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羅茨基丨文學憎惡重復，詩人依賴語言

“比起任何形式的社會組織來，語言，應該說還有文學，更加古老，更加必不可少，生命力也更頑強。文學所常常表現的反感、諷刺和淡漠，從根本上說，是永恒，更準確地說是無限對暫時、對有限的反動。只要國家允許自己干預文學，那么，我們起碼可以說文學也有權干預國家事務。”

——約瑟夫·布羅茨基

（一）

一個離群索居的人，一個珍重獨來獨往的自由而看輕拋頭露面的機會的人，一個恪守這一原則而不肯有絲毫含糊——乃至于遠遠地離開祖國的人。因為，與其在暴政下做犧牲品或做達官顯貴，毋寧在民主制下一無所成——這樣的一個人如今突然登上這個講壇，他難免感到局促不安，并且難堪。

這種感受之所以強烈，并不盡然因為我看到站立在我面前的聽眾，更因為我想起那些越過這一榮譽的人們，他們沒有能夠賦予機會，從這個講壇上，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向“這個城市和這個世界”演講；他們累積的沉默似乎徒然地尋求通過本人的口得以排解、宣泄。

在這種形勢下，唯一能使人聊以自慰的，是我們知道——首先是出于風格上的原因——任何作家不能代替另一個作家說話，詩人尤其不能代替另一個詩人發言。即便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或者瑪麗娜·茨維塔耶娃，或者羅伯特·弗羅斯特，或者安娜·阿赫瑪托娃，或者威斯坦·奧登站在這個位置，他們仍然不能不僅僅代表自己說話，而且他們同樣會感到窘迫、難堪。

他們的身影常常令我不安，今天，他們依然在困擾我。總之，他們并不能使我的口齒更加伶俐。在我平靜的時候，我把自已視作他們全體的代表，盡管同他們中的任何人相比，我自愧弗如。在文墨上超過他們不可能，在實際生活的人格上強似他們更是非分之想。恰恰是他們的生活，任是怎樣的凄慘和悲苦，常常使我感動。如果存在另一種生活——我絕不懷疑他們會不朽，正如我永遠不能忘記這世上的他們一樣——倘若另一個世界確實存在，我希望他們能夠原諒我，原諒我即將講演的內容質量：我們職業里的高低畢竟不由這禮堂里的舉止來衡量。

我僅提及眾多人物中的五位——其業績和命運對我關系極大的五位——倘不是因為有他們，我無論作為一個人或是一個作家，必將遠比現在遜色：無論如何，今天我便不可能站在這塊地方。還有更多的人士，他們的身影，更貼切地可以說是光源——明燈？星辰？——數目當然超過五。他們每個人均能使我張口結舌，啞然無言。在每個自覺的作家的生活中，這一類人形成一個龐大的數目。在我的生活里，這是一個雙倍的數字，因為命運決定了我從屬于兩種文化。想到這兩種文化里當代的作家同事，想到那些詩人和小說家，我心里益發不安。我認為他們的才華非我所能及。倘若是他們站在這個講壇上，他們早已談起正題，因為他們比我有更多的話告訴世人。

因此，我將允許我在此談一些想法——這些想法可能缺乏連貫性，是跳躍式的，甚至可能因為其零亂而使人費解。我希望，我所從事的職業，以及所給予我清理思路的有限的時間，將會或者可能會部分地袒護我，使我免受“條理不清”的指責。從事我這一職業的人極少以具有系統的思維模式而自詡。如果有人自稱有個系統，那當然是極其糟糕的事，然而，即使這樣一個系統也無非是自幼年起沿襲了某種環境、社會秩序、哲學流派的結果。一個藝術家達到目的——無論這是怎樣永恒的目的——的最佳手段是隨意性，藝術家的構思過程和創作過程已為此做出再清楚不過的佐證。詩歌確實，用阿赫瑪托娃的話說，產生自無聊的廢話；散文的發源地并不比它更高尚。

（二）

如果藝術（首先是對藝術家）有所教益，這便是人類的單獨狀態。藝術是最古老同時亦是最名副其實的個體的事業，無論人自覺與否，它在人的身上培養出獨特性、個性、分離性的意識——于是使人從一個社會動物轉化為可感的“我”。無數的東西可以共同占有；一張床，一片面包，信仰，情婦，然而詩，比如說雷納·瑪利亞·里爾克的詩，卻不能如此。一件藝術品，尤其是文學作品，特別是詩歌，是與人面對面的對話，與他結成直接——沒有任何中介——的關系。正是出于這個原因，一般的藝術，尤其是文學，特別是詩歌，不能受到共同利益的維護者、群眾的主人、歷史必然的預言家的賞識。因為他們在藝術的終點，在一首詩被讀的地方，找不到預期的異口同聲，千篇一律，取代它們的是淡漠和復調的音籟；他們看不到行動的決心，取代它的是漫不經意和挑剔。換一種說法吧，共同利益的維護者和群眾的統治者習慣于操縱一個個圓圈，藝術則在這些圓圈里填進“句號，句號，逗號，和一個減號”，這便將每一個圓圈化成一張小小的，雖說并不全是漂亮的，人臉。

了不起的巴拉丁斯基[2]在刻劃他的繆斯時，說她具有一張“與眾不同的面容”。形成“與眾不同的面容”正是人生的意義所在，既然遺傳的規律在事實上決定了我們各自的獨特性。無論是作家或是讀者，他的首要任務是掌握那屬于他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接受一個從外部強加于他或為他規劃的生活，不管這生活的外形如何高尚。因為我們每個人只有一次生命，而且我們全都知道它將怎樣結束。如果將此唯一的機會耗費在他人的模式、他人的經驗里，使生活成為一種單調的同義重復，該是一件多么令人遺憾的事！——你在歷史必然的預言家的慫恿下，可能接受這種同義重復式的生活，而他卻不同你一起走進墳墓，甚至連一句“謝謝你”也不說，你不更加覺得遺憾么！

比起任何形式的社會組織來，語言，應該說還有文學，更加古老，更加必不可少，生命力也更頑強。文學所常常表現的反感、諷刺和淡漠，從根本上說，是永恒，更準確地說是無限對暫時、對有限的反動。只要國家允許自己干預文學，那么，我們起碼可以說文學也有權干預國家事務。政治制度，社會組織形式，有如廣義上的一切系統，天生是力圖將自身強加于現時（而且常常強加于未來）的過去時。一個以語言為職業的人萬萬不可忘記這一點。對作家來說，真正的危險不在于可能（而且往往是必然）受到來自國家方面的迫害，卻在于他可能發現自己被國家的面目所迷惑；無論這面目猙獰可怕或是越變越俏，都始終是暫時的。

國家的哲學，倫理學——更無須去說它的美學——永遠是“昨天”；語言，文學永遠是“今天”，而且往往——尤其是在一個正統的政治制度里——能夠構造“明天”。文學的功績之一正在于，它有助于使我們生存的時間更加個性化，使它有別于我們的蕓蕓前輩，也有別于袞袞的同代人，避免同義重復——即所謂“歷史的犧牲品”這一個可怕的詞語標志的命運。藝術，尤其是文學，之所以非凡，之所以有別于生活，正在于它憎惡重復。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將同樣的笑話講述三次，你每每能引發出笑聲，并因此成為朋座歡迎的活躍人物。在藝術中，這種行為卻被稱為“俗套”。藝術是無后座力的武器。它的發展不取決于藝術家的個性，而是取決于題材自身的活力和邏輯，取決于要求（或可能）在美學上切實得到解釋的種種以往手段的命運。藝術自有其衍生變化的譜系，活力、邏輯和未來，因此不是歷史的同義詞，它至多是歷史的平行線。它存在的形式頻頻不斷地再創美學現實。出于這個緣故，人們常常發現它“走在發展的前面”，走在歷史的前面，而歷史的主要手段恰恰是“俗套”。

現今存在著一種相當流行的觀點，即認為作家，尤其是詩人，在作品中應該使用市井語言，大眾的語言。盡管這在外表上頗具民主的意味，亦能給作家帶來明顯的便利，這其實是個荒唐的主張。它代表一種將藝術，在此具體地說是文學，附屬于歷史的努力。倘若我們認定人類的智慧現在應該停滯，不再發展，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文學才應該使用大眾的語言，否則情況理應相反：大眾應該用文學的語言說話。從總體上看，每一次新的美學現實均賦予倫理現實更加明確的形態。因為美學是倫理學之母。所謂“好”與“壞”的分類，首先是美學上的分類，即便從詞源學的角度看，它也出現于倫理學上“善”與“惡”的分類之先。如果倫理學不能“容忍一切”，正是由于美學不能“容忍一切”，因為光譜上顏色的數目是有限的。嬌兒啼哭著拒絕一個陌生人，或者正相反，伸出手接受他的擁抱，這是他從本能上作出的美學的而非道德的選擇。

美學的選擇具有高度的個人性質，美學經驗始終是私人經驗。每一個新的美學現實使這種經驗更具私人的特點。這一特點不時以文學（或其它）趣味的面貌出現，能夠成為抗拒奴役的防御形式，或者竟可以說是抗拒奴役的保證。因為一個有趣味，特別是有文學趣味的人，能較少地受到一切政治煽動所固有的反復的宣傳和有節奏的咒罵的感染。與其說這問題的意義在于德行未必提供產生偉大作品的保證，不如說邪惡，特別是政治邪惡，始終是低劣的文體家。一個人美學經驗越充實，他的趣味越成熟，他的道德焦點更集中，他的精神——未必更愉快——更自由。

我們當然應該在這實用的而非抽象的意義上去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論斷：美將拯救世界，或者馬修·阿諾德的信念：我們被詩歌拯救。拯救世界或許已為時過晚，拯救個人卻始終存在著機會。人的美學本能發展極其迅速。即使他尚未完全認識自己，意識到自己的實際需要，他本能地知道他喜歡什么以及什么不合適他。請允許我重申，從人類學的角度說，一個人首先是個美學生物，其次才是倫理生物。由此可以引出結論，藝術，特別是文學，不是我們這一物種發展中生成的副產品，事實恰恰相反。如果說，我們區別于動物界其他成員的標志是語言，那么，文學——尤其是作為最高語言形式的詩歌——便是，我冒昧地說，我們這一物種的目標。

我絲毫不是暗示說人人應該接受詩歌創作的強制訓練。不過，我認為將世界區別出智識階層和非智識階層是不能接受的現象。從道德意義上看，它與世界區別出貧富階級的現實相類似。然而，社會的不平等或許尚且可以找到體力或物質方面的理由，智識上的不平等則無理由可言。智識與其它事物不同，自然為我們提供了平等的保證。我說的不是教育，而是語言的培養。語言方面最細微的不準確也可能在生活中導致錯誤的選擇。文學的存在預示對文學的關注的存在——不僅就道德意義而且就詞語意義而言。如果說一部音樂作品仍然允許人們在被動地聆聽和主動地演奏這兩者之間作選擇的可能，而一部文學作品——讓我們援引蒙塔萊[3]的說法，絕對的語義學藝術——只允許人們扮演奏者的角色。

在我看來，人們應該更經常地扮演這個角色。而且我認為，由于人口爆炸以及隨之而來的日益加劇的社會分裂（即日益加劇的個性的獨立），這一角色益發成為不可避免。我不比我的同齡人具備更豐富的閱歷，但是我感覺出作為對話者，遠比朋友和戀人可靠。一本小說或者一首詩，不是獨白。它是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交談。我再重復一遍，這是交談，私下的、排他的，甚至可以說雙方均憤世嫉俗的交談。在交談的時候，作者同讀者是平等的，讀者同作者也是平等的，哪怕這是一位偉大的作家。這個平等是覺悟上的平等。這種平等將以朦朧的或清晰的記憶形式永遠留存于讀者的生活之中，而且它終將，無論得當與否，影響他的行為。這便是我在討論演奏者角色時的實際想法，當我們考慮到一本小說或一首詩是——作者和讀者——雙方孤獨的產物，擔任這一角色便更加自然了。

在人類歷史上，在我們智識發展的過程中，書，從根本上說有如輪子的發明，是一種人類學的發展。書的出現不是為了講述我們的起源，而是為了告訴我們智識的功能，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在經驗的空間以翻動書頁的速度行駛的運載工具。如同其它一切運動，它成為以普通標準為起點，努力提高這一標準線——低于胯下的標準線——的飛行，方向是我們的大腦，我們的意識和我們的想象。這個方向即是“與眾不同的面容”，是個性，是獨立。我們不必管當初我們被創造時所依據的形象，我們的人數現在已達五十億，我們個人只有一個前途，即藝術為我們勾畫的前途。否則，我們的前方只有過去——一個擁有強大警察力量的政治的過去。

在任何情況下，如果藝術，特別是文學，只是少數人享有的特權，那么，這種社會狀態便是不健康并且是危險的。我并非呼吁用圖書館取代國家機器——雖然這個想法不時出現在我的腦子里——但我毫不懷疑，倘若我們以讀書的經驗而不是以政治綱領為標準來選擇領袖人物，地球上就不會有今天這樣多的痛苦。我認為，對未來可能掌握我們命運的主人，我們所提的問題首先不是他的外交政策，而是他對司湯達、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態度。如果說文學的全體確實是人類的反常和乖戾，即便如此，對于想以一攬子的整體方法解決人類生存問題的——人們熟悉的或有待發明的——企圖，它也是一劑有效的解毒藥。文學作為一種道德保險，它比信仰或哲學教條更為可靠。

既然沒有法律阻止我們侵害自己，沒有刑事法典能夠阻止對文學的真正犯罪：雖然我們可以譴責對文學的壓迫——對作家的迫害、檢查制度、焚書行為——那么對于文學最惡劣的犯罪，即不讀書，我們便無能為力了。對這一罪行，個人付出的代價是他的整個生活；如果罪犯是國家，它付出的代價是它的歷史。生活在我現在生活的國家里，我會毫不猶豫地相信物質富裕和文學無知之間存在著必然的依存關系。我之所以不能形成這個信念，是因為我所出生并成長的那個國家的歷史。俄國的悲劇，如果將它縮小到最低的因果關系的范圍，縮小成一個粗略的公式來看，是一個社會悲劇。在這個社會里，文學淪為少數人，即上流俄國知識分子的特權。

我不想在這個問題上做大文章，也不想用數以千萬計的人們互相傾軋的回憶使今天的夜晚更加黑暗，因為二十世紀上半葉俄國土地上的事情發生在小型自動武器的發明之前——以取得某個政治理論的勝利作為名義，而這個理論之不完善已經在實際上得到了證明：它的實現需要人類付出生命的代價。我只想說，我認為——當然不是在經驗上，只不過在理論上——一個讀過許多狄更斯的書卻以某種理論為名義槍殺同類的人比沒有讀過狄更斯的人更成問題。我說的是狄更斯、斯泰恩[4]、司湯達、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樓拜、巴爾扎克、麥爾維爾、普魯斯特、慕西爾等等，這就是說，文學，而非識字，或教育。一個識字的、受過教育的人在讀過這樣那樣的政治論文或小冊子之后，完全可能去殺他的同類，并且感受到實施信仰的快感。希特勒以及其他那些認識字、甚至能做詩的領袖有一個共同點：他們打擊對象的人名單子長于他們要讀的書單子。

在我往下討論詩歌之前，我愿意補充說一點：將俄國的經驗作為警鐘是有意義的。且不說其它的原因，西方世界迄今為止的社會結構從整體上說與1917年前的俄國是相同的。（順便提一句，十九世紀俄國心理小說為什么在西方受到歡迎，而當代俄國散文作品為什么不很成功，在此得到了說明。二十世紀俄國新產生的社會關系同人物的名稱一樣對讀者來說是那樣的生疏、糾纏不清。）比如就政黨的數目而言，1917年十月政變前的俄國并不下于今天的美國或英國。換句話說，一個冷靜的觀察家也許能注意到：十九世紀正在西方繼續著，它在俄國卻已走到了盡頭；如果我說它以悲劇告終，首先指的是社會——或年代——沿革的路線。因為在真正的悲劇中，毀滅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隊。

（三）

對一個母語是俄語的人來說，雖然談論政治罪惡有如消化一般自然，我仍然希望改換話題。討論顯而易見的事情之所以有害，因為它太容易，它過快地使我們得到道德上的滿足，給我們以自我正確的愉快，這樣便會敗壞我們的良知。這些特點所形成的誘惑力，從本質上說，同導致這種罪惡的社會改革家的誘惑力大同小異。正因為認識、掌握乃至抵制這種誘惑，這才在一定程度上使我的許多同時代人遭受了他們那種命運，使他們的筆下產生出他們那樣的文學。這種文學并不像從外部觀察的那樣，是飛離歷史或壓抑記憶。阿多諾提出了一個問題：“繼奧斯維辛之后誰還能再寫詩歌？”一個熟悉俄國歷史的人只需稍稍改變集中營名稱便能提出相同的問題——而且他們更有權利提出這個問題，因為斯大林的集中營毀滅的人數遠遠超出了德國監獄-集中營的死難者。美國詩人馬克·斯特蘭德曾經反問道：“又有誰能吃得下午餐？”不管怎么說，我所從屬的一代人證明了他們能夠寫出詩歌。

這一代——這一代人出生之時正是奧斯維辛的焚化爐烈焰滾滾，正是斯大林像上帝一樣處于仿佛是自然母親開創的絕對權力的峰巔之日——這一代人來到世上似乎是為了繼續那些焚化爐，和斯大林的那些如群島般眾多的無名墳墓打算切斷的東西。那一切并沒有完全被切斷，至少在俄國是如此，這一事實應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歸功于我們這一代。我因從屬這一代而感到的驕傲絲毫不下于我站在這里所感到的自豪。我站在這講壇上這一事實即是對我們這一代人對文化所提供的服務的承認。我想起曼德爾施塔姆的一個概念，愿意補充說，是對世界文化提供的服務。在回首過去的時候，我能夠說我們起步于一塊空白的——真正可怕地荒涼的——地方，我們憑著直覺而不是有意識地致力于再造文化連續的效果，重建它的形式和內容，用我們自己的新的，在我們看來是當代的內容來充填它幸存的為數不多的而且常常是遭到毀壞的形式。

當時或許還存在著另一條道路：進一步改變我們文化面貌的道路，廢墟和碎石、抽象派、窒息呼吸的詩學。我們抵制了這一條道路，并不因為我們認為它是自我炫耀的道路，也不因為我們受著某種觀點的激勵，要保存我們所熟知的、等同于人類尊嚴的文化形式的傳統的高尚。我們抵制它，因為這其實不是我們自己的選擇，而仿佛是文化做出的選擇——同樣，這個選擇不是道德的而是美學的選擇。一個人把自已看作是文化的創造者和保管人而不是它的工作，這當然是極自然的。倘若我今天提出相反的看法，這倒不是因為在二十世紀行將結束的今天引用普洛提諾斯[5]、沙夫茨伯里勛爵[6]、謝林[7]或諾瓦利斯[8]的言論是一種時髦，而是因為詩人與眾不同，他始終意識到，人們通常所謂的繆斯的聲音，其實是語言的指令；不是語言湊巧成為他的手段，相反，他是語言賴以繼續生存的工具。然而，即使有人把語言想象成某種活的生物（這是極公平的說法），它也無法進行倫理選擇。

人們寫詩有多種不同的動機：為贏得戀人的愛情；為表達他周圍環境——風景或狀態——的感受；為捕捉某一特定時刻的心境；為在地球上留下——他當時的想法——一些痕跡。他訴諸詩歌形式極可能是下意識地出于模仿的動機：黑色的站立的字母凝結在白色的紙上也許使他聯想起他在世上的處境，聯想起空間和他身體之間的平衡。無論他出于何種原因握起詩筆，無論流瀉于他筆端的文字對讀者產生怎樣的效果，這項事業的直接結果是一種與語言直接接觸的感受，或者說得更確切一些，是一種立即依賴語言，依賴用語言表述、寫作、完成的一切的感受。

這依賴是絕對的，強制的，但同時也解除作者的束縛。因為語言比任何作者年邁，它暫時的潛力賦予它巨大的離心力。它有挖掘不完的潛力。這個潛力不止取決于運用該語言的國家的體積（雖然這是其中一個因素），它更取決于運用該語言創作的詩歌質量。我們只要回顧一下但丁便可說清這個問題。再舉個例子，今天用英語或俄語創作的作品保證了這兩種語言在今后一千年中的生存。詩人，我再重復一遍，是語言賴以生存的工具——或者，讓我引用我所敬重的奧登的話說，他便是語言借以生存的一個人。寫這一篇文字的我以及讀這一篇文字的人們將會逝去，但是我賴以寫作和他們借以閱讀的語言將存在下去，這不僅因為語言較之我們有更悠久的壽命，還因為它具有更強大的適應和變化能力。

一個寫詩的人希望留名身后，希望他的詩活得比他長久。但是，他之所以寫詩是因為語言的誘發，或者說簡直是命令他接著寫下一行。一個詩人一旦寫了開頭，他通常不知道這首詩將怎樣結束，因此他往往為這首詩的發展感到意外，因為它往往超出他的預料，并且深于他最初的構思。這就是語言的未來侵入現在的時刻。我們知道認識有三種方式：分析的，直覺的，以及《圣經》里的先知們所熟悉的啟示式的。詩歌與其它文學形式的區別在于它同時運用這三種認識形式（主要側重于第二和第三種）。因為語言能滿足這三種形式，寫詩的人有時通過某一個詞，某一個韻，便能達到前人未曾達到的，甚至連他自己也不曾奢望的境地。寫詩的人之所以寫詩，首先因為寫詩是良知、思維、認識宇宙的非凡的加速器。一旦領教過這種加速度，你便不可能克制再次體驗它的愿望；你會依賴這個過程，正如有人離不開毒品或烈酒。一個如此依賴語言的人，我猜想，就是人們所謂的詩人。

▲ 約瑟夫· 布羅茨基， 俄裔美國詩人，散文家。代表作有詩集《詩選》、《言論之一部分》、《二十世紀史》、《致烏拉尼亞》、以及散文集《小于一》等。

注釋丨1.這是約瑟夫·布羅茨基1987年11月在瑞典祝賀諾貝爾獎頒發集會上的講演，標題為本書編者所加。

2.巴拉丁斯基(1800-1844），俄國詩人。

3.蒙塔萊（1898-1981），意大利詩人，1975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4.勞倫斯·斯泰恩（1713-1768），英國諷刺小說家。

5.普洛提諾斯（205-270？），埃及出生的羅馬哲學家。

6.沙夫茨伯里（1621-1683），英國政治家。

7.謝林（1775-1854），德國哲學家。

8.諾瓦利斯（1772-1801），原名哈登貝格，德國浪漫主義詩人，小說家。

文字丨選自《從彼得堡到斯德哥爾摩》，[美]布羅茨基 著，王希蘇、常暉 譯，漓江出版社，1990-11

來源丨楚塵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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