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牛津大學教授曾提出預測：韓國或許會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消失的國家，這是為什么？
2023年春天的首爾清晨地鐵里，年輕白領們低頭刷手機，灰發老人背著保溫箱推車售賣早餐卷，卻幾乎見不到嬰兒車的身影。嘈雜的報站聲中，人們習以為常，這個城市已多年保持同樣的畫面。
回望60多年前，韓國卻是另一幅景象。1962年第一五年計劃啟動時，官方憂心糧食短缺，高達2.9%的年人口增長率被視為經濟包袱。于是“少生便是愛國”成為口頭禪，節育藥具免費發放，鄉鎮診所甚至為結扎手術開出獎賞。到1970年代末，總和生育率已被壓到2.8，幾乎腰斬。
經濟隨之扶搖直上。造船廠晝夜轟鳴，漢江兩岸高架橋拔地而起。國際學者把這種跨越稱為漢江奇跡。然而當機器轟鳴聲最響之時，一種低調的社會慣性也在成形——少生甚至不生，成了年輕家庭自覺的選擇。政策松綁后，慣性并未消散。
1997年11月，亞洲金融風暴席卷首爾。外匯儲備告急，韓國接受IMF五百七十億美元貸款，換來的卻是整個雇傭體系的陡變。企業用工成本被迫下調，終身雇傭讓位于短期合同。2000年前后走出校園的“危機世代”發現，學歷已不再是保障。1999年本科生在失業人口中的占比只有12.1%，到2016年飆到30%。有人苦笑：工作不穩，何談結婚生子。
就業不安全只是冰山一角。房價攀升，教育競爭白熱化，加之傳統家庭角色期待對女性壓力驟增，年輕人開始用“躺平”回應。2001年韓國生育率跌破1.3，聯合國把這一定義為“超低生育”。2020年數字來到0.84；2021年再降至0.81，已是全球最低水平之一。
人口減少的另一面是速度驚人的老齡化。聯合國把65歲以上人口占比7%界定為進入老齡化社會，韓國在2000年觸線；僅18年后，比例翻倍至14%，正式成為老齡社會。法國完成同樣跨越用了一個多世紀，日本也花了24年。首爾街頭出現了尷尬的場景：老人在便利店夜班值守，年輕顧客卻在手機上刷外賣。
政府不是沒有動作。1998年建立的國民年金制度擴容至今，覆蓋率超過八成，但基金可持續性已被專業機構多次亮起黃燈。2019年起，新生兒每月可獲20萬韓元津貼，地方還推出育兒房租減免。然而一位在龍山上班的30歲職員苦笑對朋友說：“補貼遠比不上育兒開銷，更多是心理安慰。”
人口孔洞對國家安全也敲響警鐘。服役人手緊張，2022年陸軍已裁撤一支師級部隊以節約兵源；中小城市因學校生源銳減被迫整合校舍，加劇地方衰退。韓國統計廳預測，2070年全國人口將收縮至3766萬，勞動年齡段人數不足1700萬，其后防、稅收、醫療體系都將面臨重新定位。
有意思的是，回望當年決策文件，人口控制不過是經濟現代化配套手段，無人料到半個世紀后會反噬。政策自上而下易改，社會心態的慣性卻像暗流，難以扭轉。短期補貼或許能減輕部分家庭壓力，卻很難逆轉年輕一代對未來的不確定感。韓國在人口曲線上的急轉彎提醒世人：當增長與生活質量發生拉鋸時，單線條的行政口號終將讓位于更全面的社會保障、性別平等與穩定就業。否則，地鐵里越來越多的銀發與空蕩的嬰兒車空間，或將成為一種長期的城市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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