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

1915年9月15日，上海法租界的一間小弄堂里，一份名為《青年雜志》的刊物悄然創刊。創刊號的第一篇文章，是主編陳獨秀寫的《敬告青年》，他對著當時的中國青年，發出了振聾發聵的吶喊：“吾國欲圖世界的生存，必棄數千年相傳之官僚的、專制的個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

那是一個怎樣的中國？辛亥革命的槍炮聲過去不過四年，皇帝沒了，帝制的陰魂卻仍在游蕩。袁世凱忙著復辟，下令全國尊孔讀經，舊禮教、舊道德像一張密不透風的網，裹著這個老大帝國；軍閥混戰不休，民不聊生，年輕人被“忠孝節義”捆住手腳，連一句真話都不敢說。

陳獨秀不是第一個喊出變革的人，卻是第一個把“思想革命”的大旗，直接插到了舊時代的心臟上。從《青年雜志》到后來改名《新青年》，從上海到北京，從一間小小的編輯室到北大紅樓，一場席卷全國的新文化運動，就這樣從一粒火種，燒成了燎原大火。而陳獨秀身邊，一群同樣懷著赤子之心的文人，也跟著站了出來，用一支筆，為中國劈開了一條思想的生路。

一、火種：陳獨秀與《新青年》的破局吶喊

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當之無愧的旗手。他早年參加反清革命，辦過報紙，坐過牢，卻始終沒放棄改造中國的念頭。辛亥革命后，他看著共和的招牌下，依舊是專制的舊骨頭，終于明白：“救中國，首在改造國民的思想。”于是他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喊出了“民主”與“科學”兩大口號——也就是后來被青年們親切稱為“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兩面旗幟。

他的文字像一把鋒利的刀，直接砍向舊禮教的根基：“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國粹、什么國情的鬼話來搗亂。”這種激進的態度，在當時的中國無異于平地驚雷。

一開始《新青年》的發行量只有一千份左右，大多是陳獨秀的朋友和學生在看，可慢慢地，越來越多的青年被里面的文字點燃——遠在美國的胡適看到了，給陳獨秀寫了長信，提出文學改良的想法；躲在紹興會館抄古碑的魯迅，被錢玄同找上門，問他“抄這些有什么用？”，他說“沒什么用”，錢玄同便勸他“那不如寫點文章試試”，于是才有了后來的《狂人日記》。

陳獨秀的一生，始終在和舊時代對抗，后來他轉向馬克思主義，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雖然后來因路線問題離開黨，卻始終堅守自己的理想，晚年在江津貧病交加，也絕不向國民黨妥協。他的激進，或許有爭議，但他當年點燃的火種，卻照亮了無數青年的路。

二、陣地：蔡元培與北大的“兼容并包”

新文化運動能從上海的小弄堂燒到全國，離不開一個關鍵人物——蔡元培。1916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他一上任就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要把北大從一個“官僚養成所”，變成真正的現代大學。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請陳獨秀來北大當文科學長。陳獨秀一開始不愿意，說自己“只會寫文章，不會教書”，蔡元培便說：“你可以不教書，只要來主持文科改革就行。”為了讓教育部通過任命，他甚至幫陳獨秀偽造了學歷，說他畢業于日本東京大學。陳獨秀到了北大，《新青年》也跟著遷到北京，北大紅樓一下子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不是和稀泥，而是給了新舊思想平等對話的舞臺。他請來了拖著辮子、講“君權神授”的辜鴻銘，也請來了倡導新思想的胡適；請來了舊學功底深厚的黃侃，也請來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新舊學者在同一個校園里講課、辯論，學生們也跟著吵——支持新文學的學生罵舊文學“陳腐不堪”，維護舊傳統的學生罵新文學“引車賣漿之語”，可正是這種吵，吵出了思想的火花，讓北大成了當時中國最有活力的地方。

蔡元培的溫和與包容，給了新文化運動生長的土壤。他不是激進的革命者，卻用自己的方式，為中國留住了一群敢說話、敢破局的人。后來他當了中央研究院院長，始終堅持學術自由，1940年在香港去世，沒能看到抗戰勝利，卻用一生踐行了“教育救國”的理想。

三、文學革命：從文字到思想的徹底革新

新文化運動的第一槍，是從文學革命打響的。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了八點主張：“須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作無病之呻吟”“不避俗字俗語”……他主張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說“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

胡適的文字一開始還有些溫和，可陳獨秀緊接著就發表了《文學革命論》，直接喊出了三大主張：“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一下子把“改良”變成了“革命”。

可當時新文學的聲音還很弱，反對的人多，卻沒人愿意公開站出來罵，錢玄同便和劉半農演了一出“雙簧戲”：錢玄同化名“王敬軒”，用極其古板的文言寫了一封長信，痛罵白話文是“亡國之音”，劉半農再以《新青年》記者的身份，逐條反駁，把舊文學的弊端批得體無完膚。這出戲一出來，立刻引爆了全國的討論，白話文一下子火了起來。

錢玄同是章太炎的學生，舊學功底極深，卻激進地喊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后來還參與了國語羅馬字的制定，為語言改革做出了貢獻；劉半農則不僅演了雙簧戲，還寫了《教我如何不想她》這樣的新詩，發明了第三人稱代詞“她”，解決了白話文的一大難題，可惜他43歲就因病去世，沒能看到新中國的成立。

而文學革命最耀眼的實績，來自魯迅。1918年，他發表了中國第一篇現代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用一個“狂人”的視角，撕開了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一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魯迅不是喊口號的革命者，他的筆始終對著國民性——《阿Q正傳》里的麻木，《藥》里的愚昧，《祝福》里的絕望，他說自己寫文章，是“要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這種清醒，在當時的新文化運動里獨一無二。

魯迅的弟弟周作人，也是新文學的重要人物，他提出了“人的文學”和“平民文學”的主張，說新文學應該“以人道主義為本，記錄研究人生諸問題”，他的散文沖淡平和，比如《烏篷船》，沒有激烈的口號，卻藏著對普通人的關懷。可抗戰時期，他卻留在北平當了偽政府官員，成了漢奸，一生的污點，讓他從新文化運動的闖將，變成了歷史的罪人，晚景凄涼，讓人唏噓。

四、思想轉向：從文學革命到社會革命

新文化運動發展到后期，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僅僅靠文學改良，救不了中國。于是，思想的方向開始分化，一部分人轉向了馬克思主義，李大釗就是其中的代表。

李大釗一開始和陳獨秀、胡適一樣，倡導民主與科學，可隨著十月革命的消息傳到中國，他看到了一條全新的路。1918年，他發表《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熱情歌頌十月革命，說“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在北大開設馬克思主義課程，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還和陳獨秀一起籌備建立共產黨。1927年，他被張作霖逮捕殺害，年僅38歲，用生命踐行了自己的理想。

和李大釗一起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還有陳望道。1920年，他在浙江義烏的柴房里，躲著蚊蟲翻譯《共產黨宣言》，因為太專注，把墨汁當成了紅糖水，蘸著粽子吃，還說“真理的味道非常甜”。他的譯本，是《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后來毛澤東、周恩來等革命者，都是通過這個譯本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革命道路。陳望道后來當了復旦大學校長，參與編纂《辭海》，一生都在為教育和語言文字工作努力。

而另一些人，則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胡適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和李大釗展開了“問題與主義”之爭，他后來成了國民政府的官員，去了美國，再也沒有回到大陸，晚年在臺灣反思自己的道路，始終堅持“一點一滴的改良”，卻沒能看到中國真正的改變。

還有郭沫若，他是新詩的代表人物，1921年出版的《女神》，用奔放的激情打破了舊詩的格律：“我是天狗！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我把全宇宙來吞了！”他的文字充滿了反抗精神和對自由的渴望，后來也轉向了革命，成了左翼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

而這群人里年紀最大的梁啟超，也始終在跟著時代走。他早年的《新民說》，提出“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主張改造國民性，和新文化運動的主張一脈相承。他后期支持白話文運動，在北大講課，寫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著作，胡適早年也很崇拜他，兩人有不少學術交流。梁啟超從維新變法到新文化運動，一直在為中國尋找出路，1929年去世，年僅56歲，沒能看到中國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