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江西九江、云南綠春等多個縣市區密集發倡議,號召公職人員、黨員干部帶頭繳納物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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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書寫得整整齊齊——“絕不拖延推諉、不打折扣、不搞變通”。
語氣越堅定,只能說明公職人員欠物業費的現象越普遍。
連收入相對穩定的公職人員群體都出現了大面積欠費,整個社會的“繳費意愿”可想而知。
全國物業費收繳率從2020年的93%跌到2025年的71%,極端案例里一個小區的收繳率只有16.5%,累計欠費近300萬,顯然這早已不是個體道德問題。
小區的樓道、電梯、綠地、安保——這些東西天生就帶著“公共物品”的屬性:一個人交了錢,隔壁不交也能照樣享受。
這就構成了經典的“搭便車”激勵。
業主說“服務太差,憑什么交”,物業說“收不上錢,怎么提升服務”。
雙方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了自認為理性的選擇,結果卻一起掉進了囚徒困境——各自局部最優,全局雙輸。
物業撤場、服務降級,小區環境惡化,房價跟著貶值8%到12%。
不過更深層的矛盾,還在支付能力本身。
2025年全國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24555元,月均剛過兩千。
每月200塊的物業費,在房貸、子女教育、醫療的三重擠壓下,就是一筆無法忽視的剛性支出。
對于很多家庭來說,保房貸已經是用盡全力,物業費只能往后稍稍了。
還有一些買了多套房的投資客——據說有些公積金很高的群體這筆錢沒處花,只能拿來買房了。
房子空著,房價又在跌,心情差到甚至可能斷供,何況物業費。
投資型住房比例高的小區,收繳率注定慘不忍睹。
政府發倡議、掛鉤干部提拔,本質上是把商業契約問題行政化。
物業管理實際上承擔了相當一部分公共服務職能:垃圾清運、電梯維護、安全監控、網格管理……一旦物業撤場,這些活會原封不動地落到街道、環衛辦、居委會頭上。
之前那些“垃圾堆成山”的新聞,最后出錢清理的,都是政府。
所以政府有充分的動機去發這份倡議。
但是,把平等的民事契約關系,硬拔高到政治覺悟的高度,甚至掛鉤人事前途——這本身就是在承認:市場自己協商解決,已經徹底失靈了。
其實,根本不需要發一萬份紅頭文件。
只需要強制物業做一件事:
每年出一份經第三方審計的財務報告,把收了多少物業費、廣告費、停車費,花了多少在電梯、保潔、人工上,賬上還剩多少——清清楚楚地貼在告示欄里,或者業主隨時可查。
透明的數字比任何道德宣講都更有說服力。
存量博弈的時代,任何不透明、無法監督的收費項目,注定會激活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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