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加速復刻二戰體制，日本戰爭機器已開啟，開戰只差最后一步

根據日本媒體報道，由高市早苗一手搭建的“國力研究會”將在5月21日召開首次會議。發起人包括——副總裁麻生太郎、外相茂木敏充、防衛相小泉進次郎、政調會長小林鷹之助。

日本媒體報道，高市將這團體視為鞏固黨基、推行政策的強力后盾。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她的野心，而是她實現野心的路徑，與二戰前日本帝國那套“國策動員機構”，在架構、話術乃至意識形態底色上，呈現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復刻。

“國力研究會”的四個核心目的：高市在復制戰前國策動員模式

高市早苗在自民黨內根基薄弱，被視為“討厭派閥活動的孤狼型政治家”。她去年在未與黨內大佬打招呼的情況下就強行推動預算案通過，導致麻生與鈴木俊一“氣得發狂”。正因如此，當黨內各派系紛紛成立新團體蠶食其執政基本盤時，“國力研究會”應運而生。

這個團體用每月僅300日元的象征性會費，將黨內多數議員捆綁在“支持高市”的名義之下。議員們私下坦言：“不加入就會被說壞話”。一名無派閥年輕議員直言：“會費僅300日元，沒必要特意惹高市首相討厭”。這不是政策團體，這是強制站隊的政治工具。

共同社報道：“考慮到首相的黨總裁任期，將通過議員聯盟，加強其在黨內的基礎。”換言之，“國力研究會”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是為高市連任總裁、沖擊長期政權量身打造的工具。

哪些人被排除在發起人名單外？石破茂前首相連邀請函都沒見過，巖屋毅前外相明確拒絕，森山裕前干事長不打算加入。而明確表達參選下屆總裁意向的林芳正總務相，則被刻意不邀請。自民黨元老評價這個團體的真實狀態：“表面上是支持首相，實則是‘同床異夢’。”

高市的目標很清楚：把支持自己的人編入核心圈，把反對者和潛在挑戰者擋在門外。所謂“跨派閥”只是表象，本質是一場以“忠誠度”為唯一標準的權力篩選，篩選那些愿意在對華強硬、修憲擴軍路線上與高市保持一致的人。

二戰陰影下的驚人復刻：從昭和研究會到大政翼贊會，戰前日本國策機構干了什么

要理解“國力研究會”的真正性質，必須對照二戰前日本帝國那套完整的“國策動員組織”體系。它們不是普通學術社團，而是日本從侵華到全面二戰的大腦、推手、動員機器與輿論洗腦機器。

對照今天：高市的“國力研究會”同樣以“國策研究”為名，同樣集聚了政界、官界乃至經濟界力量，同樣以“安全保障和資源能源”為核心議題——這與昭和研究會的“軍事擴張+經濟掠奪”雙軌議題高度吻合。

大政翼贊會（1940-1945）：把全體國民綁上戰車

1940年10月，第二屆近衛內閣成立了大政翼贊會，解散所有在野政黨，將整個日本社會納入戰時動員體制。它掌控全國町內會、鄰里組織，監控民眾思想、舉報反戰言論；組織青年義勇隊、女子挺身隊，強征勞力用于軍需后勤；通過“國民運動綱要”要求一億國民“從生活、生產各方面為戰爭服務”。

對照今天：高市也在推動所謂“政府與自民黨一體推進政策”，其本質與翼贊會的“舉國一致”邏輯一脈相承，以“國家存亡”為名壓制不同聲音，以“黨政協同”之名架空議會制衡。

國家總動員審議會：把日本變成一個戰爭經濟體

這個內閣下設的最高國策咨詢機構，直接負責審議并實施《國家總動員法》的配套細則：將全國工業、金融、運輸、勞動力全部收歸國家管控；協調三井、三菱、住友等財閥全面轉向軍工生產；優先保障軍隊物資供應，民用領域實行嚴格配給制；審議戰時增稅、強制儲蓄、征用勞工等政策，為長期戰爭持續輸血。

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后改稱“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戰時決策的集權中樞

這個軍政合一的機構由首相、陸海軍大臣、參謀總長等核心人物組成，統籌戰爭指導、外交與國策，決定了全面侵華擴大化、對美開戰與偷襲珍珠港等最頂層國策。

這套機構的真正可怕之處在于：它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國策閉環”——智庫制造理論 → 審議會規劃方案 → 翼贊會壓制反對 → 最高會議拍板執行。 日本帝國正是依靠這套體制，把一個國家一步步拖向軍國主義深淵。而高市早苗的“國力研究會”，正是在復刻這套閉環的第一環。

戰爭機器的齒輪已開始轉動：高市近期一系列危險操作

如果說“國力研究會”是高市戰爭藍圖的政治發動機，那么她上任以來的一系列政策操作，就是這副藍圖的施工圖紙。

4月21日，高市內閣通過決議，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運用指針，廢除將出口目的限定為“救災、運輸、警戒、監視、掃海”的五類用途限制，原則上允許包括坦克、導彈、戰斗機在內的殺傷性武器成品出口。這意味著日本從“原則禁止”徹底轉向“原則允許”——從賣“盾”到賣“矛”。

日本教授直指要害：高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盟正明顯趨于瓦解，卻無力接受這一新現實，于是選擇以解禁武器出口來對抗現實”。

5月5日，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就在菲律賓敲定了向菲轉讓二手護衛艦的框架協議，解禁僅兩周，首筆軍火出口便已落地。日本正從一個“和平國家”加速轉變為一個“軍火輸出國”。

4月底，日本政府敲定方案：將自衛隊銜級名稱恢復為二戰結束前日本軍隊使用的“大將”“大佐”等稱謂，計劃年內向國會提交修訂草案。

日本1954年成立自衛隊時，刻意廢棄舊軍隊稱謂、采用數字序列銜級，意在切斷與舊軍隊的歷史聯系，體現“和平憲法”精神。如今恢復舊稱，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制度與認知層面的根本性突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記者會上一針見血地反問道：“日方是否仍沉迷于重溫軍國主義舊夢？所謂‘榮譽感’指的是什么？”他更直言：“這是在受害國人民傷口上撒鹽”。

軍銜是軍隊的靈魂符號。恢復“大佐”等稱謂，意味著自衛隊正在從“去軍事化”的和平組織向“正式軍隊”的象征體系全面回歸。這背后是自衛隊擴權、修憲的連環棋。

高市和日本右翼勢力仍在猛推這一措辭。日本專家分析認為：一開始就敵視特定國家的外交戰略，會壓縮日本“和平國家”的外交空間，甚至“反而可能破壞東亞地區的安全保障環境”。

高市自上臺以來，就將修憲列為核心政治議程。她多次公開表態，要在“一年內”推進修憲，特別是修改憲法第九條，這條規定“日本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的和平條款，是戰后日本最根本的制度約束。而她背后的動力，是要讓日本成為“能發動戰爭的國家”。

高市試圖修訂“無核三原則”，為日本未來可能的核武裝化埋下伏筆。

中方已反復警告：日本實際上已經具備了制造核武器的技術能力，擁有足夠多的核材料儲備，只要突破政治和法律約束，其從“核門檻外”到“擁核國”的距離可能遠比外界想象的要短得多。

如果高市繼續走下去，日本新型軍國主義不遠了

把上述所有線索串聯起來看，一個危險的閉環正在成型。

“國力研究會”提供了政治動員的組織框架——它就像當年昭和研究會與大政翼贊會的結合體，一邊制造“威脅論”理論、一邊壓制黨內不同聲音。

解除武器出口禁令，提供了軍工產業的擴張動力——日本從此可以合法地向全世界的沖突地區輸送致命武器。

修憲第九條，則是最后一道枷鎖的拆除——一旦完成，日本將沒有任何制度約束可以阻止其向海外投射武力。這每一步，都在復刻二戰前日本帝國走過的道路。

從昭和研究會到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戰前日本正是依靠一整套“國策動員機構”完成了從和平國家到戰爭機器的蛻變。而高市早苗的“國力研究會”及其配套政策體系，正在以幾乎完全一致的政治邏輯和組織形態，復制著這套戰爭動員模式。

若國際社會放任高市政權繼續推進危險政策，日本的“新型軍國主義”將快速成型：短期內，完成修憲、恢復交戰權、實現軍工產業全面擴張；長期，復刻二戰前“對外侵略擴張”模式，以“生存危機”為借口，挑起地區沖突甚至全面戰爭 ，重走二戰老路。

今天差的那一環，或許只是修憲的最后一步，而這一步一旦跨出去，日本距離再次發動戰爭，就真的不遠了。

正如中國外交部所警示：“歷史不能忘記，現實更不能無視。亞太各國應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的妄動”。

中國作為二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維護者，始終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軍國主義復活。

當前的中日關系困局，根源在于高市政權的對抗路線和錯誤言論。如果高市繼續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不僅中日關系將面臨更嚴重的倒退，整個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也將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風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