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陳家的骨頭
故事得從1937年的北平說起。那時候,盧溝橋的炮聲剛響沒幾天,整個華北就亂了套。85歲的陳三立,也就是陳寅恪的父親,是個出了名的硬骨頭。這老頭是清末“維新四公子”之一,平時看著文縐縐的,真到事兒上,比誰都烈。
北平淪陷后,日本人知道陳三立是文化界的泰斗,只要他肯點頭合作,這一方水土的讀書人也就翻不起大浪了。日本人派人上門,提著重禮,客客氣氣地請他“出山指導”。
陳三立坐在太師椅上,聽完翻譯的話,連眼皮都沒抬一下。他轉頭喊傭人:“拿掃帚來!把這幫給我趕出去!”
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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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兒在北平城里傳遍了,日本人臉上掛不住,但也沒敢當場發作。可陳三立這口氣咽不下去。從第二天起,他開始絕食。家里人怎么勸都沒用,端進去的流食,原樣端出來。
陳寅恪的女婿俞大純為了哄老爺子開心,天天編瞎話,說前線打了勝仗,馬廠大捷了。陳三立開始還信,能吃兩口,后來聽出是假的,干脆連水都不喝了。
1937年9月14日,絕食第五天,陳三立餓死了。臨死前,他還在問守在床邊的陳寅恪:“外傳馬廠之捷確否?”
陳寅恪跪在地上,眼淚在眼眶里打轉,但他沒敢說實話。他知道父親一輩子盼著中國硬氣一回,不忍心告訴他北平已經丟了,中國軍隊早就撤了。
辦完喪事,陳寅恪的右眼徹底看不見了。視網膜脫落,醫生說得趕緊做手術,不然左眼也保不住。可手術得在北平做,那是日本人的地盤。
陳寅恪跟夫人唐筼商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他把行李一打包:“不做了。這只眼睛,瞎就瞎吧,絕不在日本人占的地方待。”
1937年11月3日,陳三立死后第49天,陳寅恪帶著老婆和三個女兒,離開了住了多年的北平。這一走,就是一輩子。
2. 流亡路上的教書匠
從北平到天津,再坐船去青島,轉車去長沙。這時候的陳寅恪,右眼瞎了,左眼近視加散光,身體還差,帶著心臟病的老婆和三個小丫頭,在難民堆里擠來擠去。
到了長沙,剛安頓下沒幾天,日本人又打過來了。學校沒法待,只能接著跑,這回是去昆明。
陳寅恪把妻女先安頓在香港,自己一個人去了昆明。這一路坐船坐火車,顛得他瘧疾發作,打擺子打得床都下不來。可就這樣,他還得備課。
西南聯大那時候是什么地方?全中國最硬的骨頭都在那兒。陳寅恪開了“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史”兩門課。教室里擠得連過道都站滿了人。
有個叫劉文典的教授,平時誰都看不上,狂得沒邊,但他公開說:“西南聯大真正的教授只有兩個半,陳寅恪算一個,我算半個。”
這話聽著狂,但沒人反駁。因為陳寅恪的學問是真硬。他在國外留學十幾年,沒拿過一個學位,但懂十幾門語言——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藏文、滿文、蒙文,還有英法德日拉丁希臘語。日本漢學家最厲害的也就懂三四種,跟他一比,那是小巫見大巫。
1939年,牛津大學請他去當漢學教授,這是牛津頭一回把這職位給中國人。陳寅恪準備全家去英國,結果剛到香港,二戰爆發了,德國閃擊波蘭,英國對德宣戰,船停了。
一家子被困在香港。
3. 香港的至暗時刻
1941年12月8日,日本人偷襲珍珠港的第二天,香港也遭了殃。日軍第38師團沖進新界,飛機轟炸啟德機場。
香港總督撐了18天,掛了白旗。
陳寅恪一家這時候被困死在九龍太子道369號。其實國民政府有計劃搶救滯留香港的文化人,蔣介石親自圈了名單,陳寅恪就在上面。
飛機來了,但沒陳寅恪的份。為啥?孔祥熙的二女兒孔令偉,帶著幾條狗和一大堆行李,把機艙塞滿了。郭沫若、茅盾、何香凝這些人,全被堵在機場外頭,眼睜睜看著飛機飛走。
陳寅恪徹底成了孤島上的棄子。
香港淪陷后,日本人搞糧食配給。陳寅恪在港大的工資發不出來,家里米缸見底。三個女兒正長身體,大的12歲,小的才4歲,天天喝紅薯稀粥,餓得面黃肌瘦。
但他心里清楚,日本人遲早找上門。他的名氣在日本學界太大了。京都帝國大學那幫搞東洋史的教授,把他的論文當圣經讀。尤其是那個京都學派的祖師爺內藤湖南,提到陳寅恪都得客客氣氣。
日本人需要他這塊招牌來搞“文化統戰”。
4. 踹門的那一刻
1941年12月底的一天下午,九龍太子道369號那棟破樓的木門,被“咣”的一聲踹開了。
三個端著刺刀的日本兵沖了進來。領頭的是個伍長,后面跟著兩個小兵。他們一進屋就開始翻箱倒柜,書架被推倒,文稿散了一地。
唐筼在廚房煮粥,聽見動靜沖出來,死死抱住小女兒美延,嚇得臉煞白,不敢出聲。
陳寅恪坐在藤椅上,沒動。他瘦得脫了相,穿著打補丁的長衫,右眼全瞎,左眼也就剩一點光感,看人都是模糊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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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聽得見。他聽見日本兵的皮靴聲,聽見書被扔在地上的聲音。
他突然開口了。
不是中文,是日語。一口純正的、帶著京都貴族腔的日語:“出去!這里是私宅!你們的行為有辱斯文!”
這一嗓子,不是求饒,是訓斥。就像大學教授訓斥搗亂的學生一樣,威嚴,甚至帶著點傲慢。
三個日本兵當場就愣住了。他們沒想到這瞎老頭會說日語,更沒想到這日語說得比他們長官還地道。那種京都腔,是日本上流社會和頂級學者用的,這幫大頭兵哪聽過這個?
就在這時候,門口又進來一個軍官,掛著中佐軍銜。
這軍官是聽見屋里沒動靜了,進來查看的。他一進屋,看見被翻得亂七八糟的房間,剛要皺眉,目光落在了陳寅恪身上。
他盯著那張蒼白、消瘦、眼睛渾濁的臉,看了好幾秒。
突然,這軍官的瞳孔猛地縮了一下。
5. 京都的傳說
這軍官是京都帝國大學畢業的,學東洋史的。他在學校圖書館的照片上見過陳寅恪。
在日本漢學界,陳寅恪被稱為“第一學者”。他的導師,也就是內藤湖南那一派的教授,上課講隋唐史,必引用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導師曾說過:“內藤先生都得敬這位中國人三分。”
支那
現在,傳說中的大神就坐在他面前,雖然瞎了眼,穿著破長衫,但那股勁兒,裝不出來。
軍官的反應極其夸張。他“啪”地一聲立正,腳跟靠得山響。
接著扭頭沖那三個兵吼:“全體——立正!收槍!”
三個兵稀里糊涂地把刺刀收了,站得筆直。
軍官又喊:“鞠躬!深鞠躬!”
三個兵彎腰90度。軍官自己也走到陳寅恪面前,雙腳并攏,腰彎得比誰都低,聲音都有點抖:“陳先生,非常抱歉,冒犯了您。我們保證,今后絕不再來。”
陳寅恪沒起身,依舊坐在藤椅上,背挺得筆直。他淡淡地說了一句:“請你們出去。這里是中國人的家。”
軍官連聲答應,彎著腰退到門口,還沖士兵使眼色,讓他們把翻亂的東西盡量擺好。
門關上后,唐筼腿一軟,差點坐地上。她撲到陳寅恪跟前,聲音發抖:“他們走了?真走了?”
陳寅恪點點頭。他的手在袖子里微微發抖,不是怕,是氣的。他慢慢彎下腰,一張一張撿地上的文稿。眼睛不好,得湊得很近才能看見。
唐筼跪在地上幫他撿。兩人都不說話,屋里死一般的寂靜。窗外是香港陰沉的冬天,海風呼呼地往里灌。
6. 四十萬軍票的誘惑
日本人沒死心,或者說,他們更想把這尊大神請出去了。
沒過幾天,又來了一撥人。這次領頭的是個少佐,叫松井,也是京都帝大中文系畢業的,還帶著幾個所謂的“筆部隊”成員,都是搞文化的。
松井少佐進門先深鞠一躬,然后開門見山:請陳寅恪出任“東亞文化協會”會長。
開價多少?軍票二十萬,折合港幣四十萬。
那是1942年的四十萬港幣!普通工人一個月掙幾十塊,大學教授掙兩三百塊。四十萬,夠陳寅恪一家天天吃大魚大肉吃二十年。而且還配洋房、專車,有日本憲兵保護。
唐筼站在旁邊,聽得心跳都快了。家里已經快揭不開鍋了,女兒們餓得直哭。
陳寅恪聽完,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他用日語慢慢說,語速很慢,但每個字都像釘子:“告訴你們司令官。我這輩子,只拿過兩個地方的薪水。一個是清華,一個是中央研究院。都在中國。請回吧。”
松井還想勸,陳寅恪直接打斷:“我眼瞎了,心還沒瞎。”
松井沒辦法,又鞠了一躬,帶人走了。
但這只是開始。后來日本人又來了四五次。
有一次來了個漢奸,叫高廷梓,說讓陳寅恪當“東方文化學院”院長,還是四十萬軍票。陳寅恪不去。
又一次來了個東京帝大的代表,說給他留了教授職位,待遇比日本教授還高,派船接去東京。陳寅恪冷笑:“寧居茅屋,不受偽職。”
最讓陳寅恪難受的是錢稻孫。這人是清華大學的老同事,叔叔是新文化運動的干將錢玄同。結果他投了日,當了偽北大校長。
錢稻孫跑到香港勸陳寅恪:“識時務者為俊杰,中日同文同種……”
陳寅恪一直閉著眼不理他。等錢稻孫說得口干舌燥倒水喝的時候,陳寅恪突然輕聲說:“稻孫兄,你父親錢洵公是外交官,你叔叔玄同公是反袁志士。你今天坐在這兒說這些話,九泉之下,他們不嫌丟人嗎?”
錢稻孫的臉瞬間紅到脖子根,坐了一會兒,灰溜溜地走了。
后來連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都派人來威脅,說再不識抬舉就有性命之憂。
陳寅恪只是一笑:“我父親死前都沒怕過日本人,我怕誰?”
7. 一粒米都不吃
軟的不行,日本人來硬的——或者說是來“軟”的更惡心的。他們開始送東西。
先送了幾袋大米,兩個日本憲兵扛到門口。
陳寅恪聽見動靜,問唐筼是什么。唐筼出去看了一眼,回來說是日本人送米。
陳寅恪沉默了幾秒,說:“抬出去。”
唐筼愣了:“都放門口了……”
陳寅恪閉著眼,語氣堅決:“抬出去。一粒米也不能要。”
唐筼咬著牙去拖米袋,日本憲兵上來攔,要往屋里搬。陳寅恪扶著椅子站起來,摸索著走到門口,用身體擋住門。
他對著憲兵說日語:“我陳寅恪一家,餓死,也不吃你們一粒米。”
憲兵看著這個瞎眼老頭一臉決絕,不敢硬推,最后只能把米扛走了。
第二天又送面,唐筼又往外拖。這次拉扯得更厲害,唐筼心臟病都要犯了。
陳寅恪干脆跟鄰居放話:“日本人再送東西來,我一概不收。要是搬錯了門,你們拿走自己用。”
鄰居們看著這家人,又敬又心疼。
那時候陳家的日子是真苦。香港配給制,買米都要排隊幾小時。陳家沒錢買黑市米,三個女兒一天喝兩頓稀粥,餓得小臉蠟黃,三女兒美延瘦得脫了相。
這時候,胡適從美國托人帶了一筆錢,說是要資助陳寅恪。陳寅恪聽說后,直接拒絕了。他知道胡適也不容易,不想白拿朋友的錢。
胡適聰明,換了個法子,說要買陳寅恪的藏書。陳寅恪有一批極其珍貴的書,是關于佛教和中亞古文字的,很多是孤本,大英博物館都沒有。
胡適派人來談,說把書運到美國保存,既給了錢,又救了書。陳寅恪猶豫了很久,最后只收了2000美元。
那一卡車書,按市價值幾萬美元。他只要了剛好夠買米買藥的錢。
他對唐筼說:“不能多要。胡先生在美國也不容易。”
唐筼拿著那2000美元,哭得說不出話。
8. 死里逃生
到了1942年春天,陳寅恪一家實在撐不下去了。孩子餓得皮包骨,老婆心臟病隨時可能發作,日本人還在天天上門騷擾。
必須走。
可香港被封鎖得像鐵桶一樣,出島得偷渡,船票貴得嚇人。陳寅恪手里沒錢,也沒路子。
他偷偷寫了幾封信,托人帶到重慶。收信人是傅斯年和朱家驊。這兩人是中央研究院的頭,也是陳寅恪的鐵哥們。
信送到后,朱家驊急了,這可是國寶,絕對不能折在香港。他立刻啟動秘密營救計劃,通過地下渠道聯系偷渡的船,又湊了五筆巨款作為差旅費。
1942年5月5日,香港下大雨。
陳寅恪一家五口喬裝打扮。陳寅恪戴著破帽子遮臉,唐筼穿得像個漁婦,三個女兒穿著不合身的舊衣服。
夜里,他們貼著墻根溜出太子道。街上全是日本巡邏兵,稍有動靜就可能被打成篩子。唐筼牽著陳寅恪,三個女兒拽著衣角,大氣不敢出。
到了碼頭,有人接應。他們被領上一艘運糧的破商船,藏在裝滿麻袋的貨艙最角落里。
船開了,在海上顛簸。陳寅恪一直握著唐筼的手,心里默念著后來寫的詩:“死生家國休回首,淚與湘江一樣流。”
船在廣州灣靠岸,又換車換船,折騰了一個多月。
1942年6月18日,終于到了桂林。
中央研究院的丁西林在碼頭接人。看見陳寅恪下船,丁西林愣住了:這人瘦得像鬼,胡子拉碴,眼睛幾乎全瞎,鞋子爛得不成樣。
丁西林扶住他:“先生,辛苦了。”
陳寅恪笑了笑,說了一句讓人心酸的話:“我從香港到桂林,兩個月沒脫過鞋睡覺。”
兩個月不脫鞋,意味著隨時準備跑,隨時準備拼命。
9. 最后的堅守
到了桂林,陳寅恪在廣西大學教書,后來又去了成都燕京大學。
1945年,抗戰勝利前一年,他的左眼也徹底瞎了。從此,他在黑暗中度過了后半生。
抗戰勝利那天,他在成都聽見外面放鞭炮,坐在椅子上默默流淚。唐筼握著他的手,兩人都沒說話。這八年,跑遍了半個中國,父親死了,自己瞎了,這一切終于結束了。
1948年,他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他沒去臺灣,也沒留北平,去了廣州的嶺南大學(后來的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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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中山大學執教20年,眼睛看不見,就用耳朵聽,讓助手查資料,寫出了《柳如是別傳》這種八十萬字的巨著。
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在廣州去世,享年79歲。
11天后,夫人唐筼也跟著走了。
他死的時候,沒什么像樣的追悼會,《南方日報》只發了一條一百多字的簡短消息。
當年那個用日語喝退日本兵的故事,只在香港的一份舊檔案里留下了一行字:1941年12月,日軍某中佐部下曾闖入九龍太子道369號,后深鞠一躬退出。
至于那個日本軍官叫什么,沒人知道。但所有人都記住了那個坐在破藤椅上、瞎了眼卻挺直脊梁的中國人。
他叫陳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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