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徐達被封為中山王，這一封號屬于什么性質，若對比清朝時期又是哪個等級的頭銜？
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應天府登基，冊封功臣的名冊堆滿了大殿，卻沒有一行字寫著“王”。當時二十多位北伐悍將候在殿外，等來的最高賞格只到“國公”。這個細節后來成了明初用人制度的注腳——生前封公，身后才有望得王。
同年秋，徐達帶兵北伐，連下中都、大都，戰功之高令同僚側目。洪武三年，他被授“魏國公”，食祿二萬石，卻無一寸封地。有人替他抱不平，他淡淡一句：“國有家無，方可久安。”這話流傳至今，被視為對朱元璋那條“不以外姓生王”的默契回應。十三年后，徐達染疾卒于鳳陽，詔書旋即至：“以守成大勛，特贈中山王。”至此，他在地下戴上了明代異姓極頂的皇冠，卻無法再握兵權。
常遇春的經歷同樣醒目。洪武二年七月，他南征北戰歸途中折返柳河川，四十歲命殞。朝廷次年追封“開平王”，賜謚“忠武”，子孫仍循舊例，承襲原來的侯爵。活著時，他是驍騎將軍，死后才堪稱“王”。李文忠、鄧愈、湯和，乃至稍晚的傅友德，幾乎無一例外走上這條“生公死王”的軌道。可見，在明太祖看來，“王”只是一塊精雕細琢的牌匾，懸在功臣祠堂上，既可示恩，又不必擔心分封割據。
轉眼到了入關后的清廷，情形卻大不相同。1645年前后，后金剛重掌山海關，以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為首的遼東降將，從天聰八年起陸續獲封“順天”“靖南”“平南”三王。三人各自駐守山東、福建、廣東，握有糧餉與征剿大權。有人揶揄說，他們像是“穿著滿洲袍子的漢藩”，實則是新朝急需的穩定器。吳三桂的“平西王”之封更是如此：云南遠隔千里，必須倚重其舊部方能速定西南。
然而好景不長。康熙十一年，下旨裁撤三藩，尚可喜返關內，耿精忠、吳三桂旋即叛亂。平定之后，朝廷痛定思痛，重申異姓王不得世襲。再看大西軍舊帥孫可望：順治十四年受封“義王”，三年后病逝，牌位未冷就被削為公，又在康熙二十年降為不足道的世職，一步步淡出江湖。清廷此舉，與明太祖的“生公死王”異曲同工：王可以給，也可以隨時收回，但天下的韁繩不能松。
但清人并非毫無借鑒明代的思路。對非宗室卻勞苦功高者，清朝也常在去世后追加“郡王”“親王”之榮銜，而不配實封。崇德二年，首位獲此殊榮的是猛將揚古利，追封“武勛王”。康熙朝的黃芳度、乾隆朝的傅恒，皆沿此舊例。傅恒身后獲“嘉勇郡王”封號，僅是一種紀念性的頂禮。至于他的長子福康安，更是破例在生前升至“貝子”，逝世時再被加號“嘉勇郡王”。有意思的是，乾隆卻沒有讓這支外姓世襲王爵，只是按照宗室的“降等”慣例，讓后嗣從貝勒、鎮國公一路降到咸豐五年時的“不入八分”，禮遇與收束兼顧，可謂手筆老到。
對比之下，明代的徐達、常遇春在身后的“中山王”“開平王”匾額，等級大約相當于清人傅恒、福康安那樣的“郡王”榮銜；而清初那些握兵自重的實封藩王，則屬于另一類完全不同的產物。這樣一來，“同叫王”，含義卻已天各一方：前者是供奉牌位的禮儀，后者是坐擁軍政大權的制度權宜。
為什么兩代會出現這種差異？關鍵在于政權所處的階段。明初尚需防備功臣割據，朱元璋寧可“一字王”盡數授于皇子，也不許外姓染指；而清初面臨漢地廣闊與軍事空白，短暫借力降將是一種務實選擇。當中央實力壯大，實權藩王又瞬間成了心腹大患，結果便是雷厲風行的撤藩。此后，外姓再獲“王”字，多半是靈牌上的榮耀，實任則止于公、貝子，既能樹立典范，又不至于觸動權力底線。
細看數百年的變化，異姓王這一稱號在明成祖時代只是孤零零的紀念符號；到順治年間，它忽然化作地方藩鎮的金印虎符；進入乾隆、嘉慶之后，又回歸純粹榮譽。而那幾塊或石或木的王碑，如同朝廷對功臣的一紙袖標——在生則以公侯佐命，身后才請君入廟；若時局動蕩、主弱臣強，袖標也可能轉瞬作廢。朝代更迭，制度嬗變，映照的始終是同一條邏輯：獎賞需要體面，權力必須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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