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轉型遇大麻煩：想用AI打未來戰爭，卻可能擊沉最強初創公司

除了圍繞轉向科技的倫理與民主爭議之外，美國國防工業也被迫重新把創新放在首位。但這種態度轉變并不輕松。

1943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最激烈之際，伯利恒鋼鐵公司的造船廠從巴爾的摩到舊金山，平均每天能造出一艘戰列艦。那是鋼鐵、大炮和炮彈主導的年代，也是陰沉而傳統的大規模戰爭時代，背后有180000名員工支撐。

如今，戰爭的關鍵已變成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人們早已見識過這一點：2011年，在貝拉克·奧巴馬任內，美國憑借對2001年9月11日伊斯蘭主義襲擊策劃者烏薩馬·本·拉登的定位，在巴基斯坦將其清除。

到了2026年1月，外界又從另一件事中看到了進一步印證：被罷黜的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遭綁架，此事由帕蘭提爾策劃，并借助了“克勞德”平臺，也就是初創企業“擬人智能”開發的高性能人工智能模型。

問題的分量極大。五角大樓2026年預算為9600億美元，接近法國的15倍。其中，2050億美元用于裝備采購，1790億美元用于研發。

也就是說，流向軍工復合體的訂單規模大約達到3840億美元。

轉向科技并非沒有阻力。1月12日，美國戰爭部長——這是唐納德·特朗普治下國防部長的新稱呼——皮特·赫格塞思在格蘭德河入海口的太空探索技術公司發射場發表講話時，就談到了這一點。這個地點屬于埃隆·馬斯克的公司。

在他看來，必須重新把創新放到首位。他呼吁：“美國必須贏得21世紀技術霸權的戰略競爭。”他特別點名的領域包括人工智能、自主系統、量子計算、高超音速技術和遠程無人機。

他選擇在太空探索技術公司的基地發表這番講話，并非偶然。其創始人埃隆·馬斯克讓美國航天工業重新煥發生機：他提供的產品比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內部能造出的更便宜、也更具創新性，也比波音等競爭對手拿出的方案更有優勢。

當年那些嘲笑他“火箭可重復使用”夢想的人，如今都已看到，馬斯克式的顛覆究竟有多關鍵。那么，為什么國防工業不能照此辦理？

特朗普政府主張的這次轉向，實際上顛覆了冷戰結束后延續下來的政策路徑。自1993年起，美國一直推動國防工業整合，目標是提高生產率，并獲取當時所謂的“和平紅利”。

早在2024年底，帕蘭提爾首席技術官夏姆·桑卡爾就批評了這種長期沉寂帶來的后果。帕蘭提爾是一家國防與人工智能企業，立場上與特朗普政府一致。

他說：“上一家進入標準普爾500指數的國防企業，已經是46年前的事了。直到2024年9月帕蘭提爾被納入，這一局面才被打破。這樣的狀況更像歐洲金融市場的僵化，而不是美國市場。我們最根本的問題，是國防行業內部缺乏競爭。只要壟斷持續存在，一切都不會運轉，解決方案會很昂貴，我們也會不斷被削弱。”

事實上，美軍長期以大筆資金扶持國防工業，而這一行業一邊不斷出現延期、失利和表現不佳，一邊仍然持續繁榮。相關企業的超支問題更是出了名。典型例子包括波音的“空軍一號”項目、雷神公司——如今名為雷神技術——的“愛國者”導彈，以及洛克希德·馬丁的Ｆ－35戰斗機。

早在2024年底，馬斯克就在社交平臺Ｘ上喊話：“讓我們終結Ｆ－35這個歷史上最糟糕的軍事投資項目吧！”

他還表示：“Ｆ－35從一開始設計就有缺陷，因為人們希望它同時滿足太多人的太多需求。結果就是，它成了一種昂貴而復雜的飛機，樣樣都沾、樣樣不精。更何況，在無人機時代，載人戰斗機已經過時。它們只是在讓飛行員的生命面臨危險。”

軍工企業已經落后于戰爭形態的變化，這種批評并不新鮮。赫格塞思接著說：“我們不能再等上10年，讓傳統供應商交付所謂理想系統，最后卻發現它晚了好幾年才交貨，而且成本比預期高出10倍。”

桑卡爾提出了兩項重大改革建議。第一，取消按成本結算的合同，因為一旦超支，埋單的就是納稅人。第二，由五角大樓承擔那些被人為做大的研發支出。

他說：“1960年代已經過去了。企業必須投入自己的資本；如果我們真想創新，它們就必須承擔責任。你買最新一部蘋果手機時，蘋果不會把自動駕駛汽車項目失敗的成本算到你頭上。企業也不應把實驗室試驗帶來的問題轉嫁給你。”

此外，桑卡爾還主張取消面向小企業的扶持項目——這類項目一直讓歐洲中小企業頗為羨慕。他說：“面向小企業的項目不應淪為一種社會救濟。國防部應當以是否創造了上市公司市值來評估其小企業政策，也就是看它是否為美國人創造了財富。”

但問題有兩層。首先，五角大樓不可能在不承擔脆弱性風險的情況下，直接“拔掉”傳統項目的插頭。澳大利亞專業刊物《戰略家》評論說：“特朗普或許對雷神技術感到惱火，但如果切斷與政府的關系，Ｆ－35以及美國空軍和美國海軍的大部分導彈交付都會被卡住。”

當然，特朗普已在1月7日簽署總統令，禁止國防企業回購股票和發放股息。他在命令中要求：“從今天起，正式禁止國防企業以任何形式發放股息或回購股票，直到它們能夠在規定時間和預算內，生產出質量更高的產品為止。”

這項總統令的合法性可能會受到挑戰。政府當然可以決定把表現不佳的企業排除在外，但《戰略家》接著指出，由于行業高度集中，最終很可能只剩下一家公司與政府對接。

從華爾街的反應看，這些威脅更像是虛張聲勢。伊朗戰爭爆發前的一年里，這三家軍工巨頭的股價已經上漲了50%。

另一條路是轉向科技企業和初創公司。聽赫格塞思的表述，這幾乎是顯而易見的選擇。他說：“在現代戰爭中，誰能最快把創新投入應用，誰就會獲勝。而在擺脫窒息性官僚束縛的情況下，沒有誰能比美國企業家更會創新。我們將大規模投資，擴大我們獲取人工智能算力的能力，從數據中心一直延伸到戰術邊緣區域；同時，我們也將利用正涌向美國人工智能領域的數千億美元私人資本。”

這一趨勢已經在發生。根據“硅谷國家”網站的數據，2025年，美國國防科技初創企業吸引了全球融資中的最大份額。美國股權投資幾乎增長到原來的3倍，達到142億美元；相比之下，歐洲只有24.8億美元。

硅谷已經放下了不少顧慮。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當時這些更偏向民主黨陣營的科技公司還宣稱要“連接世界”“不作惡”，并承諾不讓自身技術用于軍事目的。歷史學家瑪格麗特·奧馬拉認為，這種回潮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回歸本源”，因為“軍工復合體曾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推動硅谷起飛”。《紐約時報》在2025年夏天關于“硅谷軍事化”的調查顯示，元宇宙平臺公司、谷歌和開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都已刪除公司政策中禁止將人工智能用于武器的表述。這些公司過去曾把相關限制寫入內部政策。

如今，開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正在研發反無人機技術；元宇宙平臺公司則在設計用于士兵作戰訓練的虛擬現實眼鏡。通過旗下子公司“眼界”，馬克·扎克伯格的公司還希望開發增強現實頭盔，用來“為作戰人員提供更強的感知能力，以及對戰場平臺更好的控制能力”。

早在2025年6月，元宇宙平臺公司首席技術官安德魯·博斯沃思就在彭博社的一場會議上說，“風向已經變了”，以此形容科技行業對國防態度的變化。

2018年那樣的情形，已經相當遙遠了。當時，超過4000名谷歌員工曾抗議五角大樓一項名為“項目渡鴉”的合同。該合同計劃利用人工智能分析無人機拍攝的監控圖像。員工們在致管理層的信中寫道，谷歌“不應該卷入戰爭行業”。

但越往前走，問題就越棘手。隨著人工智能介入，戰爭正在進入一片未知地帶。硅谷的創新者——比如“擬人智能”創始人兼負責人達里奧·阿莫代伊——并不愿制造出自己無法控制的怪物。

這也解釋了2026年2月前后五角大樓與“擬人智能”之間爆發的重大沖突。爭議焦點在于“擬人智能”的使用邊界：這家公司不希望人工智能讓武器具備自主殺人的能力。

阿莫代伊2月26日表示：“如果沒有足夠的控制，我們不能指望完全自主武器具備與我們那些訓練有素、專業程度很高的部隊同等的判斷力。它們的部署必須受到適當護欄的約束，而這種護欄目前并不存在。”

特朗普對此決定極為憤怒，隨后將這家初創公司排除出國防部體系。他在自己的“真實社交”平臺上寫道：“美利堅合眾國絕不會允許一家信奉‘覺醒主義’的極左公司，來決定我們的武裝力量該如何作戰、如何贏得戰爭！作出這種決定的是你們的總司令，以及我任命來領導軍隊的那些杰出負責人。”

圍繞人工智能風險以及技術最終如何使用的爭論，顯然至關重要，不能被輕易掃到一邊。在一個健康的民主制度中，決定某項技術能否用于戰場的，本應是政治權力，而不是早在1961年就遭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批評過的軍工復合體。

但除去這些倫理和民主層面的爭議，這場沖突也打亂了特朗普政府原本希望建立的那套順暢機制。首先，“擬人智能”已表示將提起訴訟。該公司在聲明中說：“無論戰爭部施加何種恐嚇或制裁，都不會改變我們的立場。”

這場沖突的外溢效應還可能波及科技行業中數十份彼此嵌套的合同。谷歌、亞馬遜和微軟目前都在為國防部提供服務，但它們今后是否還能繼續與“擬人智能”合作，目前并不清楚。

這家公司因此可能面臨生存層面的威脅，進而造成一種頗為悖論的結果：國防部原本是想借助科技力量，最后卻可能親手擊沉美國迄今表現最強的人工智能企業。公開沖突之后，外界又傳出消息稱，雙方仍在私下繼續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