI圖片查重算法,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接連舉報了多所985高校的院長、教授和國家杰青——造假者被免職,涉事高校相繼啟動調查,學術圈地動山搖。
這是“耿同學講故事”寫下的一段傳奇。
然而到了5月17日,耿同學發布的最新視頻,卻給人一種完全不同的感覺。視頻標題是“給杰青們一個自查機會,拒不整改,再行舉報”。耿同學手里明明還有四所高校、五位杰青的Nature正刊和子刊造假素材,但他不點名了,只給了一個“自查”的機會。底氣十足的學術打假人,為什么突然踩了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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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因為假太多打不過來。更關鍵的原因是——有人害怕了,害怕的不是學術圈的大佬,而是耿同學自己。他在視頻里坦白,家人的擔心已經從擔心他的安危,升級到擔心家人的安危了。他出門必須告知家人去了哪里,進任何室內場所都要先拍照報備。這是一個敢于正面硬剛學術大佬的年輕人,不得不向現實低頭。這讓人心疼,更讓人細思極恐。
一、一個人對抗一座江湖
耿同學的學術打假起點,其實充滿了偶然。4月8日,他發了第一條學術打假視頻,質疑同濟大學生科院院長王平的Nature論文數據造假。不到一個月,同濟大學通報:舉報屬實,王平被免去院長職務,降崗兩級,第一作者被解除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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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同學隨后將矛頭指向南開、中山、上海大學等多所高校,舉報的對象清一色是“杰青”“長江學者”“院長”級別的學術大牛。截至目前,南開大學、中山大學等已發布情況說明啟動調查。
在相當短的時間內,一個“圈外人”完成了諸多學術監督機構多年未能做到的事。耿同學在接受采訪時說了一句非常扎心的話:“這段時間做打假以來,沒有任何一篇問題論文,是官方自己去找出來的。這是迄今為止讓我感到最失望的一點。”
這句話的潛臺詞是:如果沒有耿同學,這些問題論文可能至今仍躺在頂級期刊上,安然無恙。那些花了幾十萬、上百萬科研經費“生產”出來的造假論文,依然堂而皇之地掛著杰青的名頭,消耗著國家的科研資源。說到底,這個問題還是要問:為什么連一個肄業博士生都能看出來的問題,同行評議和學術監督體系卻看不出來?
答案并不復雜:學術圈有著自己的“江湖規矩”。同行評議流于形式,圈子文化讓發現問題的人選擇沉默。很多杰青到了這個位置,根本不再親手做實驗,論文數據完全依賴學生,“失察失管”成了事后最好的借口。而耿同學的厲害之處在于,他打破了這種沉默——他沒有體制內的身份,沒有圈子里的顧忌,只有一臺電腦和對科研底線的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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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耿同學的擔憂,戳中了一個無人愿說的痛點
耿同學的退讓,恰恰暴露了學術打假中最令人不安的一面——舉報人的安全到底誰來保護?
不是耿同學膽小。任何人面對連累家人的威脅,都不可能無動于衷。他在視頻里說,現在不僅是擔心自己,更是擔心家人的安危。這樣樸實的擔憂,不僅令人動容,更是一個觸目驚心的信號:當舉報者需要為自己的家人安全而擔心時,某種保護機制已經失靈了。
其實,法律是有規定的。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明確規定,威脅他人人身安全的,可處拘留和罰款。舉報人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可以向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應當積極調查并提供保護。但現實是,這些條文面對“圈子壓力”這種無形的威脅,力量遠遠不夠。學術界的舉報人所面臨的威脅,往往不是明刀明槍,而是來自圈子內部各種隱形的壓力和排擠。
更令人揪心的是,學術打假人的處境并非孤例。此前,武漢大學“百錯仍碩”論文的吹哨人李然于心,就曾因指出論文問題而被“深夜上門”。這說明耿同學的擔憂并非“過度反應”,而是真實存在的風險——學術圈的自我保護機制,有時候比我們想象的更強悍。
退一步說,即便沒有明顯的人身威脅,一個沒有任何體制內庇護的個體,同時得罪數十位學術大佬及其龐大的資源網絡,這本身就是一種難以承受的重壓。
三、學術監督不能靠“孤勇者”
耿同學的可貴,正在于他的“圈外人”身份。他并非行業權威,只是一個普通科研出身的博主,沒有體制內庇護,直面頂尖學者與名校壓力,以扎實的證據和理性的核查公開打假。這種“自曝家丑”的勇氣,不是抹黑行業,而是刮骨療毒;不是惡意挑刺,而是守護學術尊嚴。
然而,根治學術亂象,不能只靠耿同學孤軍奮戰。一個人的火力再猛,能量也是有限的。今天耿同學頂住了壓力,明天呢?后天呢?如果學術圈的造假者意識到,除了一個耿同學之外幾乎沒有其他監督者,他們只會更加猖獗。
澎湃新聞的評論說得很到位:營造風清氣正的育人環境、干凈透明的學術生態,不可能完全依靠學術圈外的普通人,不可能完全指望突然出現的偶然事件。我們更需要的是一種“監督在線的日常性”,是讓每一位學者都能保持誠信、讓每一筆科研資金都能用到實處的長效機制建設。
換言之,我們需要的不只是一個耿同學。我們需要的是:
第一,高校和科研機構真正扛起主體責任,破除圈子庇護,完善數據核查、論文溯源、事后追責機制。不能每次都等到“耿同學”曝光了才匆匆忙忙表態“零容忍”,而要在日常中把學術誠信的“籬笆”扎緊。
第二,從根源上改革“唯論文、唯帽子”的評價體系。耿同學舉報的一些學者不僅論文造假,有的論文還得了項目資助,有的甚至涉嫌“浪費國家大量科研經費”——這說明當前評價體系中,資源分配高度依賴“帽子”和頂刊論文,而這種模式本身就制造了造假的強烈動機。如果改變不了“論文發得好就能上杰青、拿經費、當院長”的鏈條,造假就永遠有一個合理的利益驅動。
第三,建立對舉報人的制度化保護。學術打假是一項需要勇氣的行為,它的前提是打假人不必為自身安全擔憂。如果連最基本的安全保障都沒有,誰還愿意當“耿同學”?
四、給耿同學一點安全感,比什么都重要
我在想一個問題:耿同學的退讓,真的只是在保護自己和家人嗎?如果他選擇退一步,學術界的造假者會怎么想——“連耿同學都害怕了,我們更不用怕了。”這才是最讓人不安的后果。
我們敬重耿同學的勇氣,但我們不能把他的勇氣當成理所當然。他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不是刀槍不入的超級英雄。他有家人,有恐懼,有承受的極限。如果他倒下了,誰會是下一個站出來的人?
一個好的制度,應該讓誠實的人不用害怕,讓造假的人無處藏身。耿同學已經做了他能做的一切,剩下的,應該是制度來做的事。
愿耿同學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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