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AI開始替代白領，一個社會如何做到“就業友好”？| AI進化論

「AI進化論」是長江商學院推出的AI+主題欄目，匯聚全球AI領域的原創洞見、產業實踐及前瞻研判。從技術突破到產業應用，從戰略布局到倫理邊界，在這里，一起與AI同頻進化。

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職場，從藍領到白領，“技術性失業”的陰霾日益迫近，傳統“增長帶動就業”的邏輯正在失效。面對這一全球性困局，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成為破局關鍵。

長江商學院徐立新教授在接受界面新聞專訪時指出，AI時代的社會財富總量雖將持續擴張，但若缺乏有效干預，增量收益將向資本高度集中。破局的核心在于重塑分配體系，只有走向普惠均衡的福利型社會，遏制強制加班與內卷，讓普通民眾在利益分配中擁有話語權，才是化解就業危機的必由之路。

作者 | 王珍

來源 | 界面新聞

原標題 | 徐立新：AI時代的就業友好：健全福利、優化分配、遏制內卷

徐立新

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為就業工作指明方向。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到，加大各類政策對就業的支持力度，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

在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前世界銀行研究部首席經濟學家徐立新看來，“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各國政府應對人工智能時代就業挑戰的核心政策框架。

他在接受界面新聞專訪時指出，“友好”二字的背后，反映的是人工智能時代的一個根本性困境：當技術替代從藍領蔓延至白領，傳統“增長帶動就業”的邏輯正在失效，政府必須在變革中重新定位自身職能——走向普惠均衡的福利型社會，完善分配體系與民生兜底保障，將是各國實現社會公平、化解就業危機的必由之路。

“AI技術大幅提升了信息處理、數據整合等工作的效率，以往大量依賴人力完成的基礎性工作，如今能夠以極低成本實現替代。”徐立新說，全球性失業風險持續攀升，各國治理都面臨嚴峻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說，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并非中國的單一政策選擇，而是一個全球性的議題。

他指出，AI技術將大幅提升社會生產效率，社會財富總量將持續擴張。但若缺乏政府有效干預，技術進步帶來的增量收益將集中流向資本持有者，導致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公平失衡。

因此，政府必須依托公平完善的稅收體系與分配機制加以調節，同時，搭建系統化再培訓體系，特別是針對性地布局那些不能被技術替代的服務類技能培訓，為勞動者轉型就業提供支持。

與此同時，徐立新還警示了一項伴隨就業崗位稀缺而衍生的風險——強制加班。

他指出，隨著AI替代傳統崗位，就業機會整體趨于稀缺，雇主的議價能力顯著提升。若缺乏有效約束，企業極易通過強制加班、壓縮人力成本等方式轉嫁經營壓力。過度加班不僅損害勞動者權益，還會進一步擠壓新增就業空間，加劇結構性失業，形成惡性循環。

因此，他主張構建資本方、勞動者與政府三方協同共治的格局，核心在于優化收入分配體系。“一個良性運轉的社會，必須保障普通民眾在公共決策與利益分配中的合理話語權，而問題的核心最終落腳于社會財富分配。”徐立新說。

他進一步指出，這就需要構建合理的社會契約，由政府與社會共同制定財富分配規則。例如，通過合理縮短法定工時、優化勞動制度，既能平衡勞動強度，又能擴容就業崗位，推動社會公平發展。

以下是本次采訪實錄，經界面新聞編輯整理、受訪嘉賓確認：

Q

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關鍵詞是“友好型”。如何理解“友好”？為何現在提出這個概念？

徐立新教授：當下，人類社會正處在深度變革的關鍵階段，人工智能（AI）的普及成為時代變革的核心驅動力，對全行業產生顛覆性影響。

AI技術大幅提升了信息處理、數據整合、資料梳理等工作的效率，以往大量依賴人力完成的基礎性工作，如今能夠以極低成本實現替代。人類在傳統勞動場景中的短板被持續放大，全球性失業風險持續攀升，各國治理都面臨嚴峻挑戰。

面對AI沖擊下潛在的大規模就業結構調整與失業問題，各國政府都需要重新定位自身職能，思考如何通過政策調控、資源扶持、技能轉型幫扶等舉措，緩沖就業市場的波動，為勞動力轉型與社會穩定提供支撐。

因此，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是一個全球性的議題，而非我國單一的政策導向。此外，在中國，保障民生和就業是政府治理的核心要務之一，結合當前國內偏嚴峻的就業現狀，推行就業友好型發展策略已是必然趨勢與客觀選擇。

Q

很多大學生畢業即失業，而企業招高級技工卻難如登天。從這個角度看，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是否先要讓教育體系變得“友好”？

徐立新教授：教育體系的適應性革新已是必然趨勢。無論是適配市場發展需求，還是契合宏觀政策導向，教育體系朝著就業友好方向優化，都具備充分的現實必要性。

以我國高等教育為例，國內高校以公立辦學為主，辦學發展與政策導向深度綁定，在經費撥付、辦學規劃等方面均與政府治理目標緊密銜接。因此，當政策著重強調就業友好導向時，會直接推動高校優化專業布局、調整課程體系、革新人才培養模式，形成正向引導作用。

與此同時，高校同樣直面市場化競爭。高等教育行業競爭日趨激烈，若專業設置、課程內容與培養模式脫離市場實際需求，高校將難以適應行業變化，逐步喪失發展競爭力。基于這一現實，高校本身也具備主動貼合就業需求、完善人才培養體系的內生動力。

在我看來，AI驅動的社會轉型固然伴隨陣痛與風險，但無需過度悲觀。回顧歷次工業革命，社會生產效率的跨越式提升，都曾引發大規模失業的擔憂，而現實發展中，社會總能孕育出新的就業承載空間與發展形態。

以服務業為例，當前該行業已吸納大量勞動力，未來仍將成為就業擴容的核心載體。人際交互、情感關懷、個性化服務等依托人本屬性的勞動內容，難以被人工智能完全替代。教育、康養等行業可通過優化服務模式、提升服務品質，同時吸納更多就業人口，實現就業結構的動態調整。

整體而言，技術變革會倒逼就業結構重塑，新的就業形態與行業需求會逐步涌現，而這一平穩轉型的實現，離不開政府科學合理的規則制定、行業引導與政策兜底。

Q

除改革教育體系外，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還需要哪些配套措施？

徐立新教授：我認為最關鍵的配套舉措是健全社會福利與再分配體系。從長遠趨勢來看，全球范圍內或普遍借鑒北歐福利社會模式的發展走向。

伴隨技術迭代，未來多數生產作業與基礎服務環節或將逐步由人工智能、智能機器人承接。相較人力勞動，智能工具具備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優勢，且AI技術的使用成本仍將持續下行。

在此背景下，社會物資與服務的供給總量不僅不會縮減，反而會依托高效生產力實現穩步增長，社會整體財富規模亦將持續擴張。

若缺少政府有效的民生調節與合理干預，技術進步帶來的增量收益，大概率會集中流向資本持有者，這也是市場自發運行下的必然結果。若任由資本無序集聚，社會貧富差距將持續拉大，公平性失衡不斷加劇，進而直接沖擊社會秩序與民生穩定。

因此，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都必須正視潛在風險：人工智能沖擊下，失業率或將顯著攀升，社會分配不公問題也可能進一步激化。政府需依托公平完善的稅收體系與科學合理的分配機制加以調節。同時需要警惕的是，若財政收入無法切實用于民生保障，過度擴張的公權力同樣會衍生新的社會隱患。

由此可見，重構社會福利體系、完善就業保障制度、搭建系統化再培訓體系，將成為未來就業政策的核心方向。北歐國家已形成成熟的勞動力轉型培育模式，人才培養不再局限于高等院校，社會化職業培訓機構體系完善、功能完備，這一經驗具備重要參考價值。

此外，政府可結合行業發展趨勢進行前瞻性研判，針對性布局那些不能被技術替代的服務類技能培訓，為勞動者轉型就業提供支撐。

另外，我國還需要警惕一項潛在社會風險：隨著AI替代效應顯現，傳統崗位不斷縮減，就業崗位整體趨于稀缺，雇主方的議價能力將顯著提升。若缺乏有效約束，企業極易通過強制加班、壓縮人力成本等方式轉嫁經營壓力。過度加班不僅會損害勞動者權益，還會進一步擠壓新增就業空間，加劇結構性失業問題，形成惡性循環。

因此，唯有依托資本方、勞動者與政府三方協同共治，方能實現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與高效利用，推動社會良性運轉。收入分配體系的優化是核心關鍵，北歐國家在收入調節、勞動權益保障、社會福利平衡等方面的治理經驗，具備重要的借鑒意義。

Q

傳統觀念認為只要GDP增長，就業自然會被“帶起來”。但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現實中出現了“增長型失業”或“機器換人”導致的崗位流失，未來“技術性失業”還可能波及白領和知識工作者。我們的發展方式是否做好了應對“大規模職業轉換”的準備？

徐立新教授：根據我的觀察，目前全球尚無任何國家做好充分應對準備，我國亦不例外。AI技術迭代節奏極快，變革進程仍在持續加速推進，整體沖擊來得迅猛且深遠。

在此背景下，中國政府主動聚焦就業友好型發展議題，提前布局應對，無疑是積極且關鍵的治理導向。我國行政體系具備高效執行力與強大落地能力，只要政策目標明確、統籌推進有力，便能有效落實相關治理舉措。

這里要提醒的是，配套政策的設計與落地需要審慎斟酌、科學研判，進一步優化完善政策制定與決策環節，包括規劃具體措施、遴選智庫專家等。尤其應當暢通自下而上的意見傳導與訴求反饋渠道，系統摸排并精準收集各類就業群體的現實訴求與實際困境，匯聚社會各界專業力量建言獻策。

暢通自下而上的意見傳導與訴求反饋渠道很重要，因為問題往往發生在基層。

一方面，要關注企業在人工智能沖擊下面臨的經營壓力與技術轉型難題；

另一方面，要精準應對不同群體的差異化就業困境——從初入職場的青年，到遭遇失業沖擊的中年從業者。

其中，中年群體的就業危機尤為突出，40歲后再就業難度陡增，生存與發展壓力亟待緩解。立足多元視角、凝聚全社會智慧、廣納各方建議，方能讓政策設計更貼合現實、更具針對性與可行性，從而更好地適配就業市場的全新變化。

Q

對于廣大青年朋友，在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下，什么樣的工作算是“好工作”？

徐立新教授：硅谷知名風險投資人、科技領域未來趨勢預判的代表性學者保羅·格雷厄姆（Paul Graham）曾提出一個核心觀點：當下社會尚無法清晰界定未來的職業形態，優質崗位的標準與內涵仍處于未知狀態。

確實，當前我們正身處這樣一個高度不確定的轉型階段。“好工作”的內涵可能更多在于個體自主掌控職業發展路徑，擺脫對單一雇主的過度依附。可以預見，小微企業經營、自主創業、靈活就業等模式將會持續普及。

與之相對應的是，未來勞動力市場中，具備強大學習能力、環境適應力與風險承受能力的青年群體將更具競爭優勢。傳統朝九晚五的固定雇傭模式或將逐步弱化，即便選擇自主創業、個體經營等發展方式，工作時間與發展模式也會更加彈性多元。

Q

您前面提到“強制加班”這個問題。確實，中國很多行業普遍存在“996”甚至“007”現象，這顯然不是友好型就業。有一種觀點認為，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下，嚴厲整治“996”“007”可能加重企業負擔。但是，不處理好這種矛盾，又會使得“友好”成為空洞的口號。 如何在“保就業”的同時，做好“反內卷”？

徐立新教授：在當下全新的發展環境中，頭部企業與優質就業平臺普遍以延長工時、強制加班等方式提高用工要求，而勞動者往往只能被動接受。究其根源，核心在于就業崗位持續縮減、整體經濟承壓，勞動力市場供需格局發生扭轉。

放在轉型過渡期來看，能夠適配人工智能時代、順利存續經營的企業，其議價能力正在顯著抬升。當然并非所有經營主體都具備這種優勢，不少企業同樣受AI沖擊陷入經營困境，甚至面臨淘汰出局。因此，議價權提升只是部分經營主體的特征，但這一趨勢已然客觀存在。

那么，勞動者是否應當妥協，以接受高強度加班為代價保住崗位？

從個體視角而言，當下求職難度提高，普通勞動者做出保守選擇、優先維系就業，具備一定的理性考量。但從社會整體層面來看，這種模式存在明顯弊端，亟需政府與企業共同介入調節。

過度加班本質上違背社會公平原則，企業面臨經營壓力，勞動者與失業群體同樣承受生存壓力。依靠壓榨員工工時壓縮成本，會進一步擠壓就業容量、加劇失業問題，對社會發展毫無益處。因此，放任行業內卷、漠視勞動者權益的做法并不可取。

事實上，我國《勞動法》已對勞動時長、加班報酬、勞動者拒絕不合理加班的權利作出明確規定，關鍵癥結在于制度落地與執法監管。目前勞動執法多由地方政府負責，部分地區出于保障稅源、穩定地方經濟的考量，對大型企業的違規用工行為采取寬松態度，導致法律法規執行弱化、監管出現偏差。

針對這一問題，可參考過往金融體系改革思路，適度剝離地方政府的屬地化干預，將勞動監察與執法權限適度上收，減少地方利益對執法的干擾，保障勞動法規統一、公正落地。

Q

如何優化分配體系、建設福利社會？

徐立新教授：一個良性運轉的社會，必須保障普通民眾在公共決策與利益分配中的合理話語權，而問題的核心最終落腳于社會財富分配。

依托技術進步與生產升級，全社會總產出與物質供給早已實現穩步增長，足以支撐全民基本生活、普惠教育等公共需求，當下矛盾的本質并非生產不足，而是分配失衡。

這就需要構建合理的社會契約，由政府與社會共同制定財富分配規則。

例如，通過合理縮短法定工時、優化勞動制度，既能平衡勞動強度，又能擴容就業崗位，推動社會公平發展。這類調整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只是推進節奏快慢之別。

回望國內發展歷程便能清晰感知制度進步：數十年前，國內普遍單休，部分行業甚至無固定休息日；如今雙休制度全面普及，已是民生保障的重大跨越。美國也探索出彈性工時模式，以雙周總工時為基準，靈活調配單日工作時長與休息天數，兼顧企業運轉與勞動者休息權益，為勞動制度優化提供了多元參考。

現階段，包括我國在內的多數中高收入國家，生產力水平已完全能夠滿足全民基礎生活與公共服務需求，分配機制的優化完善是必然趨勢。

當然，收入再分配與社會調節需要把握平衡尺度。政府的適度調控不可或缺，但仍需依法保護合法財產權。倘若財產權缺乏穩定保障，企業的創新動力將受到嚴重抑制。科技創新、產業升級往往需要長期投入與長遠規劃，若企業與企業家喪失穩定預期，便會縮減研發投入、弱化創新意愿，最終拖累經濟長期增長與社會發展。

因此，未來治理需要兼顧雙重目標：一方面充分保護企業、民眾的合法財產權益，維系市場創新活力；另一方面強化政府的合理再分配職能。

這也是全球發展的大勢所趨。北歐國家便是典型范例，其最高檔個稅稅率可達50%以上，通過高稅收支撐高福利體系，實現二次分配調節。依托完善的福利配套，北歐實現了高等教育、學前教育等公共服務普惠免費；社會保障待遇充分，失業群體可維持穩定生活，大幅降低技術變革與崗位替代帶來的生存焦慮。

長遠來看，在人工智能大規模替代傳統崗位的時代背景下，走向普惠均衡的福利型社會，完善分配體系與民生兜底保障，將是各國實現社會公平、化解就業危機的必由之路。

文中圖片來自圖蟲創意，轉載需獲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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