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之亂庾信史事考辨

從文學(xué)史角度上來講，庾信是南北朝時期的重要文學(xué)家，正是因為他所處的特殊時代和復(fù)雜人生經(jīng)歷，促成了他既達到“窮南北之勝”的文學(xué)高度，又對接下來的隋唐時期文學(xué)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而針對庾信在侯景之亂這一重大事件的參與程度，前人并沒有進行深入發(fā)掘。本文通過對侯景之亂以及江陵時期庾信的政治身份進行考察。重新研究庾信在侯景之亂前后的表現(xiàn)，以還原人物在歷史中的本來面貌。

庾信本人早期仕宦經(jīng)歷再考

按照庾信的生平記載，其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群書，尤善《春秋左氏傳》”。（《周書》卷41《庾信傳》，中華書局，1971年，第733頁）因家傳淵源，大通元年（527年）時，年紀輕輕便任昭明太子?xùn)|宮講讀。“年十五，侍梁東宮講讀”。（庾信撰，倪璠注，許逸民點校：《庾子山集注·滕王逌原序》，第57頁）此時東宮太子為昭明太子蕭統(tǒng)。中大通三年（531年），昭明太子故去之后，被立為太子的并不是蕭統(tǒng)之子，而是晉安王蕭綱。梁武帝此番作為，也成為梁末宗室內(nèi)斗的原因之一。此后庾信與其父共仕東宮。“時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左衛(wèi)率。摛子陵及信，并為抄撰學(xué)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綺艷，故世號為徐、庾體焉。當時后進，競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周書》卷41《庾信傳》：第733頁）此段時間，庾氏父子作為太子蕭綱的東宮近臣，深受蕭綱重視，成為蕭綱的心腹，并與徐氏父子并稱，其作品成為當時南梁的文學(xué)風尚。根據(jù)《法寶聯(lián)璧序》記載與前人研究，庾肩吾長時間追隨蕭綱，且自蕭綱成為皇太子之后，至大同五年（539年）一直擔任此職，作為蕭綱的心腹，庾信亦是如此。

除卻在太子蕭綱處任官之外，侯景之亂前，庾信還與湘東王蕭繹有過親密來往。“于時江路有賊，梁先主使信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zhàn)事，丑徒聞其名德，遂即散奔，深為梁主所賞”。（《庾子山集注·滕王逌原序》，第57頁）

此處出現(xiàn)了三位梁朝皇帝的代指。其中“梁先主”應(yīng)是梁武帝，與后文的“梁主”和湘東王對應(yīng)。“梁主”很有可能就是蕭綱。至于梁元帝蕭繹，此處被稱作“湘東王”。因立儲一事，梁武帝諸子之中關(guān)系復(fù)雜，前太子蕭統(tǒng)與邵陵王蕭綸關(guān)系親近，與蕭綱則關(guān)系惡劣。“簡文雖居儲貳，亦不自安，而與司空邵陵王綸特相疑阻。綸時為丹陽尹，威震都下。簡文乃選精兵以衛(wèi)宮內(nèi)。兄弟相貳，聲聞四方”。（《南史》卷52《蕭范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1296頁）而此時太子蕭綱與湘東王蕭繹的關(guān)系尚處在“元帝與簡文相得”的階段，雙方書信往來頻繁，有《與湘東王書》傳世。同時，中大通六年（534年），蕭綱僚佐完成《法寶聯(lián)璧》的編撰，尚有蕭繹為之作序，他們?nèi)匀挥幸庾R地維系珍貴的感情。不似后來的侯景之亂時期，蕭繹承制，總督天下兵馬，卻四處征討梁朝宗室，卻不承認蕭綱的帝號，亦不承認其為帝的事實。

庾信與蕭繹討論戰(zhàn)事的時間，倪璠《庾子山年譜》據(jù)《梁書·武帝紀》定為大同八年（542年）“安成郡民劉敬躬挾左道以反……江州刺史，湘東王遣中兵曹子郢討之。”（《梁書》卷3《武帝紀》，第87頁。）又《哀江南賦》中庾信云“論兵與江漢之君”。按湘東王蕭繹在大同六年（540年）十二月始任江州刺史，至太清元年（547年）改任荊州刺史。稱他為“江漢之君”自然是十分恰當。另據(jù)《資治通鑒》記載，劉敬躬叛亂之時，“南方久不習兵，人情擾駭”，（《資治通鑒》卷第158《梁紀十四》，中華書局，1956年，第4910-4911頁）《哀江南賦》亦云“五十年中，江表無事”。庾信的軍事才能很可能就是在這次平叛之中被蕭綱得知，從而在侯景之亂中將其放在戰(zhàn)略上的重要位置。但最終庾信表現(xiàn)不佳，縱是蕭綱識人不明，亦是多方因素合力導(dǎo)致的結(jié)果。

《庾子山集注》

朱雀航之敗

太清二年（548年），侯景之亂爆發(fā)。庾信時年三十六歲，任建康令，被賦予了重要的守衛(wèi)任務(wù)。“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余人，營于朱雀航”。（《周書卷31《庾信傳》，第733-734頁）朱雀航時在建康城南朱雀門旁，作為一座浮橋，戰(zhàn)時可具有防御作用，阻礙敵船的航行，在東晉南朝數(shù)百年內(nèi)歷次有關(guān)建康的戰(zhàn)爭中擁有重要的戰(zhàn)略地位，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史書中多有描述，亦稱“朱雀桁”。可以說，庾信能在朱雀航駐守，足以證明蕭綱對其信任有加。

目前有關(guān)侯景之亂中庾信的表現(xiàn)的記載分布在《梁書》、《周書》和《資治通鑒》中，以《資治通鑒》記載較完整：“太子見事急，戎服入見上，稟受方略，上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為！內(nèi)外軍事，悉以付汝。’太子乃停中書省，指授軍事，物情惶駭，莫有應(yīng)募者。朝廷猶不知臨賀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門，寧國公大臨屯新亭，大府卿韋黯屯六門，繕脩宮城，為受敵之備。大臨，大器之弟也。辛亥，景至朱雀桁南，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學(xué)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門，帥宮中文武三千余人營桁北。太子命信開大桁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必大驚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帥眾開桁，始除一舶，見景軍皆著鐵面，退隱于門。信方食甘蔗，有飛箭中門柱，信手甘蔗，應(yīng)弦而落，遂棄軍走。”（《資治通鑒》卷161《梁紀十七》，第4986頁）

由《通鑒》記載得知，在侯景之亂時，金陵的軍事防御大權(quán)經(jīng)過梁武帝的首肯，已經(jīng)過渡到太子蕭綱的手中。胡三省在本文注中引《資治通鑒考異》一說：“《太清紀》云：太宗見事急，乃入，面啟高祖曰：‘請以軍事并以垂付，愿不勞圣心。’《南史》云：帝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為！今從《典略》。’”（《資治通鑒》卷161《梁紀十七》，第4986頁）《典略》即唐人丘悅作《三國典略》。可見雖然《太清紀》所述細節(jié)與《南史》略有不同，但傾向一致，即太子蕭綱此時是掌管金陵軍事防御大權(quán)的最高長官，而從其任命的防御官員也能側(cè)面證明。除卻庾信之外，蕭綱所任用的臨賀王蕭正德、寧國公蕭大臨是宗室，其中蕭大臨更是蕭綱親子。韋黯是軍中宿將。“時宿將已盡，后進少年并出在外，城中唯有侃及柳津、韋黯”。（《南史》卷63《羊侃傳》，第1545頁）雖然史書記載其“懦而無謀”，然此時軍中已近乎無人可用。另一人柳津亦曾擔任太子?xùn)|宮長史。除此之外，城中防御皆倚仗老將羊侃，蕭綱對其的態(tài)度則是“簡文深仗之”。（《南史》卷63《羊侃傳》，第1545-1546頁）故我們暫可認為，侯景作亂之時，蕭綱所任用者大抵有兩類人士，一者是建康城內(nèi)的梁朝宗室，一者是蕭綱當太子時的東宮近臣。庾信便屬于第二種。蕭綱之所以如此安排，除卻防御侯景之外，面對武帝后期宗室諸子爭斗復(fù)雜的形勢，也未嘗沒有防御邵陵王蕭綸等與其敵對宗室之心。

同時我們不難看出，《資治通鑒》對于庾信的記載存在著大量的小說家言式的人物細節(jié)描寫，而這種描寫恰恰能反映出庾信在防御朱雀航時的無能。雖然戰(zhàn)爭的具體過程現(xiàn)在我們不得而知，但金陵防御戰(zhàn)的失敗確是一目了然。根據(jù)前文《考異》所言，司馬光在撰寫這一時期史書時引用了梁朝宗室蕭韶所著之《太清紀》，今已不存。按蕭韶此人親身經(jīng)歷侯景之亂，又受梁武帝所托出城投奔蕭繹，宣讀密詔，使得蕭繹具有亂世中擴大其軍事實力的合法性。《太清紀》的記載應(yīng)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蕭韶此人和庾信的關(guān)系卻十分惡劣。

“韶昔為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為信傳酒。后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jīng)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床，踐蹋肴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慚恥。”（《南史》卷51《蕭韶傳》，第1270頁）

史書中記載韶“接信甚薄”、“有自矜色”而庾信“西上江陵”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侯景之亂中庾信的不光彩表現(xiàn)。至于“韶甚慚恥”，可能是史家珍惜庾信的特別書寫。若司馬光引用《太清紀》，則我們所見有關(guān)庾信食甘蔗的記載恐不足為信。除卻庾信自身軍事才能有限外，我們回顧這場戰(zhàn)役時就會發(fā)現(xiàn)，太子蕭綱的選人亦具有重大問題。

首先則是梁朝宗室蕭正德。其人梁書有傳。初梁武帝無子，養(yǎng)蕭宏三子蕭正德為子。后蕭統(tǒng)出生，蕭正德還本。蕭正德未被冊封為太子，一直懷恨在心，曾一度逃亡之北魏。但梁武帝并未重罪于他，反而對其多有優(yōu)待。然而此人“累試無能，從是黜廢，轉(zhuǎn)增憤恨，乃陰養(yǎng)死士，常思國釁”。（《南史》卷51《蕭韶傳》，第1270頁）在侯景之亂中早與侯景勾結(jié)。“侯景知其有奸心，乃密令誘說，厚相要結(jié)。……遂許之。及景至江，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以濟景。朝廷未知其謀，猶遣正德守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引軍與景俱進”。（《南史》卷51《蕭韶傳》，第1270頁）

又《梁書·侯景傳》載：“既而景至朱雀航，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余人屯航北，見景至航，命徹航，始除一舶，遂棄軍走南塘，游軍復(fù)閉航渡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zhì)，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質(zhì)至領(lǐng)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走，景乘勝至闕下。”（《梁書》卷56《侯景傳》，第842頁）

侯景能夠順利進入金陵，除卻庾信守城不利，蕭正德早與侯景暗通款曲之外，王質(zhì)援軍也未及時到達。王質(zhì)之敗不僅在于建康的防御戰(zhàn)，而早在侯景渡江之時這場戰(zhàn)役的失敗便初露端倪。《梁書·陳昕傳》所載其與王質(zhì)針對侯景渡江的換防一事：“‘采石急須重鎮(zhèn)，王質(zhì)水軍輕弱，恐慮不濟。’乃板昕為云騎將軍，代質(zhì)，未及下渚，景已渡江，仍遣率所領(lǐng)游防城外，不得入守。欲奔京口，乃為景所擒。”陳昕是名將陳慶之的兒子，少為朱異所奇，又曾經(jīng)擔任過邵陵王常侍。而邵陵王則與蕭綱不和，陳昕自然很難受到蕭綱的信任，最后被侯景所擒殺害。

雖說蕭綱的選人存在著重大問題，使得金陵防御戰(zhàn)最終失敗。但庾信作為朱雀航的主要守將，其種種行為都展示庾信兵敗逃走的事實。等侯景攻入都城之后，城中守軍失控，士大夫們的膽怯也超出想象。“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促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復(fù)性既儒雅，未嘗乘騎，見馬嘶陸梁，莫不震懾，乃謂人曰：‘正是虎，何故名為馬乎？’其風俗至此”。（顏之推撰，張靄堂譯注：《顏氏家訓(xùn)譯注·涉務(wù)第十一》，齊魯書社，2009年，第142頁）縱觀梁朝所任建康令，卻無一人名王復(fù)。若除去史書缺載的考慮，“王復(fù)”之名更多則是希望梁朝皇帝復(fù)興的代指。侯景之亂時期的建康令正是庾信。顏之推無論是否曲筆回護，“王復(fù)”是否便是庾信，我們不得而知。但如此記載都能表明當時士大夫的一種畏戰(zhàn)心態(tài)。

《金陵古今圖考》，明陳沂撰，明正德十一年刊本

江陵時期的庾信

侯景攻入金陵城之后，庾信經(jīng)歷了一段困守臺城的時光，之后庾信出奔江陵，投靠蕭繹。《梁書·庾肩吾傳》載：“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幾卒。”（《梁書》卷49《庾肩吾傳》，第692頁）庾信應(yīng)與其父庾肩吾一同奔逃至江陵。而庾氏父子在投奔江陵之后，其政治待遇不僅不低于在蕭綱處，反而有所上升。庾肩吾雖然在到達江陵之后不久便去世，但蕭繹給予了他極高的政治地位，并親筆為庾肩吾書寫墓志，不乏有頗多贊美：“瑚璉之器，無慚垂棘。杞梓之材，有均廊廟。故贈散騎常侍、中書令，蓋旌賢也。”（王連龍編撰：《南北朝墓志集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049頁）

蕭繹本人是著名的文學(xué)皇帝：“既長好學(xué)，博總?cè)簳鹿P成章，出言為論，才辯敏速，冠絕一時。”（《梁書》卷5《元帝紀》，第135頁）其對庾肩吾的評價頗高：“瑚璉之器”、“杞梓之材”。中書監(jiān)、令之官雖然在南梁時期成為清閑無事的榮譽頭銜，但檢索南梁歷代中書令，也多是宗室和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世家大族，足以見得對于庾肩吾的重視。體察其原因大概有二：一者是作為文學(xué)家本身的認同，二者因為庾氏父子聞名于當世，蕭繹為拉攏南梁臣子，給予其極高的政治地位也在情理之中。

庾氏父子到達江陵之時，正是蕭繹實力最強盛的時期。此時的江陵是梁朝的政治中心，同時蕭繹本人亦有奪位之野心，更獲得了梁朝的官方許可。“三年三月，侯景寇沒京師。四月，太子舍人蕭韶至江陵宣密詔，以世祖為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余如故”。（《梁書》卷5《元帝紀》，第113頁）隨著蕭繹承制及正式即位，庾信本人前后的任官經(jīng)歷了兩個階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zhuǎn)右衛(wèi)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周書》卷41《庾信傳》，第734頁）

南朝時期的御史中丞多出自高門，并且有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且從職權(quán)、官品、尊崇程度同魏晉相比多有所提高。至于右衛(wèi)將軍之職，《隋書·百官志》載：“三等上州刺史，左右衛(wèi)將軍，秘書監(jiān)，銀青光祿大夫，散縣侯，開國縣伯，為第三品。”（《隋書》卷27《百官志》，中華書局，1973年，第765頁）此時庾信作為梁朝的高級官員，相較于其后半生在北朝的仕官，此時政治地位之高應(yīng)是毫無疑問的。

西魏滅梁后，庾信出仕西魏：“江陵平，拜使持節(jié)、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阼，封臨清縣子，邑五百戶，除司水下大夫。出為弘農(nóng)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周書》卷41《庾信傳》，第734頁）滕王宇文逌評價為：“降在季世，秩居上品，爵為五等，榮貴兩朝。”但所謂“撫軍將軍”、“車騎大將軍”、“驃騎大將軍”都是戎號，“右金紫光祿大夫”是散官，“大都督”、“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是勛官，都是虛職，政治實權(quán)有限。至于“司水下大夫”、“弘農(nóng)郡守”、“司憲中大夫”也都是一些中級官職。雖然他與北周的四帝、宗室、重臣均有過文學(xué)上的來往，但這并不能給他帶來政治上的幫助。直到周明帝之時，庾信擔任麟趾學(xué)士，依舊是作為北朝的文學(xué)侍從之臣。除卻政治生命基本止步不前之外，庾信在北朝的經(jīng)濟生活在很長一段時間都處于拮據(jù)的狀態(tài)。故而在梁元帝登基之后的承圣年間，庾信不僅是重新恢復(fù)了往日的榮寵，更是其政治生涯的巔峰時期。

梁元帝即位之后，庾信最重要的一個工作就是校書：“或校石渠之文，王司徒表送秘閣舊事八萬卷，乃詔比校，部分為正御、副御、重雜三本。左民尚書周弘正、黃門郞彭僧朗、直省學(xué)士王珪、戴陵校經(jīng)部，左仆射王褒、吏部尚書宗懷正、員外郞顏之推、直學(xué)士劉仁英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紀、中書郞鄧藎、金部郞中徐報校子部，右衛(wèi)將軍庾信、中書郞王固、晉安王文學(xué)宗善業(yè)、直省學(xué)士周確校集部也。”（《北齊書》卷45《顏之推傳》，中華書局，1972年，第622頁）

這是梁末文人的一次重要聚會。對于蕭繹來說，這是在平定侯景之亂后獲得政治合法性的同時，在文化上有所建樹，將文化權(quán)力轉(zhuǎn)變?yōu)檎螜?quán)力。而對于參與校書的人群來說，這是一項莫大的殊榮，得以參與國家性的文化事業(yè)當中。故而庾信能夠參加江陵校書這一重要的文化活動，恰恰是其文學(xué)才能與身份地位尊崇的表現(xiàn)。

結(jié)語

趙翼有云：“六朝忠臣無殉節(jié)者。”史書中對于庾信的評價也經(jīng)歷了一個發(fā)展變化的階段。初唐時期的史書對庾信及其文學(xué)基本沒有正面評價，令狐德棻評價其文為“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夸目侈于紅紫，蕩心逾于鄭、衛(wèi)”。（《周書》卷41《庾信傳》，第744頁）而即便是在一個朝代，評價者身處不同立場對庾信的評價也截然不同，如全祖望，他直接評價庾信為“甚矣，庾信之無恥也！失身宇文，而猶指鶉首賜秦為天醉，信則已先天而醉矣，何以怨天？后世有裂冠毀冕之馀，蒙面而談，不難于斥新朝頌故國以自文者，皆本之天醉之說者也。”（陳志平編著：《庾信詩全集》，崇文書局，2017年，第428頁）全祖望本人是明朝遺老，他的看法自然與當時的歷史背景相合，在彼時那個格外強調(diào)士大夫忠君愛國的環(huán)境之下，評價庾信這樣一個仕宦三朝的臣子亦無可厚非。而同樣是清朝的魏源卻如此評價：“或謂子山終餐周粟，未效秦庭。雖符麥秀之思，究慚采薇之操。然六季云擾，多士烏棲，康樂、休文，遺譏心跡。求其廉頗將楚，思用趙人，樂毅奔鄲，不忘燕國者，又幾人哉？首丘之思，亦可尚已。”（魏源撰：《詩比興箋》，岳麓書社，2004年，第502頁）這種看法已經(jīng)遠離明清易代之際的遺民心態(tài)，極可能給庾信本人一種客觀的評價。

綜上所述，侯景之亂作為南北朝時期的關(guān)鍵歷史事件，對南梁的政治格局與文化生態(tài)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而庾信則因其特殊的仕宦經(jīng)歷成為記載侯景之亂和王朝變遷的重要人物。通過對侯景之亂前后庾信史事的再度考察，不僅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把握這位南北朝重要人物的政治身份與歷史形象，也為理解梁末的政治變遷、文學(xué)發(fā)展提供了更深的思考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