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打了10起“退彩禮”官司，她看到婚姻最算計的一面

最近，一名安徽女子在產后被男友起訴返還彩禮的案件在網上掀起激烈討論。

據報道，這名女子與男友在相親認識后懷孕，兩個人還沒辦理結婚登記。臨近生產時，因男方要求女方辭職前往上海產生矛盾，而在領證問題上兩方也出現分歧，直到女子生產后，這段關系瀕臨破滅。女子產后僅半個月，男方便將其告上法庭，要求其返還彩禮、三金以及分攤分娩費、月嫂費等。

根據安徽省宿松縣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女方返還彩禮以及三金金額的50%，即53484元，承擔一半奶粉費，孩子撫養權歸男方，理由是女方因重度抑郁正在接受治療、暫不具備穩定撫養條件，并且女方須按月支付撫養費。

這一判決結果讓一些網友感到困惑：是否未登記結婚，彩禮返還就具有合理性？生育孩子是否作為返還彩禮的主要考量？什么情況下女方可以不退還彩禮？近些年來，關于彩禮的糾紛問題頻繁出現在新聞，引發大量討論。

“把手案例網”通過檢索裁判文書網2022年至2005年的11293件“婚約財產糾紛”案件后發現，2022年出現的案件最多，之后的2023年到2025年趨于平穩，進而產生推測：“2022年案件量顯著高于其他年度，可能是疫情后遺效應。疫情期間，部分婚約被迫推遲、同居關系在封控期間矛盾激化，疫情結束后形成糾紛集中釋放。2023年至2025年，案件量穩定在2400~2600件區間，表明疫情帶來的短期沖擊已被消化，彩禮糾紛已進入常態發生階段。”

而2025年發生的2524起婚約財產糾紛案，一審案件有2230件，二審案件有290件，一審上訴率為13%，遠遠高于民商事案件2.88%的一審上訴率。彩禮是中國社會非常特殊的婚俗行為，由于涉及情感、家庭榮譽及經濟利益的復合沖突，情與理與經濟的多重沖突，彩禮糾紛變得尤其復雜。

律師楊小珍是湖北瀛楚律師事務所婚姻家事部主任，這幾年，她接觸的婚約財產糾紛案件越來越多。關于近些年來司法實踐中對彩禮糾紛（婚約財產糾紛）問題的處理，以及目前法律法規在彩禮糾紛方面的適用性與不足，我們與她展開了對話。

楊小珍律師（圖/受訪者供圖）

在楊小珍看來，這背后是整個社會形勢的轉變。一方面，婚戀模式日趨多元化——同居不婚、閃婚閃離、高額彩禮等現象普遍增多，彩禮金額動輒數十萬甚至上百萬元，相關糾紛激增；另一方面，她認為人們的維權意識也比以往更強了。

以下是楊小珍的自述。

“生育損傷”在司法層面的考量還不夠

在我看來，上述這起“安徽彩禮返還”案的判決是存在不足的。

從裁判邏輯上來看，首先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一）》的第五條第三款，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的，當事人請求返還彩禮，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

不過，該退還多少，還可以根據2024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彩禮新規”（《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做出裁量。他們沒有辦理結婚登記，但是已經共同生活并育有子女，說明彩禮的部分目的已經實現；女方舉證已經在戀愛、懷孕、籌辦婚禮、生產和日常開銷中消耗了9萬元，法院對此給予了考量；男方在孩子出生后僅半個月即提起訴訟，這一行為有違公序良俗，法官在自由裁量中給予了負面評價，綜合下來判決女方返還50%的彩禮。

女方舉證彩禮已經消耗了9萬元，用于戀愛、懷孕、籌辦婚禮、生產及日常開銷等，法院對這一事實的核實和考量似乎不夠充分。女方2萬元嫁妝依法應當可以抵扣彩禮返還數額，但法院要求女方另訴或協商解決，形成了“彩禮與嫁妝的雙重標準”，增加了當事人的訴訟負擔。

判決女方承擔一半奶粉費用也值得商榷。女方在生育前后幾乎沒有收入，奶粉費是支付給第三方的必要育兒支出，由女方承擔一半缺乏充分依據。另外,本案彩禮金額本身并不高，未充分考慮“男方存在明顯過錯”“女方因此罹患重度抑郁癥”等因素對返還比例的影響。

女方受到的隱形傷害未被考慮在內。（圖/親愛的小孩）

在孩子的撫養權上，法院以女方“重度抑郁”為由，將剛出生的孩子的撫養權判歸男方，這一點存在明顯的邏輯矛盾：相同的抑郁癥，在財產上一分不值，在撫養權上卻成了“剝奪資格”的理由。在計算彩禮返還時，不承認抑郁癥是“損失”；但在決定撫養權時，卻將其作為女方“不適合撫養”的依據。這種“雙重標準”對女性極不公平。

根據《民法典》及相關司法實踐，兩周歲以下的嬰幼兒，原則上應由母親撫養。女方的抑郁癥是產后特定時期的身心反應，并非不可治愈的長期精神障礙。在孩子剛出生、女方尚未放棄撫養權的情況下，直接以抑郁癥為由剝奪母親的撫養權，既不符合法律規定，也不符合人情常理。

坦率地說，本案折射出的問題不在承辦法官個人。法官是在現行法律框架內，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權，如何判案，也受到個人經歷以及對法律和案件的認識的影響。真正的問題在于：立法和司法理念的滯后。

現行法律體系中，“女性生育損傷”“孕產期勞動價值”尚未被明確為可以折抵彩禮返還或獲得獨立經濟補償的法定因素。在婚約財產糾紛或同居關系析產糾紛中，女性在生育過程中付出的身體代價、健康代價以及職業中斷損失，缺乏制度化的評估和補償機制。

本案中，如果女方的律師能夠從多方面充分論證，提交對女方有利的判例或司法觀點，同時遇到一位對“女性生育損傷”或“孕產期勞動價值”有更深理解的法官，案件的結果很可能會不同——女方或許無需返還彩禮，或至少返還比例會大幅降低，但個案中的“幸運”不能代替制度上的完善。

個案的“幸運”不能代替法律的完善。（圖/親愛的小孩）

所以，最終還是得推動在涉彩禮糾紛、同居關系析產糾紛等案件中，將以下因素明確為可以折抵彩禮返還或獲得獨立經濟補償的法定考量：女性因生育所遭受的身體損傷與健康折損，女性因懷孕、生產、哺乳而造成的勞動能力下降與職業中斷，女性在孕產期間付出的無酬照料勞動價值。

否則，未來還會有更多“李捷”——在身體最虛弱、最需要被保護和理解的時候，收到法院的傳票。

彩禮糾紛變多了

我是2017年進入律師行業的。從2020年開始，找我咨詢婚姻家事的客戶越來越多，在客戶的推動下我慢慢就變成了專注于婚姻家事的律師。這幾年，彩禮糾紛也是我接觸較多的案件類型之一，光是2025年，我接觸的退彩禮案件就有10起，體感上彩禮糾紛案確實是逐年變多了。

首先是閃婚或大齡男女在壓力下結婚的情況變多了，尤其是很多90后，三十出頭的將近四十歲的人慢慢地會在社會壓力下選擇結婚，但雙方感情基礎不牢，婚后矛盾迅速爆發，短婚情形下彩禮返還的訴求就尤為突出。有時候一方父母不講理或者干涉過多、沒有邊界感的話，結婚一年左右要離婚的其實也很多，如果還沒有孩子，對于結束婚姻的顧慮就更小了。

除了短婚，“戀愛—同居—分手”的模式也在增多（有些在同居過程中生子了）。共同生活之后，雙方發生矛盾的概率很大，有的可能只是同居幾個月到一年左右，還有甚至同居幾年都不結婚的，總體上是同居容易結婚難。這個社會讓大家變得現實且理性，大家工作、生活壓力都很大，提供不了那么多情緒價值，一旦最終未能成婚，雙方不能友好協商解決，彩禮返還糾紛必然產生。

同居、閃婚模式增多了。（圖/《花束般的戀愛》）

另外，還有一些是二婚的，在結完婚一年左右分手。畢竟大部分情況下是雙方都有孩子，家庭矛盾就更復雜了，彼此之間都有防備心。二婚給彩禮的情況也很多，如果這個重組家庭沒有新生兒，在結婚一年左右一拍而散的非常多。這種情況下，男方絕大部分都想要回彩禮。

而面對這樣的變化，原先的法律已經不能完全適應。在2024年1月以前，彩禮糾紛主要依據2004年《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十條和2021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一）第五條。

只要沒領證，男方起訴返還彩禮，女方幾乎必敗，基本上是全額返還或法官根據實際情況酌情適當少返還；而領了結婚證的，大多就不返還，或者有法官根據實際酌情適當返還一部分。但是對于“共同生活多年但未登記”“登記后共同生活僅幾個月”“已孕育子女甚至流產”等現實復雜情形，舊規缺乏細化的裁量標?準，導致司法實踐中“同案不同判”現象突出。

原先的法律已經不能適應這樣的變化。（圖/《大紅包》）

2024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施行之后，明確了以“共同生活”作為核心考量因素，同時兼顧彩禮數額、彩禮實際使用及嫁妝情況、孕育情況、雙方過錯等事實，結合當地習俗，確定是否返還以及返還的具體比例。

這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過去關于退彩禮“一刀切”的做法，但客觀上這也讓很多男性知道“原來登記結婚了也可以退彩禮”，因此提出彩禮返還的人也增多了。

什么情況下，彩禮需要退還？

根據法律規定和司法實踐，彩禮是指一方以締結婚姻為目的、依據當地習俗給付對方的價值較大的財物。

生活中常見的彩禮主要包括三類。第一類是禮金，俗稱“彩禮錢”，通常數額較大，是返還請求中最核心的部分；第二類是貴重首飾，即“三金”（金手鐲、金項鏈、金戒指）等，只要其給付符合婚俗慣例且與結婚目的強相關，即被認定為彩禮；第三類是其他以結婚為目的的大額贈與，例如為結婚而購買的汽車、房產或支付的購房款等。

至于日常戀愛期間的消費支出，以及“520”“1314”等帶有特殊含義的小額紅包，這些屬于贈與，通常不被認定為彩禮，分手或離婚后一般不予返還。

在司法實踐中，以結婚為目的的贈與一般會被算作彩禮。（圖/圖蟲創意）

我接觸到的比較多的婚約財產糾紛，一般是雙方戀愛同居或者舉辦婚禮后同居了，彩禮給了，但沒領結婚證，這種情況下兩人分手了，甚至結婚一年左右鬧離婚，男方家大都會要求女方退彩禮的。

但是彩禮退不退，怎么退，個案差異很大。

比如我曾經代理過兩個看起來類似的案子，第一起是結婚10個月左右，女方起訴離婚，男方希望退還彩禮12萬元和三金3萬多元，最后法官判決原告女方退還88000元彩禮和全部三金實物；另一起是結婚一年左右，男方想離婚，要求女方退還10萬元彩禮以及1萬元上門費、價值三萬多元的名牌包和三萬多元的三金，最終結果是，女方不退還任何財物，男方還要補償女方3萬元用于調解離婚。

為什么會這樣？根據“彩禮新規”，法官判決會綜合考量多個因素，包括彩禮的實際使用情況、嫁妝情況、彩禮數額、雙方共同生活的時間長短、是否孕育子女、雙方的過錯責任等事實，同時結合當地風俗習慣，最終決定是否返還以及具體的返還比例。

前一個案件的男女雙方是通過朋友介紹認識后閃婚了，但不在一個城市工作和生活，婚后見面很少，沒有共同生活實質，而且男方家庭條件不是很好，結婚花的錢很多是借來的，女方也曾在微信上表示彩禮的錢被媽媽放銀行存了定期，意味著沒有使用。另外，女方沒有生育、陪嫁也很少，以及男方在這段關系中沒有過錯，最后才有這個結果。

而后一個案例，兩個人戀愛一年半，婚后共同生活了一年，女方為了男方在婚前房子裝修出資了幾萬元，婚后有一些共同消費，且男方為了離婚做出了許多惡劣行為。最終因為男方著急離婚，在一審二次開庭前達成了調解。

婚姻在雞零狗碎中逐漸暗淡。（圖/《三十而已》）

在已經辦理結婚登記的情況下，返還彩禮的比例普遍比沒有結婚的低。一般情況下，若婚后未生育子女且結婚時間不足一年，彩禮基本沒有用于婚后共同生活的，返還比例大多在20%至40%之間；若彩禮大多已用于結婚或婚后生活，或婚后已生育子女，或者結婚時間超過兩年，法院一般不再支持返還彩禮。

在沒有辦理結婚登記的情況下，大多數案件需要返還彩禮，返還比例大多在30%至70%之間。但如果是特殊情形，例如雙方雖未登記但已同居多年并育有子女，法院通常不支持返還彩禮。

2024年，我辦過一個最棘手的婚約財產糾紛的案件。當時女方找到我，說她跟男朋友已經訂婚，但還沒結婚，兩個人鬧矛盾要分手，男方不愿意，在女方已經退了18萬元彩禮的情況下，還要求返還50多萬元的轉賬、買包等款項。一般如果是女方主動提分手的話，男的都會心理不平衡，就會要求退彩禮，也可能是為了出一口惡氣。我處理過好幾起類似的沒有登記結婚的案件，退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的都有。

那個案件，當時我看了一下，兩個人之間有很多相互轉賬，但是男方給女方的轉賬很多是用于房子的裝修款，而且在日常的共同消費中，男方并不直接把錢支付給第三方，而是平時把幾個月的工資一起轉賬給女方，所有的消費全部讓女方向第三方支付，表面上是讓“老婆”當家。

按照我的經驗，男方可能在之前的關系里吃過虧，所以有所防備。他把錢直接轉給女方，所有的花銷都從女方這里出，在萬一有糾紛的情況下，這些錢屬于以締結婚姻為目的的大額贈與，是可以要回來的。

這個案件我們團隊花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梳理案件證據，同時我們查到了這個男方有非常多惡劣的行為，就嘗試與法官多方溝通。當時我們預判最后女方可能要返還不低于5萬元，但出乎意料地，法官最終駁回了男方的訴訟請求。畢竟法官也是人，會有同理心。法官在依法做出自由裁量時，會有個體差異。

法官在做出自由裁量時，會有個體差異。（圖/《底線》）

我也遇到過一起至今仍讓我憤憤不平的案件：男女雙方在農村老家擺了結婚酒后，共同生活了兩年多，但是沒有登記結婚，最終女方和女方父母被判返還8萬元的彩禮和退還購買三金的26000元（或返還三金實物），同時讓女方承擔50%的訴訟費（男方起訴總金額是30多萬元，法官判決女方返還總計106000元，并讓男女雙方各承擔50%的訴訟費）。

首先，雙方對彩禮現金數額爭議很大，女方說是88000元，男方說是12萬元。對方給到的證據是男方爸爸從銀行取出12萬元，媒人當庭作證，但是媒人其實是男方的親小姨。我們也提交了女方將彩禮很大部分用于共同生活開支的證據，而原告方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有彩禮在女方父母手里，并且娘家給的3萬元陪嫁當時還一直在男方媽媽的手里。其次，關于金銀首飾，男方認定都是女方保管，但是女方從他家走的時候沒有拿走，而且最起碼，男戒是由男方個人保管的。

結果法官卻都采信了男方的說法以及證人的證言，最終判決結果對女方和女方父母極為不利，也對女方極為不公平。

這個案件給我一個感覺，彩禮糾紛越到小地方（這個案件受理的法庭是湖北一個四線城市底下一個縣城的一個鎮上的小法庭），法官可能因為人情世故或專業水平等，濫用自由裁量權的可能性就越大。

時代婚姻背后的家庭、情感和算計

“彩禮新規”中，還明確了一點：在婚約財產糾紛中，不僅限于男女雙方，實際給付彩禮的父母可以作為共同原告，實際接收彩禮的父母可以作為共同被告。這也是對于當下父母在彩禮糾紛中往往扮演著"隱形當事人"角色這一社會現實的司法回應。

有一些情況中，男方的彩禮主要來源于父母，父母作為實際出資人，天然具有追索財產的強烈意愿。有些案例中，即便是男方本身追索彩禮的意愿不強，男方的父母也會去找律師，將女方和她的父母作為共同被告，起訴追回彩禮。

在過往案例中，雙方的父母也會對婚姻產生很大影響，有時候離不離婚，分不分開，并不只是兩個新人過不過得下去的問題。很多時候，人都會權衡利弊，沒辦法說離就離，都會經歷一個很長的拉扯過程。此外，還得看雙方家長，一些家長比較傳統，不會輕易讓子女離婚，還有一些父母甚至起到了“挑撥離間”的作用。

父母有時候才是婚姻背后的決定者。（圖/玫瑰的故事）

我主要做婚姻家事領域，一般的小兩口都比較單純，但是財產多的那一方的父母，很多都會在背后搞小動作，比如偷偷地跟自己的孩子簽一些協議。雙方都生怕結完婚以后婚前的錢財被對方拿走，或結婚沒多久就離婚，自己的錢被對方分走。不過，小兩口有時候也會背著自己的父母做一些約定，比如瞞著雙方的父母私下簽訂婚前財產協議或簽訂夫妻婚內財產協議。

現在大家的觀念也慢慢地變通了，我會跟我的客戶建議，“如果你們有顧慮，不要在私下里搞這種小動作，而是在明面上把協議做好。先小人，后君子，大大方方地談錢，婚姻還更可能長久過下去。”

這是因為不管怎么私下搞小動作，最終還是會被對方發現，這樣反而會破壞感情。我見過太多因“礙于情面”而未作任何財產約定或私自跟自己的父母搞的小動作最終被另一方發現鬧離婚的遺憾案例。因此，我越來越強調婚前財產協議、婚內財產約定的重要性，這并非不信任，而是對彼此和家庭未來負責任的成熟表現。

當然，普通的家庭可能不需要這么麻煩，針對那種富二代家庭或者雙方家境懸殊的家庭，在婚前談清楚會比較好一點。有些人聽了我的建議，在婚前做好協議，達成了各自想要的，這樣雙方不用互相防備著過日子，婚姻反倒更安穩了。

婚前協議越來越受歡迎。（圖/圖蟲創意）

關于婚前協議，人們可以明確彩禮、嫁妝的法律性質。約定彩禮、嫁妝的具體用途，既能避免婚后因財產使用問題產生糾紛，也有助于雙方建立共同的財務規劃和互信基礎。甚至可以約定特定情形下的處理方式，如雙方協商解除婚約、婚后極短時間因一方重大過錯導致離婚等，但是這些協議不能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和公序良俗。

我經手的案件，絕大部分最終都是調解結案的，大部分是和平分手，只有10%是到了離婚這一步又復合的，每一個案子背后都是幾個破碎的心靈。因此我做婚姻家事案件，絕對不是走一個冰冷的法律程序，而是爭取讓雙方慢慢打開心結，幫助男女雙方將彼此的怨懟與對孩子的愛分開，協商出最有利于孩子成長的方案。

這些年，我同時也參與很多婚姻的調解。我能明顯感覺到當代人面對婚姻裂縫的觀念改變，從“湊合過”變成了“及時止損”。

當對婚姻質量的期待更高，對家庭暴力、出軌、冷暴力等“底線問題”的容忍度顯著降低，人們將更敢于結束一段痛苦的關系。女性在婚姻中更加追求經濟獨立與自我實現，而婚姻不再被看作人生“必需品”。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婚姻應當是讓彼此變得更好的選擇，而非束縛或犧牲。

題圖 | 受訪者供圖

校對 | 遇見

排版 | 韻韻紫

運營 | 孫天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