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翻唱遇到版權

（來源：法治日報）

轉自：法治日報

《春天里》是汪峰創作的歌曲，寫得好，也很打動人，他自己唱過。但歌曲迅速爆紅，是因為演唱組合旭日陽剛——兩位農民工的翻唱。2011年，旭日陽剛登上春晚，讓這首歌飄向大江南北。

一事多人參與，既會出現合作，也會出現矛盾，還可能打開人們熟悉的程式——合作之后矛盾重重，最終不歡而散。《春天里》的兩方歌手，又是一例。汪峰開始給予了支持，旭日陽剛也很是感激。三人還曾同臺演繹。不過很快，他們之間出現了嫌隙。依我的理解，汪峰的意思是，旭日陽剛不走自創之路，借翻唱《春天里》持續“坐享其成”，很不體面，“也讓原創失望”。旭日陽剛曾嘗試自創，但市場只歡迎他們翻唱的《春天里》。最終，汪峰收回版權。

版權是法律問題。多年過去，再看這起版權事件，人們通常認為，一方創作不易，一方翻唱走紅，而權利人收回授權，這很合乎法律，也很公道。這種理解自然成立。

翻唱的“獨特”

提到版權，就要提到演唱權。業內的說法是，演唱權屬于“鄰接權”，意思是伴隨原創版權而來的權利。這里涉及兩個專業點：一首歌，是別人創作的，可是演唱者通過原創者同意演唱了，那么，這首唱出來的歌，演唱者也有相應權利；既然演唱者也有相應權利，從某種程度上說，“演唱”有點兒像原創。

將兩個專業點，放入《春天里》事件，可以演繹。汪峰是原創原唱，旭日陽剛也演唱了，而旭日陽剛的演唱似乎有別于汪峰。假如經汪峰同意，錄制了旭日陽剛版的唱片，那么，汪峰同意第三人商業播發，而旭日陽剛不同意，則第三人不能播放。這是鄰接而來的版權，受到法律保護。這種保護暗含了一個意思，旭日陽剛的演唱，有獨創性，所以“像原創”。當然，事實上沒發生“汪峰同意”的情況。

講解為何演唱者可以擁有版權，意在將“獨特性”的問題凸顯出來。兩位農民工是翻唱，而翻唱可以歸入演唱，所以翻唱“有獨特性”是自然的。而這一“獨特性”沒有獲得認可，是因為汪峰沒有同意。

但沒有同意，不意味著沒有“獨特”。法律可以拒絕承認一種表達，但未必能夠否認它已經發生，并且被感知。所以，可以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經同意的“獨特”可以生存，而未被同意的“獨特”，卻只能消失？

這個問題的指向，是明確的：其一，原創原唱與翻唱怎樣競爭，才算“適當”；其二，版權在“誰來表達”的問題上，議題應該拓展；其三，因為同一首歌，不同的人來唱，可能呈現完全不同的意味，有的版本規范完整，有的版本卻更具感染力，甚至讓作品進入新的情感結構；其四，今天，傳播空間發生迭代轉型，表達方式日新月異，翻唱更是層出不窮，也更可能重新界定作品的情感重心。

表達能力的競爭

如果依循上述指向，問題可以發生變化：我們面對的，不僅是“是否允許翻唱”，而是“誰更有能力表達這首歌”。

在《春天里》的事件中，汪峰最終收回授權，從演唱“獨特”的視角看，背后動因是能感知的。至少兩種風險可推斷：其一，聲譽轉移。當他者演繹廣泛傳播，公眾可能將作品與演唱者綁定，創作者的存在會被弱化。其二，收益外流。當翻唱成為商業演出的核心內容，而收益主要由演唱者獲得，創作者的經濟利益便會遭遇收割。

因此，版權不只是法律工具。它還是一種防線——用于維持原創原唱在作品中的中心位置。但也正是這里，一個反向事實逐漸顯現出來。

如果旭日陽剛的演唱，沒有引發共鳴，那么這一事件不會發生。正因為他們的版本，被廣泛認為更“打動人”，問題才變得尖銳。這種打動，并非偶然。它來自一種能力。聲音質感與歌詞情境，更為貼合。情緒表達的直接與粗糲，十分易見；個體經歷與作品意義之間的共振，很易感知。

這些因素，使翻唱不再只是復制，而成為某種再表達。于是，一個關鍵判斷出現了：翻唱之所以進入沖突，宣示存在，是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更會表達這首歌”。一旦問題進入“能力”的層面，翻唱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

這里可以注意，在事件發酵時，汪峰多次表達一個立場：希望旭日陽剛能夠擁有自己的作品。這一說法，獲得廣泛認同。許多人認為，這不僅合理，而且具有某種“行業正當性”。翻唱，可以作為起點，但真正的立足之本，應是原創。從長遠發展看，這種認識還很真誠。原創能力，確實構成音樂人的穩定基礎。

但如果稍微停頓，再多想想，會發現這一立場，在無形中完成了一次問題轉移。原本問題是，為什么一個被認為更有表達力的翻唱，會被禁止繼續表達？后來的問題是，不該一直唱別人的歌。兩個問題，并不相同。前者，是表達之間的競爭問題；后者，則被轉化為職業路徑與行業倫理的問題，從而避開了正面的比較。

正是這種轉化，使一個更具張力的事實被虛化了。在《春天里》的案例中，原唱與翻唱之間，實際上存在確鑿的表達競爭。“去做原創”的勸誡，在某種意義上，緩和了這種競爭，甚至讓相關的直接討論變得無力“無趣”。

前面已經提示，在一般情形中，“版權與翻唱”的關系，是從屬關系：版權在上，翻唱在下；翻唱的存在，取決于許可。但在《春天里》中，這一結構發生了變化。因為問題不再只是“是否允許使用”，而是出現了一種更尖銳的對比：誰更能代表這首歌？這種對比，使關系從“控制—被控制”，轉變為“競爭—被競爭”。

正是在這一點上，這個案例與一般版權爭議不同：它將“版權與翻唱”的抽象對峙，具體化為“原唱與翻唱”的直接競爭。而這種具體化，使問題更難被回避。

演唱表達的分配

如果繼續往下推論，這種競爭還會帶來進一步的變化。當翻唱持續被認可，它便不再只是能力，而開始呈現出某種“權利的潛能”。這意味著，法律未賦予未經許可的翻唱者，享有獨立權利，但現實中，他們已在爭取表達“地位”。換言之，一種原本不被承認的表達，正在通過持續的被認可，逼近“應被承認”的邊界。于是，演唱權利結構變得復雜：一邊，由法律確認的版權與原唱控制；另一邊，由市場與審美生成的表達能力。兩者之間，形成了一種隱性的拉扯。

這種拉扯，不免引出一個深層的問題：是否需要某種意義上的“分配”？

在現行版權體系中，這一問題有明確答案。制度不承認獨立的“翻唱權”。翻唱行為被納入授權邏輯，其存在與范圍取決于權利人。所以，能力本身不產生“進入權”。表達機會依附于原唱控制。“更會唱”不是法律理由。從制度角度看，這一安排是穩定的。但《春天里》的案例，恰恰提示：現實中的表達競爭，或許已超出這一框架的解釋范圍。

如果向外看呢？從社會需求看競爭的價值呢？從社會欣賞的角度說，“原唱與翻唱的競爭”并不只是沖突，它還具有生產意義。它能提供多樣化的表達選擇，激活作品的不同面向，甚至通過競爭，提高表達質量。在這個意義上，翻唱并非單純依附，而是參與了一種表達的生成過程。因此，《春天里》的爭議，也可以理解為，已經發生的表達競爭，被權利結構中斷了。

我們熟悉法律經濟學的一個信條。這就是，當權利被侵犯時，保護權利當然是基本立場，但也可以進一步追問：在某些情形下，允許這種“侵犯”，整體效果是否反而更佳？因為，社會整體收益的復雜性不應視而不見，允許被“侵犯”可能整體增益。因此，“誰的《春天里》”這一問題頗有挑戰。當一種表達明顯更能打動人，而另一種表達擁有法律上的控制力，我們是否只能在兩者之間作出單向選擇？或者，作品可以屬于某人，但表達是否只能由其決定？

也因此，版權制度需要平衡兩種目標：一是保護原唱，有助于激勵創作；二是容納翻唱競爭，有助于提升表達效率。這里，問題逐漸明朗：當表達能力與權利控制持續發生背離時，制度是否只能始終站在一側？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