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女真人的四百年歷史消失之謎：從金朝興起到大清建立，他們的來歷與去向究竟如何？
公元九世紀(jì)末，黑龍江以北的林海雪原里，“你們到底是黑水人還是粟末人？”古老的疑問飄在風(fēng)中。那時的靺鞨尚未分化，誰也想不到四百年后，女真人會從這里一路南下，在中原鬧出一場金戈鐵馬，又再度退回白山黑水。
遼滅渤海，粟末靺鞨被遷到遼東，遼人順口把留在北方的稱作“生女真”，把已接觸農(nóng)耕手工業(yè)的稱作“熟女真”。正是這道隱約的文化分界，埋下了日后族群流動的伏筆。
1115年，完顏阿骨打舉兵，猛安謀克制猶如緊密的鏈條，把分散各部捆成一支戰(zhàn)狼。他攻下遼上京，不久直抵黃河北岸。遼舊臣婁室向阿骨打請命：“守住黃龍府，屯軍墾田，可以斷契丹南逃。”一句話點醒夢中人，大批生女真被成建制地遷往關(guān)內(nèi)。到金世宗年間，活躍在黃河、淮河之間的女真人數(shù)量已占本族三分之二，南遷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改變了族群重心。
遷徙帶來的好處顯而易見：耕地、鹽鐵、絲綢、手工業(yè)，一應(yīng)俱全；但代價同樣巨大——在漢語、科舉、禮法的包圍下，中原女真人迅速脫去祖先的弓矢衣袍。這股文化“化骨水”讓他們在元代前后淡入漢人行列，留下的只是一部《金史》。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215年北境的另一條岔路。金軍將領(lǐng)蒲鮮萬奴自知天命將盡，帶著十余萬部眾北渡混同江，自立東真國。兩年時間，他“帝王”自居，從白山腳一直管到遼東海岸。1233年，蒙古大軍鑿開這座孤城，元廷隨即把遺民編入“五萬戶”，修驛路，送耕牛，發(fā)農(nóng)具。東北女真從此被裹進(jìn)更大的草原與農(nóng)田市場，狩獵和漁獵逐步退居邊緣，吉林、松花江一帶變成新的人口洼地。
有意思的是，中原女真人正在漢化，西北殘部跟隨蒙古諸王征戰(zhàn)而徹底蒙古化，只有東北余脈在驛站與牛耕之間勉力維系本族語言。這三條支線，仿佛被時代扯得越來越遠(yuǎn)，卻又在明代攏回同一片舞臺。
洪武、永樂年間，遼東邊墻外的胡里改部首領(lǐng)阿哈出率眾請降。明廷爽快劃出建州衛(wèi)，并賜鐵甲、旗幟。很快，斡朵里部孟特穆被冊為建州左衛(wèi)都指揮使，他把族人從圖們江畔一路拉到蘇子河西岸，硬生生在山嶺與沼澤間辟出新田。正統(tǒng)七年，建州右衛(wèi)再析出；遼東東部，建州、海西、野人三塊拼圖拼好，一幅明末滿洲地圖雛形浮出水面。
馬市是這幅圖上的生命線。建州女真拿出人參、貂皮、木耳，換回鐵鍋、布匹、耕牛。碎銀子叮當(dāng)作響，農(nóng)耕加深，部眾定居。李滿住1462年遞給朝鮮的一封信，原本以女真文寫就，末句卻附上一行蒙古字：“音準(zhǔn)，以便轉(zhuǎn)譯。”文化的縫隙，在貿(mào)易里被悄悄拉大。
時間來到16世紀(jì)末，建州與海西早已刀劍無眼。努爾哈赤站在赫圖阿拉河岸，向部眾甩下一句：“先歸者福多。”話音不大，回聲卻穿過深山老嶺。幾年后，哈達(dá)、烏拉、葉赫接連折服，“野人”諸部也被編進(jìn)八旗，改稱伊徹滿洲。女真，這個舊稱，在旌旗與號角里慢慢淡出視線。
回首唐遼之際那句“黑水、粟末為何物”，短短數(shù)語橫跨四百余年。生女真與熟女真分道揚(yáng)鑣，金代遷徙催生漢化與蒙古化，元明政策又在東北完成再一次聚合。遷徙、戰(zhàn)爭、制度、貿(mào)易，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把散亂的族群重新揉捏成新的共同體。到1636年，“滿洲”二字正式寫入國號，這條漫長的曲線才算在歷史坐標(biāo)軸上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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