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教我這么說的”，可以成為免責理由嗎？

一直以來，在律師圈都流傳著這樣的一個說法——律師最大的敵人，其實是自己的當事人或客戶。這樣的教訓，也許只有經歷過的人才知道有多深刻。

不過，最近網上流傳的一張當事人的“從輕處罰申請書”，將這一說法的真實性，展現得淋漓盡致。

根據上圖的內容，“申請”的來源應該是在司法訴訟中，當事人被法官發現并查實進行了虛假陳述，在面臨被司法處罰的情況下，寫下了這份想要獲得法院從輕處罰的申請書。

只是，當事人在解釋虛假陳述的理由時，兩次提到了，是律師讓自己這么說的。

“律師讓我這么說的”，有兩種可能，一是律師真的教當事人進行虛假陳述的，二是律師并沒有教，當事人想通過這么說來達到合理解釋的目的。不管哪種可能，律師都是面臨著被出賣的結果。

猶如之前的文章提到的，無論從職業規范上，還是現實需要上講，律師的代理職責肯定不包括傳授當事人違法違規、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方法方式，而且面臨著一旦被查實就要面臨著被行業處分、行政處罰，乃至追究刑事責任的后果。

最近，有一年僅60歲的老律師、律所主任因為傳授當事人在執行階段如何隱匿財產、規避法院執行，2月12日被安徽省天長市法院一審判決，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公共犯罪被判有期徒刑九個月，引發了法律圈的震動。

“律師讓我這么說的”，可以成為免責理由嗎？

先看個2025年5月29日昆山法院發布的真實案例：

昆山法院在審理一起借款金額15萬元的民間借貸案件中，線上庭審過程中，法官發現了諸多疑點：一是原告梁某及其代理律師呂某執意要求線上開庭，二是案件原被告之間存在曾經時間重合的借款關系。于是，法官通知原告梁某本人必須到庭。

線下庭審中，梁某對關鍵事實的陳述可謂漏洞百出，更加引起了法官的懷疑，要求其簽署《當事人誠信訴訟保證書》。最終，在證據面前，梁某不得不承認其并不認識被告，借條、收據均案外人趙某提供的，出借人信息系事后補填。

此外，梁某“主動交代”，系代理律師呂某指使其虛假陳述、編造事實的，并向法院提交其與呂某的微信聊天記錄，以證明自己所言屬實。

梁某和呂某的微信聊天記錄

法院認為，梁某在訴訟過程中作虛假陳述，律師呂某利用專業身份指使當事人捏造事實，均屬于嚴重干擾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妨害司法秩序。考慮到二人悔過態度較好，法院決定對梁某處以罰款15000元，對呂某處以罰款35000元。

也就是在此案的處理中，出現了文首的那個“從輕處罰申請書”。從法院的處罰結果看，當事人主動供出,律師，被罰了15000，律師則是被罰了35000，真的可以換來自己的從輕處罰的。恐怕這些的情節和處理結果，是律師當初沒有想到的吧？

事實上，近些年很多的律師跟當事人一并被追究了虛假訴訟、拒執罪等諸多案例中，存在的共同涉案情節就是，當事人一旦被追究了刑事責任，就會選擇供出律師的教唆角色，以換取自己的從輕處罰。

從案件結果看，律師還在拒不認罪時，當事人已經主動交代出了律師參與作用，并且認罪認罰，司法機關真的就會從輕處罰。這也就出現了，刑事案件中律師被判的刑罰，比當事人還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山東那個女律師被判虛假訴訟罪。

潔身自好，守住職業底線，不要投機取巧，才是自己安全的最大保障

猶如《律所主任被判拒執罪：律師服務不包括協助非法活動“合法化”》（點擊藍色字體可閱讀）一文中寫的，身為一名律師，不可能不知道司法訴訟中要如實陳述，不能弄虛作假，欺騙司法機關。

之所以律師會傳授當事人在司法訴訟中弄虛作假，一是說明平日里自己的法律風險意識確實不足，認為司法機關不會深入追究，或是以為自己也是為了當事人好，對方不會輕易的供出自己 ；二是日常里從事法律服務的工作方式方法存在諸多問題，沒有想到執法司法機關會真的嚴查深究起來。

不可否認，跟當事人比起來，律師不僅更加熟悉法律的正常規定，也更熟悉執法司法運作的潛規則。很多當事人委托律師代理案件、處理法律事務時，往往目的是想讓律師幫自己規避法律責任、獲得非法的目的。

有的當事人，甚至拋出了，你不做有人做的終極誘惑，這個時候，律師應該怎么做？是為了賺取這筆律師費，故作聰明、心存僥幸的幫著當事人實現其目的，還是斷然拒絕這筆業務呢？不同的律師，就會做出不同的選擇。

真實的案例面前，原來當事人主動交代了律師的教唆和參與作用，真的可以換來對自己的從輕處罰，真實的展現了，在個人利益面前，所謂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都是浮云。

真是應了那句話，人性在利益的誘惑下，是經不起考驗的。這恐怕是某些律師在炫耀和傳授“法外”之法的時候，沒有想到的吧？

注：本文系微信公號“語人集法”同步原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