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還沒有走出20世紀50年代｜《財經》書摘

《戈迪烏斯繩結：思想巨變中的日本》

孫歌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6年3月

文 | 孫歌

經常有朋友問我，研究日本戰后思想史和日本的思想家對中國有什么用？對此，我一直不知道該怎么回答。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日本朋友在捐贈物資的同時說過一句話：“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我想大家都還印象深刻。這句話給了我非常大的啟示——其實這不就是個很好的回答嗎？

思想家有國籍、思想史的問題有國界，但思想能力是沒有邊界的，是人類共通的。從2020年到現在，當面對新冠這樣一個突發事件，并且發現病毒把全世界用一種奇特的方式連成一體的時候，當人類本該為戰勝災疫互助合作的時候，我們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清楚地看到叢林法則對人類合作的破壞，看到非正義勢力對人類良知的踐踏。因此不難理解，在人類社會中，“風月同天”并非玫瑰色的夢想，它總是在極盡坎坷、飽受磨難的時刻才能獲得真實的含義。

我在從事日本思想史研究的過程中，亦深刻地體會到，只有跨出國界的思想才能獲得“人類性”，但同時真正有能力跨出國界的思想卻必定會面對它所在那個社會的核心問題。換句話說，越是具有在地深度的思想生產，越是有可能與其他社會共享。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日本的歷史脈絡中發掘中國的問題，不但可行，而且必要。

一位西方哲人說過，歷史總是在危機飽和的時刻，突然展現它的真實面貌。不過這樣的時刻永遠是瞬間，如果你和它擦肩而過，你就永遠無法進入歷史。

這也是為什么我要在現在這個時刻和大家分享日本戰后思想史的原因——因為那也是一段充滿了危機的歷史瞬間。

可能有的朋友會有疑問，為什么是日本戰后思想史，而不是日本現代史或者是當代史？確實，中國的歷史學沒有“戰后時代”這樣一個歷史區分，但對于日本思想界，“戰后”這一段歷史時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在這一段歷史過程中，日本的思想家面對的問題，不僅是我們中國人最關心的戰爭責任，還包括如何重建日本社會、日本這個國家要向什么樣的方向發展，以及如何維護世界和平，如何防止日本再重蹈當年發動侵略戰爭的覆轍等一系列的問題。

當時日本社會在這些問題上存在著多種可能性，今天回過頭看，很多可能性雖沒能實現，但恰恰是因為戰后那一代人曾經力爭為這些可能性塑形，并且試圖向實現它們的方向推進，才為防止日本再度法西斯化提供了潛在的牽制力量。

戰后，在嚴格意義上說，應該指的是1945年到1955年這十年，從日本接受戰敗并接受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占領，到日本確立“五五年體制”（即名義上的兩大對立政黨執政和實質上的自民黨一黨執政），這十年間日本政治經濟處于混沌狀態，也因此曾讓革新人士對日本的多種可能性抱有希望；即使在“五五年體制”確立之后，那一代人也仍沒有放棄改變日本的努力。

因此，在我的定義里，日本的戰后時期伴隨著從戰爭中走出來的一兩代人開始，并隨著他們退出思想領袖位置而結束。換句話說，日本的戰后時期，在現實政治中可以說到1955年就結束了，但在思想和精神領域，直到20世紀60年代前半期大眾社會形成基本格局才宣告結束。

我把本書的時代背景設定在這個廣義上的“戰后時期”，是因為我關注的正是思想與精神領域里的時代課題。在這一歷史時期，國際上發生了很多重大的歷史事件。在某種意義上，這些歷史事件暗示了其后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走向。

在正文中，我將首先給大家講述1957年發生的加拿大外交官赫伯特·諾曼（E. Herbert Norman，1909年-1957年）自殺事件，它對國際社會，尤其是日本的知識界乃至社會發生了重大影響。當時，日本的代表性知識分子大都對這一事件表達了自己的態度，我會從中選擇五位比較有代表性的思想人物，以他們的思想活動為線索，力圖呈現一個思想巨變中的日本。

關于諾曼自殺的前因后果，我會在正文再詳細給大家做介紹。不過本書的重點，不在于這個事件本身。如果我們只去關注這樣一個事件本身，也許它會變成一個和我們每個人沒有什么直接關系的、過去的老故事。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老故事雖然發生在北美、其后續效應也主要在日本，看上去跟我們沒有什么關系，但其中透露的很多信息，對我們是很有啟發的。它迫使我們思考，當時代發生巨大變化，我們習慣的那些判斷方式和表達方式可能已經沒有辦法準確把握現實，我們應如何調整自己的認識，這是跟我們每一個現代人息息相關的問題。

本書從赫伯特·諾曼自殺事件切入，選擇包括諾曼在內的六位日本戰后思想史的重要人物，并以他們的思想活動為線索，串起每一章的內容。這六位思想家分別是赫伯特·諾曼（1909年-1957年）、鶴見俊輔（1922年-2015年）、加藤周一（1919年-2008年）、丸山真男（1914年-1996年）、竹內好（1910年-1977年）和上原專祿（1899年-1975年）。

赫伯特·諾曼，“諾曼事件”的當事人，加拿大外交官和日本史專家，在戰后日本社會重建和思想重建上，均發揮過重要的功能。

鶴見俊輔，在戰后日本以“大眾文化”作為基本視野的實踐性知識分子，也是一位出色的社會運動組織者。他早年在美國接受過實用主義哲學訓練，繼承了實用主義的思想精髓，成為一個“反哲學的哲學家”。

加藤周一，深諳西歐文化的文學評論家和學者，同時也是一位醫生；具有深厚的人道情懷，知識面廣博，與多個領域的學者進行跨學科對話，從事有深度的合作研究，是活躍在戰后日本思想界的重要人物。

丸山真男，一位立志于成為“在野的業余政治家”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從強烈的現實關懷出發，在日本思想史的脈絡里重構了歐洲政治思想的基本要素，對戰后日本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

竹內好，中國文學研究者，尤其在日本的魯迅研究方面作出了獨到的貢獻；他的影響力并不限于中國文學研究，更是一位以亞洲作為方法的獨創性思想家。竹內好的思想原點是魯迅，從魯迅出發的思想歷程，締造了他特有的歷史與思想觀念。

上原專祿，日本史學界享有盛名的學術泰斗，同時也是把歐洲相對化的世界史建構者。他在事業鼎盛期退出了日本知識界，相當嚴厲地批判了日益商業化的知識狀況，并與其保持距離；到晚年，上原點化了傳統日蓮教的精髓，以獨特的方式創造了“作為回向的世界史”這一意味深長的認識論。

這六位思想家彼此之間有很多差異，不過，我們這里需要先交代一下他們之間的共同點，那就是他們全都經歷了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其中有三位還曾在太平洋戰爭時期有過短暫的被迫從軍經歷。作為戰爭的親歷者，這六位思想家都認清了天皇制的危害，戰后在反對天皇制這一點上，他們有強烈的共識。

戰敗后，美國直接主導了《日本國憲法》的制定，由此日本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完成了從法西斯國家向現代民主國家的制度轉型。在盟國占領軍進入后不久，日本就實行了全社會的“言論自由”，釋放了戰爭時期一直被關在監獄里的日本共產黨人。所有這些變化都是在非常短的時期內發生的，可以說，日本是借助外力完成了艱難的社會轉型。

當時有一位文學評論家曾經對這種狀況進行過諷刺，他說：“我們在獲得配給食物的同時，也獲得了被配給的自由。”美國的干預，其實出于現實的冷戰目的，只不過為了防止日本可能發生社會主義運動，美國才刻意輸入了“美式民主制度”。而日本的精英階層，也很愿意借助這個外力使日本社會擺脫戰爭時期那種法西斯管控形態。不過精英與民眾很快就發現，制度上規定的自由，在社會生活里并不能真正兌現。

人都是在歷史狀況中進行選擇。后來者回顧前人的時候，往往會覺得選擇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對于當事人來說，選擇是非常艱難的。當人遇到現實困境的時候，一切相互矛盾的要素都糾纏在一起，很難準確判斷下一步事態將如何發展。很多看似光鮮的事物，可能過不了多久就腐敗變質；很多不起眼的事物，卻可能在過眼煙云中留下來。思想史研究不可以用事后諸葛亮的態度分析前人的選擇，更不可以用居高臨下的態度裁斷前人。因為所有當事人在面對現實事態的時候，是看不到后來人可以看到的結局的。過去的人如此，我們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如何進行現實選擇，如何進行思想評價，都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我希望在本書里和讀者分享這樣一個基本的問題意識：人在大時代里需要不斷調整自己的認識，不能簡單套用現成觀念去綁架現實。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僅需要掌握豐富和準確的知識與信息，更需要不斷砥礪有效的思想武器，否則，我們根本無法處理所面對的大量知識和信息，只能把它們塞進那些已經沒有思想功能的通行觀念中，從而導致在我們的精神世界里無法產生新的可能性。

正是在這樣不斷砥礪的過程中，通過對歷史中那些優秀思想家及其著作的研讀，我們能獲得最寶貴的思考能力。應該說思想家從來不提供現成的分析工具，每個后來者都需自己鍛造。而思想史就是這樣的一門學問，它幫助我們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并且假如我們愿意，可以在思想史的研習中不斷打造自己的認識論，并且因此而品嘗“發現”的快樂。

（本文摘自《戈迪烏斯繩結：思想巨變中的日本》；編輯：許瑤）

責編 | 陳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