瀏陽煙花爆炸背后，“發生-整改-再發”的循環怎么破？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于龍剛】

截至5月8日12時，湖南瀏陽市華盛煙花廠爆炸事故已經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聯、51人在醫院救治。

這是近些年發生的一起特別重大安全事故，在此之前，類似事故已多次發生。2026年2月，山西朔州某生物科技公司發生爆炸事故，造成8人死亡。2025年，河北承德市某老年公寓發生火災，造成20人死亡；江蘇泰州某生物科技公司發生爆燃事故，造成8人死亡。2024年，江西新余某臨街店鋪發生火災，造成39人死亡；河南平頂山某礦業公司發生瓦斯突出事故，造成16人死亡，等等。

這次事故發生后，當地迅速開展應急救援、現場處置、醫療救治。同時，瀏陽市煙花爆竹生產企業也已全面停產整頓，力度不可謂不大。按理說，當前安全生產的法律體系已經比較完備，每次事故發生后對責任人的追責力度也比較大；與此同時，全國范圍內相關領域和行業也會大力開展隱患排查和整改工作。但是，為什么安全事故還時常發生？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基層社會的“事故—整改”循環

在每一次安全事故發生后，相關部門都會調查事故發生原因，并據此在相關行業和領域集中開展風險隱患排查和整改工作，以杜絕事故再次發生。

例如，2024年2月南京市雨花臺區某小區居民住宅發生火災，造成15人死亡、44人受傷。經調查，小區某住戶停放在架空層的電動自行車鋰電池發熱失控起火，引燃周邊電動自行車和天井堆放的雜物，在“煙囪效應”下，火勢迅速蔓延，造成人員傷亡。此后，全國各地針對小區電動車違規停放、天井堆放雜物和違規搭建等現象展開排查和整改。

南京“2·23”火災事故發生地——南京市雨花臺區明尚西苑6棟 新華社

再如，2019年10月，無錫市鵝湖鎮某餐飲門店發生燃氣爆炸事故，造成9人死亡、10人受傷。經調查，門店使用不合規的液化石油氣鋼瓶壓調壓閥，導致軟管脫落、液化氣大量泄漏，與空氣混合后達到爆炸極限，最終引爆。隨后，無錫全市部署開展燃氣安全檢查整治工作，逐戶排查整治餐飲場所燃氣使用不安全因素和行為，同時嚴打非法經營、充裝、運輸液化石油氣等行為。

此次瀏陽煙花爆炸事故發生后，當地也已開展停產整頓。在事故調查結果出爐后，煙花爆竹行業的深度排查和整改工作大概率也會隨即展開。

應當承認，這種工作機制能夠預防和減少事故，這也是我國安全監管工作的重要探索和創新。但從實際效果來看，強力排查和整改往往只能持續一段時間，效果也不持久。在排查整改之后，事故仍時常發生，有些事故的直接原因甚至就是之前排查已發現的風險和隱患。這些風險和隱患雖然被發現，但并沒有得到整改，由此引發事故?！鞍l生事故—排查整改—事故再發”的循環也反復在基層上演。

安全事故發生的深層原因

為什么會陷入這種循環？常見的回答是工作人員消極懈怠、放松監管，對事故責任人的追責力度不夠，地方政府因利益關聯而降低標準，等等。這些回答都可以解釋部分事故的發生原因，但是，根據作者在基層的調研，安全事故多發，還有更深層的原因。

首先是監管主體和監管對象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很多監管措施難以真正奏效。筆者調研期間，一線監管人員反映，他們定期檢查群租房、餐飲門店、生產企業等重點場所，但是，也只能確保這些場所在檢查期間符合要求，當他們走后，是否還是如此，就沒辦法保證。有工作人員坦言：“他們都很聰明，一看我們過來了，都會守法，我們一走，就恢復原狀。”

更有甚者，一些當事人還會造假應付檢查。例如，在東部某縣調研期間，監管人員講到，轄區內一些群租房的租戶常在檢查時互相借用消防器材，他們檢查時，滅火器、面罩等一應俱全，符合安全標準，他們一走，器材就還給鄰居。

再如，筆者在中部某縣調研期間，監管人員提到，車間亂堆放、工人違規操作、亂丟煙頭是火災主因。他們去檢查時，這些企業都制定了安全操作規章、工作臺賬也十分完善。但是，工人日常操作是否遵守規章，工作臺賬是否反映了實情，對于這些，監管人員就沒辦法充分了解了。

不過，也有一些安全監管的標準和要求脫離了基層的生產生活實際，難以落地。以群租房為例，此類場所很容易發生群死群傷事故，是監管重點。各地也大力加強對群租房的管理，要求配備滅火器、煙感報警器、防毒面罩，還要有防火隔斷，要有電動自行車室外集中充電場所。這些措施旨在防范火災，但在一些地方難以推行。

在東部某縣調研期間，監管人員講到這樣一個案例，當地一對老年夫婦把自家的房子隔成十多個單間出租，每間月租80到200元不等。工作人員多次上門做工作，要他們配齊消防器材，但因為開銷太大，他們無力負擔。最終靠著子女墊付、村集體補貼以及其他幫扶措施，才湊足資金、勉強達標。而他們使用的“三合板”隔斷易燃，不符合安全標準，但要拆除隔斷、更換新板材，工程量更大，開銷更高，更難以實現。按監管人員的話說，“只能先放著。”

類似的情況也存在于一些生產企業。筆者在東部某縣調研期間，發現不少企業為降低成本，都選擇租賃廠房，常常一個廠房先是租給機械廠，后又租給紡織廠。對于不同類型的企業，安全標準和要求又不一樣。有的企業租了廠房，監管人員檢查時發現廠房不符合安全標準，企業要達標，要么重新租合規廠房，要么拆舊建新，對企業來說，哪一種都不現實。

從這些案例中就可以看出，安全達標的成本和收益并不匹配，造成監管對象缺乏合規動力。對于監管對象來說，達標需要付出經濟成本，是一件很“貴”的事，而由此獲得的收益并不高，監管對象自然缺乏意愿和動力。對于監管部門的檢查和整改要求，也常常采取抗拒態度。

尤其在一些地方，安全標準“層層加碼”，工作推行也“一刀切”，更加劇了這種拒斥。例如，有的地方一開始要求相關單位和場所安裝一鍵報警裝置，后來改成聯網式報警裝置，而且不分經營規模和類型，一律都要安裝。這套系統開銷比較大，一些小本經營者不是很愿意。

有時候安全標準還頻繁變化和升格，導致相關企業和門店重復投入、無效投入。例如，有地方某餐飲門店辦完執照、裝修完畢，正準備開業，突然接到相關部門通知，不允許使用瓶裝液化氣，必須改用管道天然氣，餐飲門店只得重新裝修，花費很大。

還有的地方整治群租房，房東剛按照要求完成整改，結果標準又提高，房東不得不二次整改。他們對此十分不滿，一線監管人員的工作也很難做。本來有一些當事人對安全工作比較認可和支持，但幾番折騰下來，也不再有意愿和動力了。

基層監管人員的“盡職免責”心態

對于上述問題，絕大多數基層監管人員其實心知肚明，但他們個人往往無力解決。由于這些問題的存在，安全事故也沒辦法有效預防。在多地調研期間，不少一線的監管人員并不認為自己的工作能夠真正防范事故，有的甚至覺得，無論工作多到位，事故都無法完全避免。對他們來說，事故就像薛定諤的貓。一些監管人員也將發生事故歸結為“運氣不好”。

然而，事故一旦發生，對相關人員的問責和處罰力度還是比較大的。企業負責人可能面臨法律制裁，各級監管部門的人員、以及屬地縣鄉工作人員都可能面臨黨紀政紀處分乃至法律制裁。不僅如此，事故還會將相關部門和人員置于“聚光燈”下，他們的所有履職行為都會依據法律和政策來嚴格對照和審視。這也會產生巨大壓力。

不過，由于引發安全事故的一些深層問題沒辦法有效解決，監管人員認為再怎么工作，都無法避免事故。在這種情況下，強力問責反而使他們產生一種微妙的“盡職免責”心態。按照一些監管人員的話說，既然事故風險無法預防，就要學會與之共存。“盡職免責”是他們和事故風險共存的主要策略。

為了避免事故發生后不被問責，監管人員積極履行職責，嚴格按照上級的要求部署和落實各項工作。為使自己的工作“被看見”，一些人員十分重視形式化操作，處處留痕，備齊各類臺賬。而且，還會主動“層層加碼”和“一刀切”，這是他們盡職的有力“證明”。正因如此，安全監管工作出現了嚴重的形式主義、文牘主義問題，反而加大了相關企業、餐飲門店等主體的負擔，他們對這項工作的拒斥進一步增加。

一線監管人員和基層干部也陷入各種形式化、文牘化的工作中。筆者在東部某縣調研期間，社區干部對各小區住戶建立“一戶一檔”，各類檢查資料、人員資料、臺賬資料等一應俱全，社區干部花費了大量時間來制作檔案。想想看，如果這些時間能夠投入在安全檢查和監管上面，或許會產生更好的效果。

總體來說，安全事故的多發并不全在于監管松軟，單純加強監管力度，也并不足以解決問題，反而可能使一線工作人員產生“盡職免責”心態，導致“層層加碼”“處處留痕”的形式主義問題。

因此，在強化監管的同時，更需要著力破解引發事故的深層問題，跳出“事故發生—整改—事故再發”的循環。這需要有更為精細、靈活且更具包容性的方案，既要改變信息不對稱，也要降低合規成本，并且使安全標準符合基層的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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