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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報記者 王雅潔
李稻葵從地下車庫的車位里推出他的一輛摩托車——那臺藍白相間的寶馬S1000RR,車身上有一枚小小的M標識,代表著寶馬高性能的M power。點火,發動機的聲音在地庫的水泥墻壁之間來回彈跳,均勻而沉穩。他側著頭聽了片刻說,這聲音像軍隊的鼓點,“猛,但不愣”。
他是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創始院長、全國政協委員。但在另一個圈層,他被稱為“騎公升仿賽的經濟學教授”。他的偶像是63歲的同齡人邁克爾·喬丹,不是因為喬丹能得分,而是因為喬丹“猛而不愣”,超級靈動、滑行拉桿、絲滑躲閃、平穩落地、贏球不受傷。
他所騎的“公升仿賽”,是指達到1000排量級別、外觀與專業賽車相近的民用摩托車,一種速度快、操控精密的公路機器。
李稻葵對騎摩托車這件事,不追求極致的刺激,而是可持續的熱愛。他享受在城市里“鉆縫”尋找路線,享受“打破規則”、改革創新的快感。他不僅自己這樣騎,也這樣教。5月2日,清華大學附近的咖啡館里,他和記者聊到一半,拎起記者的摩托車頭盔,用茶杯當車模,復盤記者上一次被追尾的路線,試圖用這種方式告訴一個騎手:騎摩托車和做學問一樣,需要復盤,要改流程。
他正在用經濟學家的工具箱,為一個受政策限制束縛多年的產業尋找出路。2026年4月,李稻葵密集發聲。在微信視頻號、今日頭條、鳳凰網等平臺上,他反復講同一個故事:中國摩托車產業是一個被嚴重低估的優質產業,不合理政策長期限制束縛了它的發展空間與消費潛力。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松綁”方案,建議取消13年強制報廢、駕照分級管理、從“管住車”轉向“管住人”。他說,放開禁限摩,能釋放萬億消費潛力。
一臺車的經濟學
李稻葵在美國讀書工作期間學會了騎摩托車,第一輛是本田仿賽CBR900RR。2004年回國后,為了適應北京的路況,重新學習,他的第一輛國內車回到小排量(150排量)的本田。
他的第二輛摩托車是寶馬街車F800R,平行雙缸,800排量,德國柏林原裝。當時從付款到拿到車,他等了整整10個月,因為這臺車從德國工廠下線、海運、報關,再運到北京,周期漫長。多年前,他在北京東邊的一家寶馬4S店買下了它。現在,那家店已經不在了,這款車也已轉到泰國生產。
“你看,這就是時代的變化。”他說這句話的時候,語氣里沒有太多感慨,更像在陳述一個經濟學事實,當一個產業的流通渠道都在萎縮,說明這個產業本身正在被擠壓。
他從一開始就騎大排量摩托車,中間回到小排量,再逐步升級。這不是普通摩友的“升級路線”。他的邏輯很簡單:實事求是,路況復雜的地方要逐步升級。
如今,他的車庫里停著好幾臺摩托車:寶馬S1000RR、川崎Z900、寶馬電動CE04等。每一臺車都有故事,每一臺車也都有經濟學注腳。
他給寶馬S1000RR和川崎Z900都裝上了尾箱。一臺是公升級仿賽,一臺是大排量街車。在摩友圈里,很少有人會給這兩類車裝尾箱。仿賽追求速度與外觀,有時候,尾箱會被認為是“不倫不類”的改裝。但李稻葵不這么想。
“我是個實用主義的人,”他說,“我要騎著它們通勤,不能連個頭盔和包都放不了。”
他告訴記者,他給摩托車裝尾箱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他去參加各種會議的時候,尾箱里能放下一套西裝外套和會議資料。到了會場,脫掉騎行服,換上西裝,他能瞬間完成從騎手到經濟學家的身份轉換。
他之所以堅持用摩托車通勤,不只是因為熱愛,更是因為摩托車在北京城里有著無可替代的效率。鉆縫、繞行、把擁堵的車流甩在身后。用他的話說,開汽車是“堵在路上”,騎摩托車是“尋找路線”。對話過程中,他反復回到這個主題:通勤不是將就,是他衡量過時間成本、路況適應性和自由感之后的最優解。
他還在S1000RR和川崎Z900上裝了風擋。“這是實用性改裝,騎起來風阻小,冬天少著涼感冒。”他說。
李稻葵喜歡發動機的聲音,不是排氣的聲音。“排氣的聲音是給別人聽的,”他說,“發動機的聲音才是給自己聽的。”從最初的本田仿賽,到如今的寶馬S1000RR,他一直在尋找那種均勻、沉穩、有力的節奏。
他給記者依次點火試聽。川崎Z900,他形容為“小綿羊”,柔順、聽話、好操控。“這車是我今年春節剛拿的。”在13年強制報廢政策尚存的情況下,他依然愿意為心儀的車買單。對于一個已經算過“13年就是3.9萬公里”這筆賬的人來說,這不是沖動消費,是用實際行動對這項制度表達不認同。
寶馬電動CE04,他說“這輛車能進校園”。清華大學不讓進摩托車,電動車能進。于是,他買了一臺電動摩托車。“解決不了政策,就先解決自己的出行。”他說。
萬億邏輯的破壁人
中國的摩托車產業起步于20世紀50年代,早期以軍用和公務用車為主。改革開放后,民用摩托車市場迅速擴大,到90年代中后期,全國摩托車年產量已突破千萬輛,成為世界第一大摩托車生產國。然而,伴隨保有量的激增,部分城市的交通壓力和治安問題逐漸凸顯。從1985年北京率先“限摩”開始,全國各大城市相繼跟進,禁限摩的范圍不斷擴大。200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正式確立了摩托車按機動車管理的法律框架,“禁限”政策仍未改變。2013年,摩托車13年強制報廢制度出臺,這被行業認為進一步影響了公眾的摩托車消費預期。
在這樣的背景下,李稻葵把摩托車產業稱為“被嚴重低估的優質產業”。
“真實的需求不會因為禁令而消失,只會尋找替代。”這是他在微信視頻號里反復強調的經濟學常識。他解釋說,全國部分城市實施的禁限摩政策導致的需求錯配,讓電動自行車被迫承擔了本應由摩托車承擔的一部分實用出行場景。新國標電動自行車限速25公里,很多消費者為了方便就改裝、提速。消費者有需求,商家不配合改裝就賣不出去。最終造成了普遍性違規,也損失了政策的嚴肅性和公信力。
他的核心論點是:放開禁限摩,不只是一個“讓摩友開心”的福利,而且是一個具有宏觀經濟價值的產業政策。“放開禁限摩既能分流需求,又能激活摩托車產業與摩旅消費,預計能提升萬億消費潛力。”這是他在2025年底就提出的測算。到了2026年4月,這個數據被他進一步細化了:國內燃油摩托車銷量514萬輛,同比還在下跌;行業產能利用率不到40%。與此同時,出口銷量占六成,且出口均價較十年前翻倍。
“咱們能造出拿世界冠軍的摩托車,卻很難讓它在國內市場自由馳騁。”李稻葵說。2026年4月2日,張雪機車在WSBK(世界超級摩托車錦標賽)葡萄牙站奪冠。李稻葵在當天發布的一條視頻中說,直到今天,全國依然有100多個城市禁限摩。摩托車產業不僅涉及制造業本身,更能帶動零部件生產、摩旅、賽事等一系列相關產業。如果放開,一年能增加一萬億元消費。
一萬億元不是一個小數字。李稻葵對這個數據的估算,綜合考量了整車銷售、零部件、騎行裝備、摩旅消費、賽事經濟乃至改裝市場。如果算上高端市場的釋放,數字會更大。
他說的“高端市場”,正是13年強制報廢政策的那部分。按照現行規定,摩托車使用滿13年必須強制報廢。李稻葵說:“一輛精心維護的摩托車在13年后往往車況良好,就好比一輛汽車只開了1萬公里就強制報廢。”
這不僅會打消消費者的購買念頭,還會抑制高端市場的發展。一輛好幾萬元的摩托車,開13年就必須報廢,消費者很難下得去手。國內高端摩托車市場,絕大部分份額被進口品牌占據。如果取消13年報廢的政策,國內企業就更有動力去研發高端車型。
“取消13年強制報廢政策,這是國家層面最有條件,也可以較快推出的一項措施,而且沒有任何成本。”他說。不花錢,還能拉動消費,聽起來像是一件穩賺不賠的事。
但為什么遲遲推不動?
在李稻葵看來,2013年設置摩托車13年報廢年限,有它的歷史合理性。但十幾年過去,無論是制造水平還是排放技術都已大幅提升,取消條件早就成熟了。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李稻葵在多個年份提交了提案。2018年,他建議將兩輪車納入統一管理,通過駕照、牌照分級賦予路權,取代“一刀切”的禁令;到了2022年,他提交了《關于用市場化、綠色化方式改革摩托車按年限強制報廢制度的提案》,首次以正式提案形式,建議取消強制報廢,建立超長服役車輛的年檢制度。
李稻葵回憶,盡管相關提案都能得到相關部門“非常理解、非常支持”的反饋,但真正要落地,卻面臨兩大現實阻力:一是取消13年報廢制度牽涉到多個部門協調,討論過程中還會被關聯問題牽制,例如有部門提出“農用機械是不是也要取消13年強制報廢”;二是不同政策之間相互打架,例如在推動取消13年報廢制度時,又逢醞釀“以舊換新”政策,一些聲音認為“加快折舊”和“取消報廢”是沖突的政策方向,導致“各方面都有共識的改革被推遲了”。
李稻葵認為,從“年限報廢”轉向“按車況報廢”,既節約社會資源,又尊重車主的財產權。
在與記者的交流中,李稻葵數次提到中國摩托車商會原常務副會長李彬,后者十幾年來一直在呼吁改革禁限摩政策。2025年5月,李彬因突發心臟病離世,年僅65歲。李稻葵在一篇公開文章中寫道:“李彬先生僅比我大一兩歲,我們屬于同齡人。他的英年早逝讓我深感痛心,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多年來為行業奔走呼吁、嘔心瀝血、積勞成疾的結果。”
2026年北京的摩托車博覽會延期舉辦,李彬原本是這件事重要的牽頭人之一。李彬走后,李稻葵正在接續這件事。他聯系了國內數家龍頭摩托車企業,想把這些分散的力量集結到一起,為這個產業做點什么。
他曾詢問多家摩托車生產企業是否知曉RCEP協定(《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協定中包含摩托車相關產品逐步實行零關稅的貿易條款)中摩托車零關稅條款,“他們均表示并不知情。我追問是否參與過相關討論,得到的答復是‘不知道’。”他多次出席中國摩托車商會會員大會和產業高峰論壇,與長城靈魂摩托負責人進行過對話,對張雪機車的資本故事也了然于胸:“浙創投投資張雪機車,負責項目的投資經理本身就是摩托車玩家,能看懂行業的真實價值。”
“財產權”這個詞,其實是李稻葵在摩托車政策討論中引入的一個重要框架。他不僅站在騎士的立場上呼吁“讓我們騎車”,而且站在經濟學家的立場上論證:強制報廢私人財產,需要有更充分的公共利益理由。當制造水平和排放技術已經大幅提升,以年限作為唯一標準的報廢制度,缺乏法理基礎。
允許“打破規則”的規則制定者
“在城市里騎車,就像游擊隊。”李稻葵說這話的時候,眼睛是亮的。他形容自己像個“兔子”,在車流里鉆來鉆去,靈活地尋找屬于自己的路線。
李稻葵說他享受“游擊隊”的感覺,享受在城市縫隙里尋找路線的自由,享受“打破規則”的快感。
他說的“打破規則”,是用靈活性對抗僵化。禁限摩政策是過時的規則,他用經濟學論證去打破它;城市交通擁堵是不合時宜的秩序,他用“鉆縫”去打破它;13年報廢是過時的制度,他呼吁用“按車況報廢”去打破它。
記者和他聊到自己等紅燈時被追尾的經歷。李稻葵立刻來了精神。他掃了一眼桌面,拿起一只茶杯。“你看,這是你。”他把茶杯推到桌子中間。“后面那輛車是追你的。”他推動著茶杯,模擬當時的車況,他開始幫記者復盤:為什么會被追?是不是停在了車流的最后方?如果你排在前面兩個車之間,被追尾的概率就會大幅下降了。
“為什么你會被別車?會有人為難你?有時候不只是他人的原因。復盤會發現,自己也有問題。”他說這句話的時候,語氣不重,但很確定。他認為,騎摩托車和工作社交、做學問的道理是通的,每一次困境,都不能只怪外部環境,要回頭看看自己的位置和選擇。
這恰好是他做政策建議的方法論。
他不罵“禁限摩不合理”,而是想這個政策當初為什么出臺、現在哪些條件變了、怎么讓政策適應當下。用他自己的話說,不做站在路邊罵街的人,做畫圖紙的人。
今年4月底,他專門錄了兩條視頻回應質疑,系統地闡述放開后的管理方案。核心就三條:用駕照分級嚴格準入管理,用技術手段精準治理路面違法,從年限報廢轉向按車況報廢。
他特意提到了張雪機車,“寧可損失銷量,也不讓摩托車駕齡不滿一年的新手購買百公里加速僅2.81秒的820RR,違規售賣舉報有獎,獎勵5000元錢。”這是產業端已經在做的自我約束。他借這個案例來回應那些“放開就會亂”的擔憂:行業本身有自律的動力,政策的角色不是一刀切地禁止,而是建立規則讓守規矩的人獲得回報。
“放開不是不管了,更不是撒手放任。”他說,“是要從過去那種簡單粗暴‘管住車’,變成精細講究‘管住人’。”
猛而不愣的鼓點
“我63歲了。我必須保持運動,不然體能跟不上騎行。”李稻葵說。
他以前打籃球,現在游泳,用心練蝶泳。蝶泳是所有泳姿里對核心力量要求最高的一種,游蝶泳的人,需要擁有把整個身體從水里拔出來的核心的爆發力量。就像他趴在S1000RR上,用腰腹核心撐住上半身,然后擰下油門。兩種姿勢,同一種挺拔。
他的偶像是同齡人喬丹,因為喬丹很少受傷。“我不是追求得分,我是追求持續在場。”這是李稻葵式的人生策略。他計算過:如果每年只騎3000公里,13年報廢就是3.9萬公里。一輛精心維護的摩托車在3.9萬公里時往往正值壯年。這個數學題,他算了十幾年。
5月2日的見面,李稻葵穿著一件保暖騎行服。身高179厘米的他,身材依舊挺拔勻稱。之后他要去游泳,走之前,看到天氣突變,下起了雨,他遞給記者一件騎行服:“這件衣服防風防雨,穿上。”
在此之前,見面聊到一半,他突然站起來,說“去看看你的車”。他跟著記者走到外面的路邊,找到了記者停在那里的摩托車。他走到車前,跨坐上去,試了試手把角度。他第一眼看的是剎車,然后問后視鏡是不是原裝的,液晶屏能不能換更好的。
他還注意到了記者車上的手機支架,發現可以無線充電,點點頭說“這個不錯”。那幾分鐘里,他更像一個在幫朋友驗車的資深騎士。
記者一打火,他側著耳朵聽了聽,說:“這個聲音,有點像哈雷。”那是他聽力庫里存檔的一個坐標,一個聽慣了公升仿賽發動機鼓點聲的人,蹲在馬路邊聽一臺450排量巡航(一種坐姿低、適合長途騎行的摩托車)的點火聲。
他還給記者建議如何改裝一臺適合的仿賽車。在他看來,改裝不是簡單地換零件,而是不斷打破規則、嘗試新事物和新挑戰的過程。
從去年到現在,他發了幾十條關于摩托車的視頻。有人問他,一個清華教授為什么總說摩托車。他在視頻里回答過:“摩托車從來不是城市交通的負擔,而是老百姓多元化出行的自主選擇之一,也是老百姓呼吁自由的方式之一,它更是提升消費、拉動產業的新增長點。”
但在見面那天,在地下車庫的摩托車“鼓點”聲里,他給出了比視頻里更樸素的答案。聊到產業問題時,他說,你得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通了這一點,發動機的聲音就會告訴你答案。“想要什么”是方向,“發動機的聲音”是動力。對他來說,騎摩托車和做學問、做政策一樣,都是先找到內心的鼓點,再讓節奏推著自己往前走。
他擰下油門,寶馬S1000RR發出一聲低沉的轟鳴,猛,但不愣。鼓點均勻,節奏穩定。他在“鼓點”聲中,駛出了地庫。
(作者 王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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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潔
經濟觀察報高級記者兼國資新聞部主任 長期關注宏觀經濟、國企國資等領域。擅長于深度分析報道、調查報道、以及行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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