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興安嶺的每一寸土地，都藏著民族交融的故事

大興安嶺位于祖國版圖的“金雞之冠”，橫跨內蒙古自治區東北部和黑龍江省北部，是黑龍江和嫩江這兩大水系的分水嶺，也是我國地勢第二三階梯分界線。它自東北向西南延伸，北寬南窄，呈弧形走向，全長1400多公里，均寬約200公里，總面積約32.72萬平方公里，既有“神州北極”的冷峻，也有“綠色寶庫”的豐饒。

有關大興安嶺的記載，早已見諸史籍。《魏書》稱其為“大鮮卑山”，唐至遼代稱“金山”，元明時期稱“哈喇溫山”，至清代始稱“大興安嶺”。這里氣候涼爽，森林茂密，河流湖泊眾多，土壤濕潤，形成了廣袤的天然牧場和林場，為生活在這里的人們提供了優渥的生存空間。

自古以來，大興安嶺就是北方各民族繁衍生息的重要場域，東胡、匈奴、鮮卑、室韋、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都在這里留下了歷史印記。在漫長的歷史中，游牧文明、漁獵文明與農耕文明在此相互影響，各民族在這里交往交流交融，大興安嶺成為各民族心向中華的歷史見證。

從嘎仙洞到洛陽：北魏的融合之路

大興安嶺的林海河流滋養了眾多族群。從遠古的“扎賚諾爾人”，到后來的東胡、匈奴、鮮卑、室韋、契丹、女真等，這些族群大多以漁獵、采集和游牧為業。隨著活動空間擴大，他們走出森林，走向草原與耕地。

“胡”，是古代中原地區對北方民族的泛稱。東胡之稱，最早見于《山海經》所載“東胡在大澤東”（大澤為今呼倫湖）。《史記·匈奴列傳》記載：“東胡，烏丸之先，后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三國志》記載：“烏丸，鮮卑，即古所謂東胡也。”其中的拓跋鮮卑在大興安嶺生息近百代，于大約公元前1世紀末南遷，最終建立北魏。

《魏書·禮志》記載：“魏先之居幽都也，鑿石為祖宗之廟于烏洛侯國西北。自后南遷，其地隔遠。”北魏時期，烏洛侯國派遣使者前來朝拜進獻，稟報說拓跋鮮卑祖廟依然完好，當地百姓常常前往祈禱求福，北魏派遣中書侍郎李敞前往祭祀。

▲呼倫貝爾歷史博物館藏的嘎仙洞石刻祝文拓片。吳晨雪攝

這段歷史得到了考古的印證。1980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者發現、研究鄂倫春自治旗嘎仙洞內石壁上的文字記載，認為這是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北魏皇帝派中書侍郎李敞來此祭祖時雕刻的祝文，證明嘎仙洞為拓跋鮮卑先祖舊墟石室，大興安嶺北麓就是拓跋鮮卑的發祥地。由此，拓跋鮮卑一路南遷的歷史脈絡得以清晰展現。

“宣皇帝諱推寅立。南遷大澤，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rù）”，這是《魏書·序紀》對拓跋鮮卑南遷之行的記述。意思是說，北魏拓跋推寅繼位后，向南遷徙至大澤，這里方圓一千多里，土地潮濕泥濘。拓跋鮮卑第一次南遷到達呼倫湖，第二次南遷抵達陰山腳下。天興元年（398年），拓跋珪建立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設官制、興農耕，形成了“胡風漢韻”的交融盛景。

▲敕勒川狩獵圖壁畫。　來源：內蒙古博物院

內蒙古和林格爾雞鳴驛墓葬出土了北魏墓葬壁畫《敕勒川狩獵圖》，畫面左側，一名鮮卑獵手引弓滿弦，身姿如松，目光如炬，直視奔獸，盡顯游牧民族驍勇與力量；畫面右側繪有一駕車輿，體現出中原禮制特有的莊重與秩序。左右兩側畫面彼此呼應，自然和諧。

山西大同沙嶺發現的北魏墓葬壁畫，既有身著胡服的鮮卑人宰殺牲畜的場景，也有漢人執犁耕作的畫面，穹廬氈帳與飛檐屋宇錯落有致。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實施一系列漢化改革：改鮮卑姓氏為漢姓、使用漢語、改革服飾、鼓勵胡漢通婚，并將遷居洛陽的鮮卑人籍貫改為洛陽。至此，拓跋鮮卑完成了從森林、草原到中原的跨越。

從遼邊壕到金界壕：長城體系的延伸

位于大興安嶺一帶的遼長城和金長城，是我國長城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實證。

▲呼倫貝爾市陳巴爾虎旗白銀哈達段遼長城邊墻。　來源：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和旅游廳

916年，契丹人耶律阿保機建立遼朝。后來，為防御周邊部族侵擾，在大興安嶺北部構筑了塹壕式長城（邊堡）。考古工作者在內蒙古呼倫貝爾根河—額爾古納河流域發現的遼長城，是我國最北的一段長城，沿根河、額爾古納河延伸至今俄羅斯、蒙古國境內。遼朝曾與五代十國時期的梁、唐、晉、漢、周及北宋、西夏共存，與高麗、北宋、西夏等相鄰，關系時戰時和，邊境線也不斷變化。為了保障邊防安全，遼朝在邊境設置機構加強管理的同時，還在軍事要沖修筑邊墻（長城）。遼長城采取外側挖壕、內側筑墻的方式構筑，沿線分布小型戍堡，邊墻之內還修筑了一系列邊防城。

金滅遼后，在遼塹壕式長城基礎上增補修繕，建成金界壕，又稱“金長城”，這是規模僅次于萬里長城的第二大長城體系。金界壕東起嫩江右岸，西至陰山，在大興安嶺東南坡下沿嶺而臥，綿延萬里。其中，金初界壕（婆盧火界壕，即大興安嶺南麓金界壕）始建于金太宗天會七年（1129年），后在大定五年（1165年）增筑邊堡，明昌年間（1194年—1201年）又修建內側長城，形成比較系統的防御體系。金界壕為外側挖掘塹壕、內側夯土筑墻的壕墻結構，墻體呈高大的土壟狀，而塹壕則成為一條低凹的淺溝，界壕主線墻體上馬面、鋪舍、邊堡齊備，為預警、戍衛、屯兵之所，“掘地為壕，以限戎馬”是其基本功能。

遼金兩代的長城作為聯結游牧、漁獵與農耕文明的紐帶，促進了各民族深度融合。金朝為鞏固邊疆，建立屯田與戍守制度，促進女真、漢、契丹等各民族在日常生產生活中共處。《金史·太祖本紀》載，天輔五年（1121年）“摘取諸路猛安中萬余家，屯田于泰州，婆盧火為都統，賜耕牛五十”，屯田范圍已達嫩江中下游一帶。作為軍事防備一線的大興安嶺一帶，各族邊民聚居于此，互市交易，共生互動。

從“山林漁獵”到“商道貫通”：經濟聯系的密切

大興安嶺豐富的貂皮、鹿茸、人參、東珠等物產，成為密切東北邊疆與中原地區經濟往來的重要資源。自西周時期開始，東胡先民就與中原有了來往，并逐漸建立朝貢關系。《尚書》記載：“武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逸周書·王會篇》有“東胡黃羆（pí），山戎戎菽（shū）”的記載，意思是東胡之地出產黃羆（一種大熊），山戎之地出產戎菽（大豆）。后來，逐步形成了以“貢道”為紐帶、覆蓋大興安嶺一帶的交通網絡。歷史上，東胡、肅慎、穢貊等族群向中原政權進貢皮毛、藥材、海東青等特產，中原政權賞賜綢緞、棉布、鐵器等生產生活用品。互通有無的經濟往來，密切了邊疆地區與中原的關系。

“鷹路”是遼代連接五國部（遼代對剖阿里、盆奴里、奧里米、越里篤、越里吉五個女真部落的統稱）與遼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古巴林左旗）的重要通道。遼朝建立后開辟“鷹路”，途經大興安嶺東麓，輸送海東青、皮毛、藥材等特產。遼朝還在邊境設立榷場，進行互市貿易。《遼史·食貨志》記載：“女直以金、帛、布、蜜、蠟諸藥材及鐵離、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膠魚之皮、牛羊駝馬、毳罽（cuì　jì）等物，來易于遼者，道路襁屬。”位于寧江州（今吉林松原）的榷場，不僅是物資交換點，也是文化交流地。

清朝在大興安嶺建立起完善的驛路交通網絡。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為趕走沙俄侵略者，收復雅克薩城，康熙帝下令開通從墨爾根（今嫩江）至雅克薩前線的驛道。雅克薩之戰勝利的消息就是通過這條驛路傳遞給康熙帝的，因此這條路又被稱為“奏捷之路”。驛道全長700多公里，沿途設25座驛站。每個驛站配15至20名士兵駐守，擔任站丁。《黑龍江外記》記載，“上下站壯丁自為聚落，每站不下百十家，皆有官房待過客，私開旅店間亦有之。”各民族站丁長期生活在一起，他們的家屬也互為鄰里，和睦共處。

雅克薩戰爭結束后，這條驛道一度荒廢。光緒年間，李金鏞被任命為漠河礦務總局督辦，開辦漠河金礦。他從墨爾根出發，率兵重走“奏捷之路”，歷時36天抵達漠河老溝金礦，“奏捷之路”由此成為“黃金之路”，影響深遠。

新中國成立后，大興安嶺的開發建設者們沿著這條“黃金之路”，修通了嫩漠公路（嫩江—漠河）、呼嫩公路（呼瑪—嫩江）、呼漠公路（呼瑪—漠河）等公路以及嫩林線（嫩江—加格達奇）、牙林線（牙克石—滿歸）、伊加線（伊圖里河—加格達奇）、伊阿鐵路（伊敏—阿爾山北）等鐵路線，為大興安嶺開發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傳說同源到節日同慶：文化習俗的共享

各民族在大興安嶺地區長期共處，口頭傳說、節慶習俗等深度互嵌，文化認同與精神共鳴不斷加深。當地流傳的各民族敘事歌謠，既有狩獵游牧的歷史，也有守望相助的故事。比如，達斡爾族民間傳說《青牛白馬傳說》印證了其與契丹的歷史淵源，同時吸收了鄂倫春族狩獵傳說的敘事手法。當地的傳統節慶既保留各民族特色，又彼此借鑒交融。比如，鄂溫克族瑟賓節最初是為了祭祀山神，后來吸納了其他民族射箭、摔跤等競技項目，演變為集美食、歌舞、競技于一體的多民族共慶的節日。鄂倫春族篝火節源于火神崇拜，后來發展成為各族群眾共同參與競技、在篝火晚會上載歌載舞的平臺。

如今，在黨和國家關懷下，大興安嶺建設了各類博物館、民俗館、文化陳列館，一批非遺項目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達斡爾族曲棍球、鄂溫克族與鄂倫春族的傳統射箭等古老技藝，與現代體育項目結合，得到有效傳承，并進行產業化探索，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增添了一抹亮色。

▲位于大興安嶺中段的內蒙古興安盟阿爾山市的白狼峰景區風光（無人機照片）。　新華社記者　貝赫攝

嶺橫千里碧，風傳中華聲。千百年來，各民族在大興安嶺的懷抱中繁衍生息、手足相親，共同書寫了因山而聚、心向中華的歷史篇章，彰顯著中華文明如同巍巍大興安嶺般吸引、凝聚中華各民族的磅礴生命力。這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寶貴資源，是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歷史底氣。

（作者：張福云 吳晨雪 宋陽　單位：中共呼倫貝爾市委黨校）

監制 | 肖靜芳

統籌 | 安寧寧

編輯 | 牛銳　海寧

制作 | 魏妙

來源 | 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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