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真生活，不是為了當個“有用”的人

《美國麗人》

前段時間，張雪峰的去世引爆互聯網，而他生前留下的高考專業填報指南，仍舊在當下社會不斷回響。

就業形勢與AI浪潮逼迫人們一遍遍拷問自己專業的“用處”，考取一個又一個資格證，努力尋找一份不會被替代的“有用之用”。

然而馬克斯·韋伯認為：現代社會一味追求“有用”，正是現代人憂郁的根源。工具理性裹挾人們走在“最優解”的標準路徑上不斷自證資格，卻失去了自由探索意義的機會。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規則和理性的普遍厭倦與日俱增。當一個號召打破一切規則的超凡魅力領袖出現時，積壓已久的厭倦將迅速反彈，反噬整個社會秩序。

在《認識現代社會之真相》中，楊照進一步借韋伯的理論指出，意義的殘缺將導致社會的分裂，而人們卻總以為是手段不夠好，結果無法找到一條回到價值與目的、真正地去看待和分析問題的路。

下面，我們摘取了本書關于關于“工具理性”的相關章節，一起看看現代社會中過度追求“有用”會導向什么后果；而作為個體，我們又能做些什么。

最關鍵、最根本的是人要有勇氣質疑。

下文摘自《認識現代社會之真相：楊照講馬克斯·韋伯》

楊照 著

01

工具理性：意義的喪失

在現代社會發展中，理性過度發達，而且工具理性和目的理性有了不平衡的狀態——工具理性壓倒了目的理性。

資本主義產生了自己非常明確的工具理性，這份工具理性是用成本效率計算的。

電車公司花費這些錢改善電車系統，而搭車的多半是底層人民，他們依賴這個系統，但電車公司改善了系統，卻無法從他們那里得到更多錢。

相對的，如果電車公司把這個錢省下來，即使拿其中的一部分支付意外產生的賠款，也還是劃算。

這種情況下，工具理性凌駕于人們認為該有的對人命的關懷——也就是價值理性或目的理性。

《摩登時代》

因此，韋伯在這里體會到非常強烈的在現代社會中可以用貨幣精確計算出成本與效益之后產生的社會效果。這是經濟聯動到對社會所產生的一種根本心理理性上的改造。

現代社會的工具理性和資本主義的關聯在哪里呢？那就是當貨幣作為它的統一中介，沒有貨幣就無法容易地算出修電車與不修電車何者更劃算。

物品可以賣，服務也可以賣，接下來人的勞動力可以賣，那么再接下來，如人的精神與情感等還有什么是不能賣的嗎？

這就是市場理性，純粹的工具理性、貨幣理性不斷地擴張，乃至于徹底改造了現代人的生活。

現代社會是一個工具理性的社會，然而在工具理性過度發達之后，人們認知、理解的理性被工具理性取代了，因而忽略了理性應有的另外一面，即價值理性或者目的理性。

人們擅長用理性的方法安排所有的手段和工具，而忘記了目的、價值，忘記了人是用何種方式編織出這樣的意義之網，讓人可以安居在這張網中，并利用這張網把所有的東西連接在一起。

《諾瑪·蕾》

如果包圍著人所在的這張網只有工具理性，那么人就無法把這個世界中的紛紜現象整合成一個系統，于是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的感受開始分裂，并有了很多紛擾的漏洞。

而后，人們必須耗費很多精力再處理這樣的漏洞，但又缺乏能真正解決、填補這些漏洞的基本能力與元素。因為人們總以為是手段不夠好，才會掉到洞里，才會出現問題，所以就沒有找到一條回到價值與目的、真正地去看待和分析問題的路。

02

超凡魅力：甩掉理性的負擔

一個過度清醒、過度理性的社會，會產生追求復魅的沖動。

高度發達的工具理性講究程序、資格，只看人有沒有通過固定的程序。因此，為了讓自己的資格看起來比別人更有競爭力，必須在程序上消耗更多時間以完成它。

在現代社會里，人們每天斤斤計較地追求的都只是工具、工具理性，也因此更容易被各式各樣的復魅手段欺騙，包括那些打破所有規律、不受任何規矩約束的超凡魅力式政治權力者。

超凡魅力（Charisma）的作用是引動人的不負責任，即放棄自己去仔細地安排、思考所有的一切，放棄由冷靜、理性帶給人的責任?；钤谶@樣的環境里太累了，有太多責任。

于是，在權力的應用上，出現了無法解釋其迷魅素質的人，他號召人們：什么都不必管，只要相信我就對了。

一旦通過這種方式成功了，那個人就變成一個超凡魅力型領袖。

由于整個社會太過理性，引發了對理性的反動。那么，最能感動人、讓人高興的是：你可以不用在某個人說話時，那么仔細地隨時檢驗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其中有哪些符合事實、有哪些偏離了事實。

超凡魅力型領袖最大的特色是現代社會基本邏輯的逆反。不能用現代理性社會中的理性方式反駁、推翻一個擁有超凡魅力的領袖。

也因此，這樣的力量、因素變成了被祛魅之后的現代社會的隱憂，可能會造成現代社會的危機。

在由官僚體制的工具理性籠罩的社會活動中，人感覺自己不再像人。在那里，人失去了作為具體的人的性質，得不到尊重，也得不到發揮的空間。因而，人很自然地會有一種希望被認知的渴望。

于是，在權力的應用上，出現了無法解釋其迷魅素質的人，他釋放了本來被壓抑、被埋藏的人們對社會規律的不滿，也使人回到原本可以自由、自主選擇的狀況——不管是現實還是作為一種幻夢。

《喬喬的異想世界》

候選人與新聞業、新聞記者組成了另一種共犯：他們聯合在一起，給人民提供了一種民主的假象。

正因為人們活在一個高度祛魅、高度理性的社會中，而且理性落實于官僚的不同規章中，使得規章比人大，理性比人大，這一切統統是人的主人。

但正因為實質上通過這種方式使人民處于理性的控制與宰治之下，反而更需要有這種幻象，讓人民至少在選舉時感到自己是主人。

于是，候選人和新聞業變成了合作的共犯。如果一位候選人說的越是天花亂墜，越是夸張，越是不負責任，那么他就越有機會讓人民在被創造出的人民是主人的幻象中投他一票，因而他能當選。

超凡魅力的權威基本上是狂風暴雨。而既然是狂風暴雨，就一般來得急、去得快，很難一直維持現狀而完全不向傳統或現代理性官僚轉型。

《一九八四》

這種超凡魅力的權力指向的是打倒既有秩序、既有官僚體制，這種革命的權力必須高于一切固定的規則。等這位領袖的權力高達一定程度，他就可以制定要求別人遵守的規則。

然而，他根深蒂固的超凡魅力的立場與以官僚體制為敵的立場此時就翻身過來，表示即使是他自己制定的規則，也不能規范他。

在這個過程中，目的理性逐漸地無法收拾這一切，最后只能依靠工具理性。

03

現代知識人的出路：用理性打敗理性

人是活在價值系統中的，也是通過價值系統而與其他人形成了社會組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義之網。而意義之網形成社會行動。

這種社會行動牽連了一部分人群，和自己在同一張意義之網中的就是自己人，它有一種集體性，你和這樣的人具備團體中共享的意義之網。

每個人在其中都接受同樣的意義，將其假定為自己必須嚴格遵守的承諾。每個人都在這樣的社會行動中化身為社會人，而不是自然人、個人。

今天絕大部分人在形成自己的知識的過程中，沒有個人化的經驗，很多人的知識都是聽來的、撿來的、拼湊起來的。韋伯認為在這種狀況下，它們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知識。

如果什么內容經歷了個人化的體驗，它當然就會變成一家之言。一家之言來自熱情和工作，才能產生特殊的觀點、想法。

這是一個人在個人體驗的保障下對理性的應用，有了這種對理性的應用，才能排除在集體理性應用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異化。

《死亡詩社》

由理性創造的祛魅后憂郁的世界只有靠更多、更尖銳的理性，才能處理、解決。

知識讓人沒有理由繼續保持天真。作為一個有知識的人，也就意味著你沒有理由看不到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的行為的結果。

我們知道了這樣的事實，但不可能因為知道了就不行動，也不可能因為知道了，還能保持與不知道時同樣的行動決定。

最關鍵、最根本的是人要有勇氣質疑。我們要勇敢地繼續運用理性質疑所有的價值、系統。

大家都已經知道的，是一種“方便”的事實；而大家都容易接受的，是另一種“方便”的事實；大家都想要接受，并且如果有這樣的事實會讓聽到的人開心的，也是“方便”的事實。

《浪潮》

韋伯告訴我們，作為一個知識人，如果真的對知識的追求有誠意，那么這種“方便”的事實可以不說，而要勇敢地把所有別人不想聽的、不想接受的，會讓他們難過、不舒服的事實說出來。

另一個面向是清楚地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意見，并且在意見可能會被反駁的地方去表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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