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1977，我的婚事
一
1977年的冬天來得格外早。
農歷十月剛過，北風就像刀子似的往骨頭縫里鉆。我們村地處魯南平原，一馬平川，連個擋風的山包都沒有，風從北邊刮過來，肆無忌憚地穿過光禿禿的田野，鉆進每一間漏風的土坯房。
我叫趙德厚，那年二十九歲，在我們生產大隊，算是個不折不扣的老光棍。
說“老”其實也不算老，但在農村，男人過了二十五還沒娶上媳婦，基本上就被打上“光棍”的標簽了。別人茶余飯后聊起來，會說“老趙家那個大的，怕是要打一輩子光棍了”，語氣里帶著同情，也帶著一種看熱鬧的慶幸——幸好不是我家的。
我爹走得早，我十五歲那年，他在公社的挖河工地上被塌方的土方埋了，等刨出來的時候，人已經不行了。我娘哭瞎了一只眼，后來又得了癆病，在我二十一歲那年也走了。
家里就剩我一個人，三間土坯房，東一間漏雨，西一間透風，中間那間算是堂屋，供著一張我爹我娘的遺像，還有一張瘸了腿的八仙桌。
不是沒人給我張羅過。東頭的李嬸、西頭的王婆，都給我介紹過幾個姑娘。可人家一聽我家的情況——爹死娘亡，三間破房，一個勞動力，掙的工分剛夠自己糊口——扭頭就走了。
有一個姑娘倒是多待了一會兒，她問我：“你一年能分多少斤糧食？”
我說：“去年分了四百斤。”
她算了算，一天合一斤多點，剛夠一個成年人的口糧，要是再生個孩子，根本不夠吃。
她站起來走了，連口水都沒喝。
我送她到村口，她回頭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至今記得，不是嫌棄，是無能為力。一個姑娘嫁人，不是嫁一個人，是嫁一份日子。我給不了她日子，她不怪我。
從那以后，我再沒相過親。
不是不想，是不敢。我怕再被人拒絕，那種感覺太難受了。別人看你的眼神里，有同情，有憐憫，還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我比你強”。我不需要同情，我只需要一個機會。
可是機會這東西，從不光顧我這種窮得叮當響的人。
二
那年秋天，公社來了一個通知，說縣里的化肥廠要招工，每個大隊推薦一個人。這可是天大的好事，進了化肥廠就是工人，每月拿工資，吃商品糧，鐵飯碗。
全大隊的年輕人都紅了眼，托關系的托關系，送禮的送禮。隊長姓孫，大家都叫他孫隊長，是個四十來歲的漢子，在隊上說話算話。
我也想去，可我既沒關系又沒錢，拿什么跟人爭？
沒想到，孫隊長指名要我去。
消息傳出來，全隊的人都炸了鍋。
“憑啥讓他去？他趙德厚有啥后臺？”
“不就是老實嘛，老實頂個屁用！”
“孫隊長八成是看他可憐。”
孫隊長聽到這些話，把全隊的人召集到打谷場上，當著大家的面說：“我選趙德厚去化肥廠，不是看他可憐，是因為咱們大隊窮，需要的是能吃苦耐勞的人。趙德厚一個人過了這么多年，沒跟隊上要過一分錢救濟，沒跟任何人伸過手，這樣的人放到廠里，不會給咱大隊丟人。”
沒人再說話了。
九月，我去了縣里的化肥廠。說是招工，其實先是當學徒，跟著師傅學維修。每個月工資十八塊錢，廠里管一頓午飯，住集體宿舍。
我高興壞了。十八塊錢，在那個年代不是小數目。我算過，每個月我能攢下十二塊，一年就是一百四十四塊。攢上兩年，我就能把房子修一修，再攢兩年，說不定就能娶上媳婦了。
可是天不遂人愿。
進廠剛兩個月，廠里搞運動，說我們這批招進來的工人成分有問題，要重新審查。我一沒背景二沒關系，成分倒是根正苗紅的貧農，可架不住有人眼紅，說我“走了后門”。
我能走后門？我連后門朝哪兒開都不知道。
折騰了一個多月，結論下來了：趙德厚招工程序合規，可以留廠。可我的崗位被人頂了，從維修調到了搬運組。
搬運組，就是扛化肥袋子。一袋一百斤，一天扛幾百袋，一個月十八塊錢，比原來還少了三塊。
我沒說什么。有活干就不錯了，多少人想干還干不上呢。
就這么干到了冬天。
三
十一月初的一個傍晚，我下了工，正往宿舍走，傳達室的老劉頭喊住我：“小趙！有你一封信！”
信？誰給我寫信？
我拿過來一看，信封上是歪歪扭扭的字，寫著“趙德厚同志收”，右下角寫著我們大隊的名字。是孫隊長的筆跡。
我拆開信，孫隊長那粗獷的字跡躍入眼簾：
“德厚，見字如面。有件事我跟你說說。咱大隊東頭的劉玉芳，男人上個月在礦上出事了，人沒了，撇下她和個一歲的娃娃。她家的情況你也知道，公公婆婆都走了，娘家又遠，一個人帶著個吃奶的娃，日子實在過不下去。我想來想去，你倆都是苦命人，搭伙過日子興許能有個照應。你要是愿意，回來見一面。不愿意也沒事，當我沒說。孫德勝。”
我拿著信，站在傳達室門口，北風呼呼地吹，把我的腦子吹得一片空白。
劉玉芳。這個名字我有印象。
她是前幾年嫁到我們大隊的，娘家是南邊公社的，具體哪個村我不清楚。她男人叫王建民，在礦上挖煤，是個老實人。我見過劉玉芳幾面，高高的個子，梳著兩條辮子，臉圓圓的，眼睛不大，但很有神。她嫁過來的時候，我記得是冬天，穿著一件紅棉襖，站在王家院子里，很多人圍著看。
那時候我還在隊上掙工分，遠遠地看了一眼，心想，這姑娘真好看。也就只是想想，人家是別人的媳婦，跟我有什么關系。
誰能想到，幾年后，王建民死在了礦上。
礦上出事，死了人，賠了多少錢我不知道，但聽說不多。那個年頭，礦上死個人，跟死只雞差不多，給幾個錢就打發了。劉玉芳一個女人家，帶著個一歲的孩子，沒有公婆幫襯，娘家又遠，日子怎么過？
那天晚上，我翻來覆去睡不著。
十八塊錢的工資，一間漏雨的宿舍，一個一無所有的光棍，我拿什么養別人？可我又想起劉玉芳，想起她穿著紅棉襖站在王家院子里的樣子，想起她笑起來的模樣。那樣的女人，不該過苦日子。
可我能給她什么？破房子、爛日子、一個比她大好幾歲的男人？
我問了自己整整一夜，沒問出答案。
四
第二天，我請了假，坐長途汽車回了村。
車站在鎮上，離村里還有五里路。我沿著土路往回走，路兩邊是光禿禿的莊稼地，玉米收了，麥子還沒長出來，黃褐色的土地裸露著，像一塊塊巨大的傷疤。
走到村口的時候，天快黑了。
我沒先回自己家，而是去了孫隊長家。孫隊長正在院子里劈柴，見了我，放下斧頭，拍了拍手上的木屑：“回來了？看了信了？”
“看了。”我說。
“咋想的？”
我沉默了一會兒，說：“隊長，我想見見劉玉芳。”
孫隊長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復雜，有欣慰，也有擔憂。他想說什么，張了張嘴，又咽回去了。最后他說：“走，我領你去。”
劉玉芳住在村東頭王家的老宅子里，三間土房，院墻塌了一半，用玉米秸子擋著。院子很小，堆著一些破破爛爛的東西，灶臺搭在屋檐下，一口鐵鍋倒扣著，旁邊放著半筐紅薯。
孫隊長敲了敲門：“玉芳，在家嗎？”
過了一會兒，門開了。
劉玉芳站在門口，穿著一件灰藍色的棉襖，頭發隨便扎著，臉上沒什么血色，眼睛底下是明顯的青黑。她懷里抱著個孩子，孩子裹在一床小薄被里，正嚶嚶地哭著。
看見我，她愣了一下，然后低下頭去哄孩子。
孫隊長說：“玉芳，這是趙德厚，就是我跟你說過的那個，在化肥廠上班的。”
劉玉芳抬起頭，看了我一眼，輕輕地點了點頭：“進來坐吧。”
堂屋里很暗，一盞煤油燈擱在桌角，火苗被風吹得忽明忽暗。墻角堆著幾袋糧食，一個舊衣柜，一張木板床，床上鋪著褪了色的床單。屋子不大，收拾得倒也整齊。
劉玉芳請我們坐下，把孩子放在床上，轉身去倒水。她走路的時候微微有些跛，我后來才知道，那是在月子里落下的毛病，沒人伺候，自己硬撐著干活，傷了筋骨。
孫隊長開門見山：“玉芳，德厚這人你也知道，老實，能干，現在在縣里化肥廠上班，一個月掙十八塊。你倆的事，我想過了，要是你同意，就辦個手續，搭伙過日子。”
劉玉芳端著水碗的手微微發抖，水差點灑出來。她把碗放在桌上，轉過身去，背對著我們，肩膀輕輕抖著。
我不知道她在哭還是在猶豫，我不敢看她。
過了一會兒，她轉過身來，眼睛紅紅的，看著孫隊長，又看了看我，聲音很輕，像是從嗓子眼里擠出來的：“隊長，我……我帶著個孩子，人家能不嫌棄？”
這句話是說給我聽的。
我說：“不嫌棄。”
三個字，干脆利落。
劉玉芳低下頭，眼淚掉了下來，砸在桌面上，啪嗒啪嗒的。她用手背擦了擦，吸了吸鼻子，說：“好。”
就這么一個字，把我后半生的路定了。
五
婚事辦得很簡單。
那個年代不興大操大辦，也沒條件大操大辦。孫隊長幫我到公社開了介紹信，又幫劉玉芳把王建民的戶口注銷了，把她的戶口遷到了我名下。
十一月十八，孫隊長找人看了日子，說宜嫁娶。
那天下午，我穿上唯一一件沒打補丁的衣裳——那件藍色的卡其布外套，是去年在縣里百貨大樓買的，花了十二塊錢，買回來就沒舍得穿過幾回。兜里揣著三十塊錢，是我在化肥廠攢下來的，全給了劉玉芳。
她接過錢的時候，手指冰涼，低著頭說：“太多了。”
“不多。”我說，“以后每個月工資都給你。”
她抬起頭看了我一眼，嘴唇動了動，沒說出話來。
沒有花轎，沒有鞭炮，沒有酒席。我在孫隊長和幾個本家叔伯的見證下，把劉玉芳從村東頭接到了村西頭我家那三間土坯房里。
路上經過社員家門口，有人探出頭來看，小聲議論。
“趙德厚娶媳婦了？”
“娶的誰？”
“王建民那個寡婦，帶個娃。”
“帶娃的？那不是替別人養兒子？”
“有就不錯了，他那個條件，誰家黃花閨女愿意跟他？”
我聽到了，裝作沒聽到。劉玉芳也聽到了，她低著頭的角度更低了，步子更快了，像是想快點走完這段路，快點躲進那三間破房里。
到了家，我把準備好的紅紙貼在門框上，又在堂屋里點了一對蠟燭。蠟燭是孫隊長媳婦給我的，她說“結婚要點紅燭，喜慶”。我沒什么喜慶的感覺，只覺得自己像是在完成一件任務，一件必須完成的任務。
我沒請人吃飯，就孫隊長和幾個親戚，喝了碗紅薯稀飯，嗑了把瓜子，坐了坐就走了。
人一走，屋子就空了。
我和劉玉芳面對面坐在堂屋里，蠟燭的火苗一跳一跳的，照著她的臉。她低著頭，手指絞著衣角，不說話。我也不知道說什么。兩個人之間隔著一張八仙桌，桌上是吃剩下的紅薯稀飯碗。
我想說點什么，可嘴笨，想了半天，憋出一句：“你餓不餓？我再給你盛碗稀飯？”
她搖了搖頭，輕輕說：“不餓。”
又是沉默。
煤油燈和蠟燭的光把屋子照得昏黃，外面的風聲很大，吹得窗戶紙呼嗒呼嗒響。我忽然覺得自己很可笑，一個二十九歲的男人，娶了媳婦，居然不知道說什么。
就在這時候，床上的孩子醒了，哇哇地哭起來。
劉玉芳站起來，快步走到床邊，把孩子抱起來，輕聲哄著：“哦，哦，乖，不哭，不哭。”
孩子還在哭，聲音很大，在這間安靜的屋子里格外刺耳。
劉玉芳抱著孩子坐回桌邊，解開棉襖的扣子，露出白花花的胸脯，給孩子喂奶。她的動作很熟練，也很自然，沒有絲毫的扭捏。
孩子叼住奶頭，不哭了，吧嗒吧嗒地吃起來。
劉玉芳低著頭，看著懷里的孩子，臉上有一種說不上來的溫柔。她輕輕拍著孩子的后背，嘴里哼著什么調子，我聽不清，只覺得那聲音很低很柔，像是冬天的風在屋檐下打著旋，又像是春天的小河在冰層下流淌。
孩子吃飽了，打了個奶嗝，又沉沉地睡過去了。
劉玉芳把衣服扣好，把孩子輕輕放回床上，蓋好被子。然后她轉過身來，看著我，嘴角微微彎了一下，那算是一個笑，但笑里全是苦澀。
她對我說了新婚之夜的第一句話：“見笑了。”
六
見笑了。
就兩個字，可我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她在說：我一個帶著孩子的寡婦，嫁給你一個光棍，大好的新婚之夜，還得給你看喂孩子，真不像話。
她在說：我這身子已經不值錢了，什么都豁得出去，你別嫌棄。
她在說：對不起，我不是個清白的大姑娘了。
我的心像被人攥住了一樣，揪著疼。
我站起來，走到她面前，想抱抱她，可手伸出去又縮回來了。我這個人，一輩子都不會表達感情，心里有話說不出來，有勁兒使不上。
最后我只是說了一句：“說啥見笑。喂孩子是天經地義的事。這孩子以后就是我的孩子。”
劉玉芳抬起頭看著我，眼睛里全是淚水。
她張了張嘴，想說什么，可什么都說不出來，眼淚就那樣掉下來了，一顆一顆，無聲無息地砸在她膝蓋上，砸在那條褪了色的藍布褲子上。
我蹲下來，不怎么會哄人，就伸手給她擦了擦眼淚。她的手冰涼，臉上的皮膚粗糙，能摸到凍瘡留下的疤痕。
她把臉埋在我手心里，哭得渾身發抖，卻一點聲音都沒有。我知道她是不想吵醒孩子。
我們就這樣待了很久，蠟燭燒完了，煤油燈也快沒油了，火苗越來越小，屋子越來越暗。她的哭聲漸漸小了，最后只剩下偶爾的抽噎。
我扶著她在床邊坐下，說：“你睡床上，我睡地下。”
她抬起頭看我：“地上涼。”
“沒事，我皮糙肉厚，不怕涼。”
我去里屋拿了一床舊被子，鋪在地上，又找了幾件舊衣裳疊起來當枕頭。劉玉芳坐在床沿上看著我忙活，嘴唇動了動，還是沒說出話來。
我躺在地上，被子很薄，地面冰涼冰涼的，硌得我脊背疼。可我心里很暖，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暖。
隔壁床上傳來劉玉芳翻身的聲音，孩子均勻的呼吸聲，還有窗外北風的呼嘯聲。
我想，這就是家的聲音吧。
七
第二天一早，我被孩子的哭聲吵醒了。
劉玉芳已經起來了，正在給孩子喂奶。見我睜眼，她不好意思地把身子側了側，然后說：“你多睡會兒，我去做飯。”
“我來做。”我一骨碌爬起來，穿上衣服。
“你一個大男人，做啥飯？”她抱著孩子，不方便動彈。
“我在廠里都是自己做飯，做習慣了。”我說，“你坐著，別動。”
我去了院子里，灶臺搭在屋檐下，昨天剩的碗還沒洗，鐵鍋里還有半鍋刷鍋水。我舀了水，刷了鍋，又從缸里舀了清水，點上柴火，開始燒水。
紅薯還有半筐，我洗了幾個，切成塊，丟進鍋里煮。又找了些玉米面，攪了半碗糊糊，等紅薯煮得差不多了，倒進去攪勻了，煮了一鍋紅薯糊涂。
劉玉芳抱著孩子站在門口看我做這些，眼神里有一種說不清的東西。后來她才告訴我，那天早上她心里想的是：這個人，雖然窮，雖然不會說好聽的，可他會過日子，是個能托付的人。
我把糊涂盛了兩碗，一碗端給她，一碗自己喝。她一只手抱著孩子，一只手端著碗，喝得小心翼翼的，怕燙著孩子。
孩子又哭了，她放下碗，又給孩子喂奶。奶不夠吃，孩子吸了幾口，沒吸出來，哭得更厲害了。
劉玉芳急得滿頭汗，使勁按著胸脯，想把奶水擠出來。
我端著碗，看著她著急的樣子，心里像塞了團棉花，堵得慌。
“沒奶了？”我問。
她搖了搖頭，眼圈紅了。
一歲的孩子，正是能吃的時候，光靠奶水是不夠的。可這年月，連大人的口糧都緊巴巴的，哪有余糧給孩子添輔食？
我說：“我待會兒去鎮上供銷社看看，有沒有奶粉。”
劉玉芳抬起頭，眼里閃著淚光：“奶粉貴得很……”
“沒事，我有錢。”
其實我沒錢。上個月工資還沒發，兜里剩下的幾塊錢，還是孫隊長隨的份子錢。
可我不能說沒錢。我要是說沒錢，她只會更著急。
那天上午，我騎車去了鎮上供銷社。奶粉確實貴，一袋要三塊八。我猶豫了半天，最終還是買了。還給劉玉芳買了包紅糖，女人坐月子虧了身體，得補補。
到家的時候，劉玉芳正抱著孩子在院子里曬太陽。孩子穿著一件改過的舊棉襖，袖口長出一截，劉玉芳給他挽了兩道，露出一雙小手，凍得通紅。
“買了奶粉？”她看見我手里的袋子，眼睛亮了。
“買了。”我把奶粉遞給她，“還有紅糖，你泡水喝。”
她接過奶粉袋，翻來覆去地看了好幾遍，然后抬起頭看著我，眼淚又掉下來了。
我這輩子，最怕女人哭。女人一哭，我就不知道該怎么辦。
“你別哭了，”我蹲下來，笨拙地說，“奶粉買回來就是給孩子吃的，你哭啥？”
她吸了吸鼻子，說：“我不是哭，我是……我是高興。”
孩子在她懷里咿咿呀呀地叫著，伸著手去夠那個奶粉袋子。劉玉芳破涕為笑，低下頭親了親孩子的臉蛋：“小寶，爸爸給你買奶粉了，你有奶粉吃了。”
爸爸。
她說的“爸爸”，是指我。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紅了。
我轉過臉去，假裝看院子里的老槐樹。那是棵老樹了，打我爺爺那輩就在那兒，樹皮皴裂，枝丫光禿禿的，在冬天里沉默地站著。
可我覺得那樹今天格外好看。
八
日子就這么不緊不慢地過起來了。
每天早上，天不亮我就起來，把灶火點上，燒上水，煮上粥。劉玉芳帶孩子睡不好，早上多讓她睡會兒。粥好了，我盛一碗放在鍋里熱著，自己胡亂喝一碗，然后騎車去鎮上坐長途車，趕到縣里上班。
化肥廠的活不輕松，搬運組一天下來，渾身都疼。尤其是肩膀，被化肥袋子磨得破了皮，結了痂，又被磨破，反反復復，最后長了厚厚的繭子。
工友們知道我剛結婚，打趣我：“德厚，娶了媳婦，干活更有勁兒了吧？”
我笑笑，不接話。
他們不知道，我心里有根弦一直繃著。我每天睜開眼睛第一件事，就是算今天要花多少錢，明天還有多少錢進賬。十八塊錢的工資，要養三個人，還要攢錢修房子，每一分錢都得掰成兩半花。
劉玉芳也是個會過日子的人。那袋奶粉，她舍不得給孩子多吃，每天只沖兩次，其余時間喂米湯。我看見了，說她：“奶粉買來就是吃的，你別省。”
她說：“米湯也有營養，我們小時候不都是吃米湯長大的？”
我說不過她。
孩子叫小寶，大名叫王建國，是他親爸王建民在世時取的。劉玉芳問過我要不要改名，我想了想說：“不用改。他爸給取的名，改了他爸在那邊會不高興的。”
劉玉芳聽我這么說，愣了好一會兒，然后背過身去，假裝給孩子喂水，肩膀卻一抖一抖的。
我知道她又哭了。
日子雖然緊巴，但好歹能過下去。最難的是冬天，房子漏風，孩子總生病。臘月里小寶發了場高燒，燒到四十度，劉玉芳急得一夜沒睡，抱著孩子眼淚一顆一顆地掉。
我冒著大雪，深一腳淺一腳地走了八里路，去公社衛生院請大夫。大夫來了，給孩子打了針，燒才慢慢退了。
大夫走的時候說：“這孩子體質弱，得加強營養。”
加強營養？拿什么加強？一個月就那幾斤細糧，白面饅頭留著給孩子做輔食，我和劉玉芳吃的都是紅薯、玉米面，有時候連這些都不夠，得摻點野菜。
可日子是人過的，不是錢堆的。再苦再難，只要能吃上一口熱乎飯，能聽見孩子笑一聲，就覺得這日子還有奔頭。
小寶很黏我。
他剛來我家的時候才一歲多點，還不會走路，只會在地上爬。我每天下班回來，他聽見門響，就趴在門檻上朝外看，看見是我，就“啊啊”地叫著，伸著兩只手要我抱。
我抱起他，他就用小手抓我的臉，揪我的耳朵，咯咯地笑。
劉玉芳在旁邊看著，嘴角含著笑說：“這孩子，跟他親爸都沒這么親。”
我說：“那是他沒見過他親爸，誰對他好，他就跟誰親。”
我說這話的時候，心里并不覺得酸。王建民是孩子的親爸，這是改不了的事實，我沒必要跟一個死人爭什么。我對孩子好，是因為我想對他好，不是為了讓他忘了他親爸。
劉玉芳后來常說，我這人最大的優點就是心眼實，不酸不妒，坦坦蕩蕩。
我哪是心眼實，我是想得明白。人這一輩子，能抓住的東西就那幾樣。抓住了，就好好待它，別老想著跟別人比。
九
1978年春天，發生了一件事，差點把這個家打散了。
事情要從化肥廠說起。
那年在廠里，我認識了個人，叫李國良，是廠里的技術員，大學生，人看著斯斯文文的，說話也客氣。他在化驗室工作，我扛化肥袋子偶爾從化驗室門口過，他能跟我打個招呼。
我以為是個好人。
那年三月，廠里說要搞技術革新，需要從各車間抽人。李國良找到我，說：“德厚，你干活實在，我想推薦你來我們化驗室幫忙。”
我說：“我又沒文化，能幫啥忙？”
他說：“不需要文化，你就幫我搬搬東西，打掃打掃衛生。”
我想著化驗室活兒輕，工資還多兩塊錢，就答應了。
去了化驗室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李國良讓我幫他弄虛作假，在化肥的質量報告上做手腳。
我雖然沒文化，可我不傻。化肥質量不過關，賣給農民，人家莊稼就廢了。那是造孽的事，我不能干。
我跟李國良說：“這個活兒我干不了。”
李國良的臉當時就拉下來了：“趙德厚，你別不識好歹。你以為我稀罕你來？我這是看得起你。”
“看得起看不起，這活兒我都不能干。”
“那你就給我滾回搬運組去！”
我滾了。
可我沒想到，這事兒沒完。
李國良在廠里有關系，他找了個由頭，說趙德厚“不服從工作安排”，要處分我。廠里開了個會，決定給我“記大過”處分，扣發三個月獎金，調回搬運組。
三個月獎金，十五塊錢。
十五塊錢，夠給小寶買五袋奶粉，夠給劉玉芳扯一身新衣裳。
我心疼那十五塊錢，可我更心疼的是，我明明沒做錯什么，憑什么處分我？
我想過去找廠長申訴，可我知道，找了也沒用。廠長跟李國良是什么關系？拐著彎的親戚。我一個扛化肥袋子的，沒人替我說話。
就這樣，我灰溜溜地回到了搬運組，背上的處分就像一塊石頭，壓得我喘不過氣。
十
劉玉芳知道了這事，沉默了好幾天。
我以為她會埋怨我，說我不該犟，說不該得罪人，說家里日子本來就緊巴巴，這樣一來更難了。
可她什么都沒說。
她只是每天早上給我煮粥的時候，多加一把米，粥稠了些。晚上我回來，她燒一盆熱水讓我泡腳，說“扛了一天袋子，腳底板受罪”。
她不埋怨，我心里反而更難受。
有天晚上，孩子睡了，她坐在煤油燈下納鞋底，我坐在旁邊抽煙——那時候我學會了抽煙，最便宜的煙，一毛錢一包。
她忽然停下手中的活，看著我說：“德厚，你是不是怪我沒本事？”
我一愣：“說啥呢？”
“我要是有本事，能掙錢，你就不用去得罪那個技術員，就不用背這個處分。”
我掐滅了煙，說：“你這話說得不對。我不干那昧良心的事，跟你有沒有本事沒關系。我趙德厚雖然窮，可我不能害人。化肥質量不行，人家農民買了去，莊稼廢了，那是多大的罪過？”
劉玉芳低下頭，針線在手里頓了好一會兒，才輕聲說：“我嫁給你，就是看中你這一點。你這個人，心正。”
她說著話的時候，眼淚在眼眶里打轉，可沒掉下來。
我看著她在燈下納鞋底的樣子，心里忽然涌起一股熱流。
我這個人，這輩子沒什么出息，沒什么本事，可我有兩樣東西是別人拿不走的——我的良心，還有這個家。
良心讓我不做虧心事，家讓我有奔頭。
值了。
十一
處分的事情過去沒多久，另一件更大的事來了。
那年夏天，公社來人通知，說縣里要搞“農業學大寨”運動，每個大隊要派一個“先進典型”去參觀學習。孫隊長推薦了我，說我“不怕苦不怕累，一心撲在生產上”。
我哭笑不得。我一個在化肥廠扛袋子的，跟農業有啥關系？
不過去就去吧，反正不用干活，還管飯。
參觀團去了大寨，看了他們修梯田、造良田的成果，確實震撼。可我心里惦記著家里的劉玉芳和小寶，一天都待不住。
參觀回來，我路過縣城，想著給劉玉芳扯塊布做件新衣裳。她嫁過來大半年了，穿的還是從王家帶來的那幾件舊衣裳，洗得發白，袖口磨出了毛邊。
我在百貨大樓轉了半天，最后買了一塊藏藍色的布料，花了四塊八。又給孩子買了雙小布鞋，一塊二。
到家的時候天快黑了，遠遠就看見劉玉芳抱著孩子在門口張望。
見我回來，她迎上來，把孩子遞給我：“你總算回來了，小寶一天沒見你，哭了好幾回。”
我接過孩子，小寶摟著我的脖子，用小臉蹭我的胡茬，咯咯地笑。
我把布和鞋遞給她：“給你和孩子的。”
她接過布，翻來覆去地看了好一會兒，眼圈紅了：“你花這錢干啥？我的衣裳還能穿。”
“你那衣裳補丁摞補丁了，還穿啥。”
她沒再說什么，把布料抱在懷里，像抱著什么寶貝似的。
那天晚上，她破天荒地多炒了一個菜——雞蛋炒韭菜。雞蛋是從隔壁李嬸家換的，三個雞蛋換了人家一把韭菜。我知道，那三個雞蛋是她攢了好些天的，本要去換鹽的。
我們坐在院子里吃晚飯，天上一彎新月，幾只蝙蝠在頭頂飛來飛去。蚊子多，劉玉芳一邊吃一邊給孩子扇扇子，趕蚊子。
我喝了口紅薯稀飯，忽然說：“玉芳，我想好了，不去化肥廠了。”
她手里的扇子停了：“為啥？”
“一個月十八塊錢，養活不了你們娘倆。我想回來種地，再尋思尋思干點別的。”
“種地掙工分，一天才幾個錢？還不如在廠里。”
“工分是少，可我能種點經濟作物，種菜賣菜。咱這塊地土質好，適合種菜。再說了，我回來就能天天在家，也能幫你帶孩子。”
劉玉芳沉默了一會兒，說：“你要是想好了，我沒意見。就是……”
“就是啥？”
“就是可惜了那個工作。多少人想進廠進不去，你倒好，說不干就不干了。”
“鐵飯碗是鐵飯碗，可碗里沒東西，端著也沒用。”我說，“我這人沒啥出息，可我想讓你跟孩子過上好日子。”
劉玉芳低下頭，手里的扇子又慢慢搖起來，給孩子趕著蚊子。
她什么都沒說，可我知道，她同意了。
十二
七月底，我從化肥廠辭了職，回了村。
孫隊長知道后，把我叫到家里，數落了我一頓：“德厚，你是不是腦子進水了？化肥廠的工作是鐵飯碗，你說扔就扔？多少人求都求不來！”
“隊長，我知道你是為我好。”我說，“可那十八塊錢，真的不夠花。玉芳身體不好，孩子小，都需要錢。我回來種菜，一年下來說不定比廠里掙得多。”
“種菜？”孫隊長皺著眉頭，“隊里分給你的地就那幾畝，你種啥菜？賣給誰？”
“我想好了，種韭菜、種黃瓜、種西紅柿。鎮上逢集，我去賣。咱這地方離鎮近，有銷路。”
孫隊長看了我半天，嘆了口氣：“德厚，別看你是老實人，主意倒挺正。行吧，你自己看著辦。混不下去了別找我哭。”
我笑了：“隊長，你放心，我趙德厚不會哭。”
其實我說這話的時候，心里也沒底。種菜賣菜，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我沒本錢，沒經驗，全靠自己摸索。
可我不怕。我是農民的兒子，種地是我的本分。在廠里扛化肥袋子，我也沒多少技術含量，還不如回來種地自在。
劉玉芳幫我整地、育苗、澆水、施肥。她身體不好，可干活從來不偷懶。有時候我看她彎腰在地里拔草，腰疼得直不起來，心里就跟針扎似的。
我說：“你歇著，我一個人行。”
她直起腰，擦了擦汗，笑笑說：“兩個人干得快，干完了好早點回去，小寶還在家呢。”
小寶被托給隔壁李嬸看著，李嬸人好，不要錢，還說“你倆好好干活，孩子我看著就行”。
我對李嬸說：“嬸子，你這份情，我記著。”
李嬸笑了：“記著干啥？鄉里鄉親的，應該的。”
十三
那年的秋天，是個多事之秋。
我的菜地剛有點起色，韭菜割了兩茬，黃瓜也結了，西紅柿剛開花。可老天爺不賞臉，八月底連下了七天雨，菜地全泡了湯。
韭菜爛了根，黃瓜秧子倒了，西紅柿的果裂了一地。
我站在地頭，看著一片狼藉的菜地，整個人像被抽空了一樣。
劉玉芳撐著傘站在我身邊，傘歪著，全罩在我頭上，她自己淋在雨里。
“德厚，”她說，“沒事，從頭再來。”
我轉過頭看她，雨水順著她的臉頰往下流，分不清是雨水還是淚水。她懷里抱著小寶，小寶裹著塑料布，在雨里睜著大眼睛看我，不哭也不鬧。
那一刻，我心里只有一個念頭：我不能倒下。我倒下了，這個家就散了。
我抹了把臉上的雨水，說：“對，從頭再來。”
雨停了以后，我重新翻了地，補種了蘿卜和白菜。蘿卜白菜長得快，兩個月就能收。我又在房前屋后種了些菠菜和香菜，零零碎碎的，能賣一點是一點。
日子雖然緊，但老天爺也沒把我們逼到絕路上。
十月，蘿卜和白菜收了，我用板車拉著去鎮上賣。蘿卜五分錢一斤，白菜三分錢一斤，一天下來能賣個兩三塊錢。
雖然不多，可比在廠里掙得多。更重要的是，這不是死工資，是有奔頭的。
我每天天不亮就起來，裝好菜，拉著板車走八里路到鎮上。冬天冷，手凍得裂了口子，握車把的時候鉆心地疼。我把破布纏在手上，咬著牙往前走。
劉玉芳心疼我，說要跟我一起去。我說不行，孩子離不開你，你就在家好好帶孩子。
她就每天早上給我灌一壺熱水，用舊棉襖裹著塞在車把上，讓我路上喝。
那個冬天，我喝了很多熱水，每一口都是甜的。
十四
日子最難的，是那年臘月。
眼看著要過年了，可家里連買肉的錢都沒有。隔壁李嬸家殺了年豬，在院子里灌血腸、燉肉，香味飄過來，我聞著都覺得餓。
小寶一歲半了，正是對什么都好奇的時候。他站在院門口，伸著脖子往李嬸家看，嘴里“啊啊”地叫著，想過去看看。
劉玉芳把他抱回來，哄他說：“小寶乖，咱們家也有肉，明天爸爸給你買。”
可我知道，明天我也買不起。
那天夜里，我睡不著，翻來覆去地折騰。劉玉芳在床那頭輕聲問：“咋了？睡不著？”
我說：“嗯。”
沉默了一會兒，她又說：“是不是想肉的事？”
我沒吭聲。
“德厚，”她說，“你別多想。沒有肉，咱就吃素的。粗茶淡飯，能吃飽就行。”
“可是小寶……”
“小寶吃雞蛋就行了。明天我去李嬸家買幾個雞蛋，給他蒸蛋羹。”
她說著，伸出手來，在被窩里摸到我的手，緊緊地握住了。
她的手粗糙，全是干活的繭子，可很暖。
我反握住她的手，說：“玉芳，明年，明年我一定讓你和孩子過個好年。”
“嗯。”她輕輕應了一聲，聲音里有笑意。
那個除夕，我們燉了一鍋白菜豆腐粉條，蒸了一鍋雜面饅頭，炒了一盤雞蛋。小寶抓著一個饅頭啃得滿臉都是，笑得嘎嘎的。
劉玉芳看著孩子笑，自己也笑了。
我看著她笑，心里又酸又甜。
酸的是，這么好的女人，跟著我過這種苦日子。
甜的是，這么好的女人，愿意跟著我過這種苦日子。
十五
1979年，形勢變了。
上面下了文件，說農村可以搞“包產到戶”了。我們大隊也分了地，每家每戶按人頭分了責任田。
我家分到了五畝地，加上原來開荒的邊角地，總共七八畝。我全種上了菜——黃瓜、西紅柿、豆角、茄子、辣椒，什么好賣種什么。
開春的時候，我跟孫隊長商量，想在村口公路邊搭個棚子賣菜，不用每次趕集跑那么遠。孫隊長同意了，還幫我跟公社打了招呼。
我砍了些竹子，在公路邊搭了個簡易的棚子，里面放了幾張木板當貨架，每天早上劉玉芳在地里摘菜，我用板車拉到棚子里賣。
生意比趕集好多了。過路的司機、附近村里的人、鎮上上班的工人，都來買。我種的菜新鮮，秤頭足，不坑人，回頭客越來越多。
有時候劉玉芳抱著小寶來棚子里陪我，小寶會走路了，跌跌撞撞地在棚子里跑來跑去，拿著個西紅柿啃得滿臉汁水。
路過的人看見，笑呵呵地說：“老趙，你這兒子真俊。”
我就笑，不說話。
劉玉芳會接一句：“不是我兒子，是他兒子。”
那人就愣了。
我說：“是我兒子，就是我兒子。”
劉玉芳低下頭，嘴角彎著，笑得很好看。
日子一天天好起來了。
夏天的時候，我攢了些錢，把房子修了修。屋頂換了新瓦，墻糊了石灰，窗戶換了玻璃。房子不大，可亮堂多了，下雨天也不漏了。
劉玉芳站在院子里看修好的房子，眼里全是光。
她說：“德厚，咱這也算是安了家了。”
“嗯，安了。”
“以后的日子，有盼頭了。”
“有盼頭。”
我站在那里，看著房子，看著院子里的老槐樹，看著蹲在樹下玩泥巴的小寶，忽然覺得，這三間土坯房，雖然還是破，可它是個家了。
真正的家。
十六
可日子好了，事也來了。
那年秋天，劉玉芳的娘家人來了。
她娘家人我幾乎沒見過。她娘家在南邊公社的劉家溝，離我們這兒三十多里路。她嫁過來的時候，娘家來了幾個人，后來王建民死了，娘家也沒人來接她回去。我娶她的時候，她娘家也沒來人，連個信兒都沒有。
我以為她娘家沒人了。
那天下午，一輛拖拉機停在院門口，下來三個人——一個老頭，一個老太太，還有個三十來歲的男人。
老頭是劉玉芳的爹，老太太是她娘，男人是她哥，劉玉河。
劉玉芳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看見他們，愣了半晌，才叫了聲：“爹，娘。”
她娘走上前來，拉著她的手，上上下下看了好幾遍，眼淚汪汪地說：“閨女，你咋瘦成這樣？”
劉玉芳把手抽回來，淡淡道：“日子不就是這樣過的。”
她爹站在門口，往院子里張望了一圈，目光在修過的房子上停了停，最后落在我身上。
“你就是趙德厚？”他問。
“是，叔。”
“你跟我閨女的事，我們當老人的，剛開始不知道。”他清了清嗓子，“現在知道了，過來看看。”
屋里坐了沒一會兒，她爹就開門見山了。
“德厚，我聽說你現在賣菜，一個月能掙不少？”
“還行，夠吃夠喝。”
“聽說你還修了房子？”
“嗯，修了。”
她爹點點頭，像是很滿意。然后話鋒一轉：“德厚，我跟你商量個事。你大舅哥，玉河，在家種地沒啥出息，想在你這兒干點啥。你們賣菜不是缺人手嗎？讓他跟著你干，掙的錢對半分。”
我還沒說話，劉玉芳就站起來了：“爹，你說啥呢？德厚這點買賣，剛起步，自己還忙得過來，不需要人。”
她爹臉色一沉：“你個嫁出去的閨女，少插嘴。”
劉玉芳的嘴唇哆嗦了一下，想說什么，看了我一眼，忍住了。
我看著劉玉河，他坐在椅子上，嗑著我家的瓜子，翹著二郎腿，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
我說：“叔，不是我不幫忙。我這買賣真不大，一天也掙不了幾個錢，養自己一家三口都緊巴巴的，添不起人。”
“添不起？”她爹的聲音高了，“你娶了我閨女，連她娘家人都養不起？你把我閨女當什么了？”
我深吸了一口氣，說：“叔，你閨女是我媳婦，我養她是天經地義。可她哥不是。”
劉玉河把瓜子皮一吐，站起來：“趙德厚，你說這話啥意思？你不認我這個大舅哥？”
“認。但認不認是一回事，養不養是另一回事。”
劉玉河的臉漲得通紅，想動手，被老太太拉住了。
劉玉芳站在我身邊，身體微微發抖，可她沒退，也沒說話。她只是站在我身邊，像一個樁子一樣，釘在那里。
她娘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我，忽然嘆了口氣：“德厚，算了算了，當老的說錯話了。你們好好過日子，我們不添亂。”
她拉著老頭走了。劉玉河瞪了我一眼，也跟著走了。拖拉機突突突地開走了，留下一股黑煙。
劉玉芳站在院門口，看著拖拉機遠去的方向，眼淚終于掉了下來。
我走過去，把門關上，把她攬進懷里。她沒有掙扎，也沒有哭出聲，只是把臉埋在我肩膀上，肩膀一抖一抖的。
她說：“德厚，對不起，我娘家……”
“別說了，”我拍了拍她的背，“你娘家是你娘家，你是你。我娶的是你，不是你娘家。”
她哭了好一會兒才停下來。
那天晚上，她做了頓好的，炒了個雞蛋，切了盤咸菜，蒸了窩頭。小寶坐在桌邊，用小手掰窩頭吃，吃得嘴角全是渣。
劉玉芳忽然說：“德厚，你知道我為啥嫁給你嗎？”
“因為我窮？”我開玩笑。
她沒笑，認真地看著我說：“因為你正。你這個人，從頭到腳，從里到外，都是正的。跟你過日子，我心里踏實。”
我愣在那里，手里的窩頭差點掉了。
這是我活了三十二年，聽到的對我最好的評價。
十七
日子就這么過著，一年又一年。
小寶三歲了，能跑能跳，嘴也巧，見人就叫“叔叔”“阿姨”，全村人都喜歡他。
我叫他“小寶”，村里人也叫他“小寶”。沒有人叫他“王建國”，可也沒有人說他不是趙德厚的兒子。
他是我的兒子。雖然他姓王，可他是我的兒子。
有時候劉玉芳會試探著問我：“要不給小寶改姓趙？”
我想了想，說：“不改。他親爸姓王，就讓他姓王。改了對不住他親爸。”
“你不怕別人說閑話？”
“說啥閑話？小寶是我的兒子，這是誰也改不了的事實。姓啥都是。”
劉玉芳聽了這話，笑了，笑得眼淚都出來了。
小寶四歲那年，鎮上成立了一個蔬菜專業合作社，動員菜農入股。我算了一下，入股要交兩百塊錢，我拿不出來。
可我又不想錯過這個機會。入了股，合作社統一收購、統一銷售，價格比我自己零賣要高。
劉玉芳知道我的心思，說：“要不，我去找我娘家借？”
“借？你爹那個樣子，能借給咱？”
“找我娘。”
她回了一趟娘家，回來的時候，從兜里掏出一沓錢，五塊、十塊、一塊的，零零碎碎，總共一百八十塊。
“我娘攢的私房錢。”她說，“湊合湊合，不夠的我再想辦法。”
我把家里的錢攏了攏，加上這一百八十塊，湊夠了二百。入了股。
那年合作社的蔬菜賣得很好，年底分紅分了六十多塊。
我把分紅拿回家，擺在桌上，一張一張鋪開，讓劉玉芳看。
她看著那些花花綠綠的票子，笑了一下，沒說話。
“咋了？”我問。
“沒啥。”她說，“我就是想起那年冬天，你在化肥廠扛袋子，一個月十八塊。現在咱一天就能掙好幾塊了。”
“那是合作社的功勞。”
“是你的功勞。”她看著我，認真地說，“是你不怕吃苦，是你會算計，是你把日子過起來了。”
我被她夸得不好意思，撓了撓頭。
小寶在旁邊喊：“爸爸，我餓！”
“餓了？爸爸給你做飯。”
我進了廚房，系上圍裙，開始忙活。
小寶扒著廚房的門框看我切菜，奶聲奶氣地說：“爸爸，我媽說了，你是最好的爸爸。”
我的手頓了頓，眼眶一熱。
我沒回頭，怕孩子看見我眼里的淚。
我說：“嗯，爸爸是最好的爸爸。你也是最好的孩子。”
那一刻，廚房里油煙彌漫，灶臺上熱氣騰騰，孩子在身后嘰嘰喳喳，女人在堂屋里縫縫補補。
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
十八
1982年，小寶五歲了。
我和劉玉芳商量，想送他去鎮上幼兒園。村里沒有幼兒園，孩子要上學只能去鎮上，五里路，每天接送不方便。可不去的話，孩子就輸在起跑線上了。
劉玉芳說：“去吧，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
我說：“那以后我每天騎車送他去，傍晚接回來。”
“太辛苦了。”
“不怕。就當鍛煉身體。”
幼兒園一個學期的學費是十五塊，加上書本費、雜費，二十塊出頭。那時候我的菜攤一個月能掙三四十塊了，二十塊錢拿得出。
小寶上幼兒園的第一天，我給他穿了新買的衣裳，背著一個軍綠色的小書包，高興得滿地跑。
劉玉芳蹲下來給他系鞋帶，叮囑道：“去了聽老師話，別打架，知道不？”
小寶點頭：“知道了，媽。”
我騎自行車帶他去鎮上。五里路，騎了二十來分鐘。到了幼兒園門口，小寶跳下來，頭也不回地往里跑。
“小寶！”我喊他。
他停下來，回頭看我。
我說：“跟爸爸再見。”
他舉起小手，沖我搖了搖：“爸爸再見！”
然后轉身跑了。
我站在幼兒園門口，看著小小的身影消失在校舍里，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說不出的感覺。
像是心被什么東西塞滿了，又像是心被什么東西掏空了。
回家的路上，我想了很多。
想這些年是怎么過來的。想那個冬天，劉玉芳說出“見笑了”那兩個字的時候，我心里的痛。想小寶第一次叫我“爸爸”的時候，我心里的甜。想我們一家三口擠在三間破房子里，互相取暖的每一個夜晚。
想我爹我娘。他們要是還在，看到我現在有媳婦有兒子，日子越過越好，該多高興。
想王建民。他要是在底下有知，看到我待小寶如親生，他是不是也能安息了？
想著想著，眼淚就流下來了。
風很大，吹在臉上，涼颼颼的。我伸出袖子胡亂擦了一把，加快了騎車的速度。
十九
1985年，小寶八歲了，在鎮上讀小學二年級。
我的菜攤變成了一個小菜店，在鎮上租了個門面，賣菜也賣水果。劉玉芳在店里看攤，我進貨、送貨。生意不算大，但比種地強多了。
我們在鎮上租了間房子，不用每天來回跑了。劉玉芳把小寶接來鎮上上學，我每天進貨送貨，她看店照顧孩子，日子過得忙碌又充實。
那年秋天，發生了一件讓我意想不到的事。
小寶在學校寫作文，題目是《我的爸爸》。
他寫的是：
“我的爸爸叫趙德厚，他不是一個很厲害的人，他不會開車，不會修電視，也不會說很多好聽的話。但是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我小的時候，爸爸每天騎車去鎮上賣菜，冬天手都凍裂了，夏天曬得黑黑的。他掙了錢給我買奶粉、買衣裳、交學費。他從來不舍得給自己買東西，他的褲子上全是補丁。
爸爸不是我的親爸爸，我的親爸爸在我一歲的時候就死了。后來媽媽嫁給了爸爸，爸爸就把我當成他自己的兒子。他從來沒有打過我，也沒有罵過我，他對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小寶，吃飯了’。
我覺得這句話是世界上最溫暖的話。
我長大后要掙很多錢，給爸爸買一件新衣裳，買一雙新鞋，買一瓶好酒。我要讓他知道，我也很愛他。”
這篇作文，是老師念給我聽的。
那天我去學校接小寶，語文老師陳老師攔住我，神神秘秘地說：“趙小寶爸爸，你等一下，我給你看個東西。”
她拿出小寶的作文本，翻到那一頁，念給我聽。
她念的時候，聲音有點抖，念到最后，擦了擦眼睛，說：“趙小寶爸爸，我教了這么多年書，沒見過這么懂事的孩子。”
我站在那里，手里提著小寶的書包，背上背著他換下來的臟衣裳，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小寶站在旁邊，仰頭看我，小臉有點紅，不好意思地說：“爸爸，我沒寫好……”
我蹲下來，把他抱進懷里。
我說：“寫得好。寫得太好了。”
眼淚從眼眶里涌出來，止都止不住。
我抱著兒子，在馬路邊上哭。來來往往的人看著我，一個三十好幾的大男人，哭得像個孩子。
我不管了。我就是要哭。我養了八年的兒子，他懂我了。他知道我對他好了。他長大了要給我買新衣裳、新鞋、好酒。
這比什么都值。
二十
日子繼續往前走。
小寶上了初中，上了高中，考上了省城的大學。他是我們村里第一個考上大學的孩子，全村人都來祝賀。
孫隊長那時候已經老了，走路都拄著拐杖了。他顫顫巍巍地走到我家，拉著我的手說：“德厚，我沒看錯人。你趙德厚，是個能人。”
我說：“隊長，我不是能人。我就是個賣菜的。”
“賣菜的咋了？賣菜的供出個大學生，比那些當官的都強。”
劉玉芳那天做了一大桌子菜，請全村人來吃。她忙里忙外，臉上全是笑。
小寶去上大學那天，我和劉玉芳送他到鎮上坐長途車。
小寶背著行李，站在車門口，回頭看著我們。
“爸，媽，我走了。”
“嗯，走吧。”我說，“好好學習，別惦記家里。”
小寶上了車，車開動了，他從車窗里探出頭來，朝我們揮手。
劉玉芳站在我身邊，眼淚嘩嘩地流，可她笑著，一直在揮手。
車走遠了，看不見了。
劉玉芳靠在肩膀上，輕輕說：“德厚，你說我這輩子，是不是積了什么德？”
“咋了？”
“不然咋能遇上你呢？”
我摟著她的肩膀，沒說話。
風從田野上吹過來，帶著莊稼成熟的香氣。遠處的村莊炊煙裊裊，夕陽把半邊天染得通紅。
我想起她嫁給我的那個晚上，那個點著紅燭的寒夜，她說出的那兩個字。
“見笑了。”
這兩個字，我記了一輩子。
尾聲
又過了很多年。
小寶大學畢業，在省城安了家，娶了媳婦，生了孩子。他每年過年都回來，帶著媳婦孩子，大包小包地往家搬東西。
他給我買了新衣裳、新鞋、好酒。給劉玉芳買了金鐲子、羽絨服、按摩椅。他把我們那三間老房子翻修了，鋪了地暖，裝了空調，蓋了衛生間。
劉玉芳說：“孩子，別亂花錢，你們自己過日子要緊。”
小寶說：“媽，我小時候說過，長大了要讓我爸過好日子。現在我有這個能力了，你們就讓我盡盡孝心吧。”
劉玉芳聽了，背過身去擦眼淚。
我坐在新買的沙發上，穿著小寶給我買的羊毛衫，腳上穿著他買的健步鞋，端起他買的好酒，慢慢地喝。
酒是茅臺，好幾百塊一瓶。
我喝了一口，瞇起眼睛。
劉玉芳走過來，坐在我旁邊，小聲說：“德厚，你慢點喝，別醉了。”
“沒事，”我說，“我高興。”
窗外的老槐樹還在，長得更高了，枝丫伸到屋檐上，夏天的時候遮出一大片陰涼。院子里劉玉芳種的月季開得正艷，紅的粉的黃的一大片。
我想起很多年前的那個晚上，我蹲在一個女人面前，給她擦眼淚，說“這孩子以后就是我的孩子”。
那句話，我用了一輩子的時間，兌現了。
寫到這里，我想起一段話，不知道是誰說的：
“世上的夫妻，有千萬種模樣。有的轟轟烈烈，有的平平淡淡。有的門當戶對，有的將就湊合。我和她，算是哪種呢？我說不清楚。
我只知道，那年冬天她嫁給我，大好的新婚夜，她一邊喂孩子一邊對我說‘見笑了’。從那一刻起，我就知道，這輩子就是她了。
不為別的，就為她那份局促里的真實，卑微里的堅韌，為她在最難的時候，還能說出‘見笑’這樣的體己話。
這個女人，值了。
這個家，值了。
這輩子，值了。”
窗外的月光很好，灑在院子里，銀白色的，像鋪了一層霜。
劉玉芳在我身邊睡著了，頭發已經花白了，臉上的皺紋像秋天的溝壑，一道一道的。
我輕輕給她掖了掖被角，就像多年前那個新婚之夜，我給她擦眼淚一樣。
那時候她年輕，好看，眼里有光。
現在她不年輕了，也不那么好看了，可她眼里的光，還在。
那是我這一生，最珍貴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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