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折疊：《馬駒橋的時間：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

本文轉自：浙江人民出版社

北京南六環，馬駒橋。這里聚集著數以萬計的日結民工，他們用最廉價的勞動力，托舉起無數家庭的日常——快遞、保潔、搬運、裝卸……他們是城市運轉的“隱形人”，卻鮮少被真正看見。

北京市通州區馬駒橋商業街的十字路口，人們圍繞于此，等待合適的活計。圖源：中國新聞周刊

清華政治學博士叢瑞安，自2018年起，放下書本，走進馬駒橋。他不再是觀察者，而是參與者——他與工友們一起蹲在路邊等活，一起扛起沉重的貨物。幾年間，那些等活時的焦灼、干活時的咬牙、收工后幾塊錢的一頓飽飯，以及偶爾閑下來發一會兒呆的片刻——馬駒橋農民工的日日夜夜，就這樣一頁頁留在了他的筆下。

今天，這部歷時8年寫成的《馬駒橋的時間：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作為“人間世”叢書首部力作正式上架。

書中，叢瑞安避開兩種常見的寫法：一種是獵奇式地描寫他們的“特殊生活”，另一種是居高臨下地評價他們——不管是歧視鄙夷，還是簡單同情。他希望能比較客觀、完整地呈現這些人的生活狀態，同時結合相關的理論和討論，幫助讀者理解這個群體所處的社會位置。

正如劉瑜推薦的那樣：“作者細膩、冷靜，將驚心動魄藏在不動聲色之處，帶我們聽到無聲者的聲音，看到隱形人的足跡。在充滿‘喪’和‘戲謔’精神的當代年輕人里，我很高興看到還有跳出自我、觀察時代、記錄時代的歷史書寫者。”

摘編自《馬駒橋的時間》，有刪減

文 | 叢瑞安

即使快件扔錯了區域

也和我們的工資沒什么關系

那是一個寒冷的早晨，11月的京郊，氣溫已讓人頗感寒意，何況這里又是個毫無遮攔、一馬平川的地方。工作場地位于一個巨型的棚子之下，冬冷夏熱，幾扇敞開的大門時刻將冷風送進屋里。占地上千平方米的地面上，居于核心位置的是漫長的流水線，上面或快或慢地運送著大大小小的快遞包裹，流水線兩邊是低頭忙著分揀的打工者。他們站在流水線邊上的隔間里，面對川流不息的流水線，身后是快件堆成的小山。

我被分到一個流水線邊上的位置。第一項工作是挪動一些堆在一起的快件，但并不是搬運，而是從一堆快件上撿起，再向另一堆快件上扔。無論是水果、生鮮還是易碎品，受到的待遇沒有什么兩樣，就是一個字——“扔”。扔得動就扔，扔不動，就搬幾步路再使勁扔。長期工和管理者們看見了也并不干涉，他們也在扔，只不過扔的時候稍微小心一些罷了。挪完了這堆快件，我又被安排了“登山”的任務。一大堆快件堆成了幾米高的小山，我的任務就是踩著堆成小山的快件，拖著一個裝滿快件的巨大袋子，爬到“快件山”的巔峰，解開袋口，將袋子翻轉過來，將里面的快件傾倒在山頂，為這座“快件山”增添新的高度。踩著快件向上爬本已困難，拖著沉重的袋子向上爬更是一項挑戰，而最艱難的則是在身體不穩定的情況下還要把沉重的袋子倒過來，這相當考驗肩臂肌肉和核心力量，我能明顯感到腰部正在承受巨大的壓力、“發出哀鳴”。

11月10日晚，某快遞公司生鮮分揀倉一角。圖源：經濟觀察報

如此工作良久，負責人終于過來讓我下了“山”，把我派到流水線旁的一個由金屬網隔成的工位里，塞給我一把掃碼槍。流水線上的員工會把屬于我這個工位的快件零散地扔過來或者成批倒過來，我的任務就是拿著掃碼槍對著快件上的條碼掃一下，再扔到相應的快件堆里。撿包裹，找到碼，拿著掃碼槍掃一下，發出“嘀”的一聲，再用力把包裹甩出去。這樣循環往復的流程，在那天上午的剩余時間里，我大概機械重復了1000多次，完全沒有喝水和休息的時間。“登山”帶來的身體疼痛，到了此時就更加明顯了。同行的一位朋友比我身強力壯，一上午居然干了2000件。不過日結臨時工是按天結算工資，干得快對我們的收入來說并沒有什么好處，而干得慢可能會被趕走，工資也就不給了。按天結算工資的另一面是，即使快件扔錯了區域，也和我們的工資沒什么關系（除非總是出錯又被抓到）。

領盒飯的時候，中介發現有一份盒飯始終沒人來領，打聽了一下才發現，有個臨時工干著干著，借口出去上廁所，就再也沒回來。大家推斷，他應該是嫌工作太累，直接跑回馬駒橋了。自然，他不可能領到一分錢的工資，已經干了的活等于白干，還要搭上路費回馬駒橋。這看起來是賠本的買賣，對于收入本就不高的日結工而言，完全是不“理性”的，但是這種中途跑路的事情，在各種日結的工作場合中卻每天在不斷發生著。

下午1點，我們重新集合，開始工作。這一次我先被長期工安排到了一堆快件前，除了讓我們像上午一樣往另一堆快件里扔以外，還要求我們“搭墻”。“搭墻”是他們常用的說法，具體就是把箱體比較大的快件壘起來，壘成圍墻，用來隔出不同區域，以分清不同堆的快遞。干完這些，長期工讓我們稍微休息一下，這是午飯以外一天中僅有的一次休息。過了一會兒，又有一個長期工把我叫走，讓我往流水線上扔快件，以及干一些其他的雜活。在來回跑去干不同活的路上，借著有空，我問了這個長期工拿多少工資。他告訴我，新工人也能拿4000多元，他能拿5000多元（這是2018年的情況），這兩天特別忙，但都沒有加班費，他們都是計件工資制，具體工資怎么計算，他也不清楚。與我一起來的一個朋友打聽到，這里的長期工分揀一件快遞包裹給一毛錢，但是分錯、弄壞一件要罰200元，因此即使干得快也并不會掙得太多。此外，這里的長期工也是12小時工作制，一個月只休息兩天。

之后，我又被安排回分揀崗位，一直從下午2點分揀到晚上7點，幾乎沒有時間休息。只有一次，我以出去上廁所為借口，跑到旁邊的小賣部。小賣部開在鐵皮房里，和建筑工地旁邊常見的小賣部一樣，簡單的幾個貨架子上堆滿了平價食物和各種日用品。我買了一瓶水，一口氣喝干并休息了一會兒，這是我在這個下午唯一一次喝水。到了7點5分左右，我被安排在快遞堆里“搭墻”，有兩個和我同來的臨時工從快遞堆后面的路上走去集合，看到我還在干活，就催促我快點走，別管這些負責人。于是我大著膽子如翻山一般爬上快遞堆，從快遞堆的后面溜了出去，沒有被負責人發現，算是萬幸。

當晚回到宿舍時，雖然已經離開工作地點將近3個小時，但是我的神情頗為恍惚，看見屋里任何一個東西都像是快件，每一樣東西都仿佛裝在一個土黃色小紙箱里，或是貼著需要掃的條碼。想稍微休息一下，一閉眼，腦子里也立刻涌現出數不清的快件，耳邊時時刻刻都在回響著掃碼槍的“嘀”聲，頭暈的感覺立刻涌了上來。過了兩天，我自己的快件到了，拿到快件的時候，一下子又涌出惡心的感覺。

日結工對快遞工作的普遍感受正是如此。不斷受到斥責，不斷被要求多干快干，不斷被壓榨出盡可能多的工作時長，這種缺乏尊嚴和外界精神支持的狀態，既是各種日結工作的普遍狀態，也是快遞工作中由于獨自一人高強度重復勞動而突顯的問題。快遞工作雖然工資相對較高，但常常“干一天要躺兩天”，在經濟上未必合算。而且這種身體和精神上的折磨未必是能值回工資的。這也許就是快遞招工少有人問津的主要原因吧。

還有不能干的嗎，趁早走！

2021年最后一天，我在馬駒橋街頭找到了一份藥廠的日結工作。此時，馬駒橋街頭和各種日結工微信群里天天都有招藥廠臨時工的信息。我選擇了一個晚上8點到早上8點、中間管一餐、工資190元的工作。接送我們的車非常氣派，是一輛旅游大巴，在那個時間段，每天都有很多輛這樣裝滿臨時工的大巴車從馬駒橋發往藥廠。

零工們將身著白色棉衣的中介團團圍住，咨詢招工細節。圖源：經濟觀察報

大巴車在路上晃動著，夜色沉沉，我們這些日結工都睡了過去。突然，車停了，到了某個醫藥工廠集中的園區。我們被趕下車，在混亂中領了一件紅馬甲穿在身上，被中介催著趕緊往前走。園區的路口有幾個賣雞蛋灌餅之類的小攤，路邊還掛著各種大橫幅，大意是：臨時工群體如果有糾紛去找勞務中介，不要找廠家，不要在這里鬧事。走進園區，我們被一路大聲吆喝著驅趕進了一個廠房，被不斷催著穿塑料鞋套、脫外套、帶手機帶身份證、扔下瓶子、穿破破爛爛的布鞋套、穿綠色或者藍色的骯臟的防塵服、穿戴好乳膠手套、發套以及口罩。在這大聲粗暴的驅趕聲中，我們做完一項項程序，涌進廠房。

在車間里，我被分配在一個流水線旁邊，兩個人一組。我的工作是插條，就是坐在流水線邊的塑料板凳上，把抗原測試條插進抗原試紙底殼，然后遞給和我配合的人，讓他去蓋上蓋子并把成品推到流水線上。技術含量不高，也不費多少力氣。我們先被培訓了一會兒，然后就開始干活。我們面前擺著鐵盤，鐵盤里放著一堆測試條，手邊是一個大塑料袋，里面是核酸試紙的底殼和蓋子。我們按照鐵盤計算勞動量，但是我們的工資并不按勞動量給。計算勞動量的作用是找到誰干得慢，監工就會過去催促、監督甚至開除。至于干得好的，也基本沒有獎勵和表揚，除了一個監工說：“昨天干得最好的多給了10塊錢。”

整個車間里除了機器的轟鳴，就是各種長期工、線長、監工等人大聲指責和催促的聲音，雖然算不上震耳欲聾，卻讓人無法安下心來。車間噪音的主旋律是要求加快工作速度，這催促聲從未中斷，即使稍停幾秒，又不知從哪里響起：“前面數條的已經沒貨了，你們十幾個人還干不夠人家一兩個人干的嗎？”“這兩個插條大姐干得多快，你們這些男的還不如人家嗎？”“流水線上沒貨了，你們快點放，廠家在看著呢！”“一晚上要有10萬產量，你們前半夜干好點，后半夜就能不用干得太快！”“你們不能比別人差太多吧！”

圖源：Unsplash

他們還很有管理的“藝術”。負責招工的中介說，這個工作可以帶手機。進車間以前，他們也要求每個人都把手機帶到車間里去。等到我坐下干了一會兒之后，突然有人開門走進車間，手里托著個鐵盤子，要求我們把手機上交。我們沒辦法，只能乖乖聽話，一個個把手機交上去。交完手機，又工作了一會兒，突然有個人推開門走進車間，大聲地問：“誰的手機丟了？”正當我疑惑：“我的手機不是交了嗎，我怎么知道是不是我丟的手機？”那人突然往前走了幾步，揪出流水線上的幾個工人。原來，他喊這句話是為了看誰摸兜。下意識摸兜的人，會被當作偷偷帶手機的人，被搜一遍身。

終于等到吃飯時間了。我們被驅趕著出了車間，不讓拿手機、拿水，直接排隊被帶到了食堂。監工們站在食堂門口，大聲催促著趕緊吃完就回去，讓人想起養豬場開飯的場景，只不過豬們可不會規規矩矩地排隊領飯。

我開始希望著自己因為干得不好被開除，開始策劃著要不要直接跑路。如果不是身份證和手機都押在廠方，我可能已經跑路了。但是，跑路就拿不到錢了。雖然我并不缺這些錢，可我也想拿到勞動應得的報酬。回到廠里，重新穿上全套衣服，我內心糾結不定，心情煩躁到了極點。這時，一個女工拿著手機和身份證走出來，對伙伴說：“不干了！”“干不下去了，我要回去！”“廠方是按照小時結賬給錢，干半晚上也能結工資。”聽到這，我一瞬間就決定了。

我進了車間，等來了這個車間的負責人，告訴他我要走。聽到這話，他們馬上換了一副面孔，很溫和地讓我先搬個凳子，坐一會兒，等上級來。他們問我還能不能干別的（比如搬運藥品之類），貼心地提醒我只能給我算3個小時工資（實際上我干了4個小時）。過了一會兒，他們的上級，一位女線長來了，語氣溫和地告訴我：這么晚了，已經沒車回去了，勸我接著干。我堅定表示要走，她無可奈何，但是用關心的口吻告訴我：要走的話可以在更衣室里休息一晚上，這樣比較暖和，等到早上有送臨時工回馬駒橋的車了，就一起回去。對我溫和地說完這些后，她一轉頭，又對著車間亮起嗓門大喊：“還有不能干的嗎，趁早走！跟他一樣趕緊走，別在這里磨蹭！”

在藥廠，從進入大門起，我便仿佛被扔進了一條滾滾奔涌的河流中，河流裹挾著我身不由己地向前，而河流兩岸充滿敵意的聲音。藥廠對生產效率有迫切需求，所以有緊鑼密鼓的催促。但即使是對產量有要求，也完全無須對工人施加如此的高壓。不可否認的是，藥廠的某些監工完全是以催促和斥責為樂的。

正是這種嚴厲和具有侮辱性的監督和控制，使得勞動自身變得更加非人化了。勞動者在勞動中感受不到內在的滿足和快樂，反而感受到勞動是一種受侮辱的、否定自身內在需要的行為，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常說的“異化”。

異化的勞動對人的負面影響，不僅停留于肉體，也停留于精神。離開藥廠后的一個多星期，我依然感覺自己的精神狀態沒有從藥廠流水線上脫離。無論我在商店閑逛，還是在食堂吃飯，都覺得自己仿佛混進了不屬于我的地方，仿佛隨時都會有人訓斥、指責和大聲催促我。看到每一個對我笑臉相迎的人，我都感到陌生或奇怪。在不經意的瞬間，我的大腦就會切換回那個充滿責罵、吼叫聲的冰冷的車間。其他臨時工也有這種感覺。我曾和臨時工們交流藥廠的工作經歷，不止一個人說自己干了半天就跑了，還有好幾個人說干了一次就再也不想干第二次。也許正因如此，藥廠這份肉體不累的工作才開了高價——這里帶來的精神痛苦更加沉重。

《馬駒橋的時間：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

作者 叢瑞安

出版日期 2026.04

編輯推薦

曾有一則關于“馬駒橋農民工”的媒體報道，引發社會廣泛關注。惡劣的居住條件、缺乏規劃的生活狀態，以及“干一天玩三天”的節奏，使這一群體被貼上“混吃等死”“沒有前途”的標簽。然而，若以更廣闊的視角深入他們之中，便會看到他們日常生活的真實樣貌，感受到他們的情感與思考，也預見他們未來可能的狀態。

我們希望，本書能增進不同社會群體間的相互理解，促使人們反觀自身的生存處境，體認每個人所共有的喜怒哀樂，發現那些此前被忽略或遮蔽的真實。同時，也期望本書能為改善這一群體的生活境遇，盡一份綿薄之力。

叢瑞安，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本科就讀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碩士就讀于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系，曾獲得多項各級獎學金，受邀參加多項政治學專業學術會議并作報告，參與包括國家級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和牛津大學研究項目在內的多個科研項目。立足于馬克思主義，關注日常政治，長期關注臨時工群體等社會底層勞動者，自 2018 年起多次前往北京市城中村馬駒橋進行田野調研并撰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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