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策天天變！伊朗戰爭目標說改就改，CNN都能剪出集錦了

從歷史上看，美國并不總是一個容易打交道的國家，但它至少有一致性。即便不同意美國政策的國家，也知道其行動背后有一套邏輯。這種可預期性，曾給美國帶來某種可信度。

但如今，在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第二任政府之下，美國外交政策變得雜亂無章、前后矛盾。推動這一切的，是一位認為自己在全球行使權力時，唯一約束只來自自身道德判斷的領導人。

這是一種新的情況。對世界各地的觀察者來說，它令人困惑。正如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近日所說：“華盛頓變了。如今的美國，幾乎已經沒有什么是正常的。”

一些人——比如美國副總統詹姆斯·戴維·萬斯——正努力為這場混亂事后搭建一套偽智識化的解釋框架，試圖把它包裝成一套連貫的 doctrine。但越來越明顯的是，這里并沒有什么宏大規劃，只有一種特朗普式的旋渦：沖動反應、攫取式交易和個人怨恨交織在一起，并隨著新聞周期不斷變化。

要理解這種政治失靈，一百多年前的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提供了一個有幫助的分析工具。今天，人們最熟悉韋伯的，或許是他關于“新教工作倫理”的理論。但他的寫作也討論過“家產制”這一概念。

所謂家產制，是一種治理體系：統治者把國家視為個人財產，憑個人意志施政，并動用國家資源獎賞親信、讓家族獲利。韋伯主要基于他對奧斯曼帝國的理解，把這一體系最極端的形式稱為“蘇丹制”。

今天重讀韋伯，會讓人覺得，美國當下與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最貼切的描述或許就是“具有美國特色的蘇丹制”。

以伊朗為例。在“史詩之怒行動”開始后，特朗普政府在戰爭目標上不斷變換說法，彼此沖突之多，以至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都能把這些矛盾剪成一段集錦。

政府高級官員曾拼命想圍繞這場行動搭建一套戰略，但很快就顯現出來，這場“選擇之戰”的發動，依據的不過是總統個人的一時意志。

韋伯的框架，同樣適用于特朗普身邊的人。在蘇丹制體系中，工作人員的選拔依據不是能力，而是忠誠；他們服務的不是國家，而是統治者本人。

正如韋伯所寫，這會導致“行政機構和軍事力量純粹成為主人的個人工具”。從特朗普政府對高級職位的用人方式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這一模式，尤其是在那些負責高風險外交談判的崗位上。

以史蒂夫·威特科夫為例。他是一名房地產開發商，也是特朗普多年的朋友，沒有任何外交政策經驗，卻一直擔任政府在全球一些最敏感談判中的首席特使。

再看賈里德·庫什納。作為總統的女婿，他同樣沒有外交政策背景，卻被委以中東外交中的關鍵角色。他的投資公司還在與那些海灣國家推進交易，而他正代表自己的國家與這些國家談判。

這樣的任命，不會出現在一個以能力為基礎的體系里。但當下的美國，官員服務的不是共和國，而是“蘇丹”。也因此，他們的講話經常只是說給“唯一的聽眾”聽。

這種獎賞忠誠、懲罰忤逆的蘇丹制模式，還在繼續擴張。長期以來被視為政府超越黨派義務的聯邦災害救助，如今也成了這一邏輯的鮮明例證。

自第二任期開始以來，特朗普只批準了來自藍州23%的災害資金申請，而紅州的獲批比例則達到89%。在一些情況下，災害援助的附加條件甚至被公開說出。比如在2025年，洛杉磯大火肆虐之際，特朗普威脅稱，除非加利福尼亞州通過選民身份證法律，否則將扣留援助——而這一條件與災后恢復毫無關系。

這種對懲罰的恐懼，也有助于解釋為什么許多媒體公司因擔心自身生意受損，正向“特朗普國王的宮廷”低頭。“腐敗狂歡”

最后，韋伯的框架也揭示了特朗普政府或許最具決定性的特征：公職與私人牟利之間的界線正在變得模糊。在蘇丹制之下，統治者個人財富與國家金庫之間的區別，充其量只是名義上的。

特朗普及其團隊正是按這種方式治理國家。其中也許最惡劣的例子，就是圍繞伊朗戰爭發生的數億美元內幕交易。在一個健康的民主制度中，這場“腐敗狂歡”本應受到調查和起訴。但在家產制體系里，這不過是事情運轉的方式：國家存在，就是為了服務統治者及其核心圈子。

這就是當今世界不得不面對的現實。蘇丹制體系不會回應關于共同價值或長期協議的呼吁。它回應的是籌碼、與統治者本人的私人關系，以及交易性的利益誘因。

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領袖越來越明白，他們面對的是一個獎賞效忠、懲罰反抗的宮廷。這也就是為什么瑞士人向特朗普送上一根金條，以換取更低關稅；為什么卡塔爾人送給他一座“天空中的宮殿”。

到了2026年，訴諸共同的民主價值或共同國家利益，已經毫無意義；要么帶來“蘇丹”想要的東西，要么就準備承受懲罰。韋伯解釋了其中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