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現在又想用老辦法，有人喊取締選擇黨，歷史學家潑冷水：沒用

1926年7月4日，魏瑪出現了奇異一幕。臭名昭著的煽動者阿道夫·希特勒站在這座古城的集市廣場上，數百名褐衫隊員從他面前列隊而過。他站在高臺上，舉起手臂，行法西斯禮。但與他當時早已為人所知的激烈言辭不同，這一次，希特勒始終一言不發。無論手下如何慫恿，他都僵直地站著，保持沉默。

希特勒是在遵守魏瑪市長瓦爾特·費利克斯·米勒對他下達的公開演講禁令。所有人都知道，這位納粹領袖很危險。就在三年前，他還曾在所謂的“慕尼黑事件”中試圖推翻政府。如今，他來到魏瑪——這里曾是歌德的故鄉，也是1919年德意志共和國建立之地，這座城市的名字也因此印在那場脆弱的民主實驗之上。米勒決意不讓這座新民主的搖籃變成它的墳墓。

于是，他試圖用法律讓希特勒噤聲——至少是在1926年7月的那個周末。歷史很快證明，這不過是徒勞之舉。它既沒有減緩魏瑪共和國的死亡，也沒有阻止希特勒走向掌權。

過去幾年里，我一直在為新書研究德國兩次大戰之間的歷史。這本書聚焦1918年至1939年的魏瑪小城。一個世紀過去了，人們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希望從那段歷史中尋找啟示，但有一個結論卻很少被真正得出：幾乎沒有證據表明，納粹黨能夠靠立法被逐出歷史。

1926年夏天的那一天，已經足以說明這一點。米勒的演講禁令的確阻止了希特勒在魏瑪集市廣場向追隨者發表講話，但它并沒有阻止人們想聽他說話。由于市長無權干預私人集會，納粹很快改為舉行僅限受邀者參加的室內會議。

就在希特勒在廣場上沉默站立的同一天，希特勒青年團在附近的弩箭協會獲得了這個名稱。在其他會議上，納粹的核心儀式和象征也被確定下來。比如，所有黨內出版物都要統一使用一種標準徽記：一只鷹抓著一圈橡樹花環，中央是一個卐字。后來，這一徽記成為納粹國家的官方標志。

希特勒本人也發表了講話，而且完全是在規則允許范圍內進行的。他在魏瑪德意志國家劇院閉門演說——而那里恰恰正是共和國的誕生地。簡而言之，米勒的禁令對阻止希特勒毫無作用，哪怕連一個周末都沒有做到。

盡管有這樣的歷史證據，如今許多德國人似乎仍相信，魏瑪留給今天的教訓是：面對不斷增長的公眾不滿，最好的辦法是通過立法打擊那些承接這種不滿情緒的政黨。尤其是在德國選擇黨問題上，這種傾向格外明顯。這個政黨的迅速崛起，正在德國引發相當程度的焦慮。

長期以來，出于對納粹歷史的陰影與警惕，德國人一直相信，在保守主義右側，不會再出現一個有分量的政治政黨。如今，德國選擇黨不僅占據了這一空間，甚至已經在民調中領先。德國該如何回應？極左翼政黨左翼黨給出的答案是：“吸取歷史教訓，取締德國選擇黨！”

他們并不孤單。去年在黨代會上，嚴重分裂的中左翼社會民主黨幾乎只有一件事能夠形成一致意見，那就是啟動取締德國選擇黨的法律程序。正如該黨一位高級人物所說：“我們所有人都有責任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甚至連本應超越黨派政治的德國總統弗蘭克－瓦爾特·施泰因邁爾，去年也在一次演講中發問：“難道真有可能，我們還沒有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嗎？”他同時警告說：“一個走上激進反憲政道路的政黨，始終都必須面對被取締的可能性。”

在地方層面，一些政治人物也試圖用米勒當年限制希特勒的辦法來對付德國選擇黨。今年早些時候，巴伐利亞兩個市鎮對德國選擇黨政治人物比約恩·赫克發出了演講禁令，因為他原計劃出席競選集會。最終，法院裁定這一做法違法。

等到赫克終于開口演講時，人們發現，現場聽眾中多了不少只是想來看看究竟在炒作什么的人。

赫克本身就是一個例子，說明法律行動對于削弱激進政治的吸引力作用有限。他風格強硬、立場激進、野心勃勃，在德國因領導德國選擇黨內部最極端的派系而聲名狼藉，并且曾兩次因在競選集會上使用納粹口號而被定罪。盡管如此，赫克領導的圖林根分支卻是德國選擇黨在全國最成功的地方組織之一。該黨在圖林根于2024年地方選舉中位列第一，目前民調支持率達到38%。

作為一名前歷史教師，赫克很清楚這段歷史——而他的對手也正希望借這段歷史來擊敗他。

過去與現在之間，確實存在許多令人警醒的相似之處。赫克如今的權力基礎位于德國中部的圖林根州，而圖林根當年正是納粹崛起的關鍵地區。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魏瑪成為該州首府，這座城市同樣在納粹上升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希特勒本人曾40多次到訪魏瑪，因為即便面臨臨時性的演講禁令，他仍然認為那里具備理想的政治條件。

從很多方面看，圖林根都成了新生納粹運動的避風港。自1922年起，德國一些州就已對納粹黨實施地區性禁令；在希特勒1923年那場失敗的奪權行動之后，全國范圍的禁令也隨之出臺。納粹政治人物及其同路人只是改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或者借助新成立的替代性政黨參選。就這樣，1924年有7名右翼人士進入圖林根州議會。

由于議會席位結構的原因，這些圖林根納粹議員成為組建州內右翼多數所必需的力量。于是，他們同意支持執政聯盟，交換條件則是讓當地納粹黨重新合法化。他們如愿以償。早在1924年3月，當地禁令就被解除，這也為希特勒的政黨提供了一個政治避難所，使其得以在1925年全國禁令取消前重建自身運動。

這也就不難理解，納粹第一次正式集會——也就是那場希特勒站在臺上卻保持沉默的集會——并不是發生在紐倫堡，而是在魏瑪。此后，這座城市又成為德國第一個任命納粹部長的州政府所在地，而那比希特勒出任德國總理還早整整三年。

赫克知道這一切，他所在政黨的許多同僚也知道。看看今年德國選擇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時間和地點，就能感受到其中意味。大會在埃爾福特舉行，而那里正是今天圖林根州的首府。會期定在2026年7月4日，恰好是1926年那場關鍵魏瑪集會100周年。

這意味著什么，讀者自可判斷。但可以肯定的是，德國選擇黨并沒有刻意與希特勒主義的政治遺產劃清界限。事實上，它還經常公然與20世紀30年代的措辭、符號和姿態曖昧調情。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德國選擇黨聯邦議員馬蒂亞斯·穆斯多夫近日被指控在柏林議會中以納粹禮向一名黨內同僚致意。

需要說明的是，德國選擇黨并不是納粹黨的再版。首先，它沒有私人武裝，也沒有謀求建立私人武裝。相比之下，希特勒的沖鋒隊最終人數超過400萬。即便是在1926年那場集會上，希特勒試圖表現出自己遵守規則，但他的手下仍在魏瑪制造了一場真正的血腥事件，引發殘酷的街頭沖突。一名警察就在火車站前的街道上中槍受傷。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跡象顯示德國選擇黨具有類似的暴力違法沖動。

這也是主流政治人物更應保持冷靜的另一個原因。他們真正該聚焦的，不是德國選擇黨本身，而是推動它壯大的那些原因。這里同樣能看到與過去的相似之處。無論納粹黨如何組織、如何擴張，也無論希特勒個人魅力多強，納粹黨在1928年選舉中也只獲得了2.6%的選票。隨后，華爾街股災爆發，激起了如此強烈的憤怒與絕望，以至于任何政黨禁令都不可能阻止它。

1929年之后，普通德國人最需要的并不是極端主義，也不是意識形態，而是能夠切實、猛烈且有效緩解自身困境的改革。美國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當選總統，恰恰說明，民主制度并非不能吸納這種絕望，并將其轉化為希望。羅斯福于1933年上臺，而這一年也正是希特勒出任德國總理之時。

當然，這種比較并不完全嚴絲合縫。與德國不同，美國擁有悠久的民主政治傳統。即便如此，羅斯福和希特勒最終面對的仍是同一場經濟危機。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如果當時德國出現一位富有魅力、能力出眾且真正信奉民主的政治人物，是否能夠把國家從懸崖邊拉回來。但可以肯定的是，兩次大戰之間德國歷史的走向，并非命中注定。

這些問題其實都可以通過改革來解決，而且中間派政治人物自己就能夠推動這些改革。比如，調查顯示，現任德國政府在控制移民問題上采取了更為嚴格的立場后，選民已不再像此前那樣把這一問題視為最突出的擔憂。

與其把頭埋進歷史的沙堆里，德國政治人物不如把注意力放回當下，去解決那些促使人們轉向激進政治的現實原因。壓制不滿之火，從來不如抽走燃料來得有效。魏瑪共和國或許是西方歷史上最令人恐懼的民主崩塌案例，但這種恐懼不應誘使它的后來者試圖通過立法來阻止歷史重演。魏瑪的教訓復雜而微妙，但有一點很清楚：它絕不是靠政黨禁令和演講禁令，就能保證更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