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71歲的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向中央遞交了退休申請,中央批準了他的請求,并希望他到北京定居,這樣可以把他安排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在中南海辦公。任仲夷卻堅定地拒絕說:“我要休息了,就在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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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夷
按照慣例,任仲夷可以出任廣東省顧問委員會主任,但他主張一退到底,并提出自己回家辦公。任仲夷說:“老的不放手,新的怎么工作,究竟誰負責?”
任仲夷退休后,住在廣州東湖邊的一個小院里,小院里種著幾棵半大的桂樹和榕樹,還有若干盆五彩繽紛的花卉。每天早晨6點,任仲夷就起床了,他戴著鴨舌帽,穿著夾克衫,手拿收音機,踩著熹微的晨光,在東湖邊的玉蘭樹下散步,邊走邊聽,像一位退休工人。中午和下午,是任仲夷在家里會客和外出開會的時間,他特別愿意參加藝術界和思想界的各種聚會,只要身體和時間允許,他總是有請必到。
1998年9月的一天,任仲夷到廣東省眼科醫院看眼疾,他來到電梯口時,這里早已擠滿了人。陪同的秘書擔心任仲夷歲數大了,在人群中擠的時間太長會出問題,就很客氣地對周圍的人說:“大家能不能禮讓一下,讓老人先上?”當時任仲夷的穿著很普通,誰會想到他是誰呢?再說大家正擠得起勁,誰也沒有聽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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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夷和妻子
秘書沒有辦法,準備給院方打電話尋求幫助。任仲夷趕緊擺擺手,嚴肅地說:“不,不要!千萬不要!”原來不久以前,任仲夷住院治療,一位中央領導路過廣州,專門去醫院看望他,保衛部門把醫院的電梯控制了,不讓外人使用,惹出許多怨言,任仲夷對此事一直心里有愧。
秘書問任仲夷:“那怎么辦啊?”
任仲夷揮一揮手杖,樂呵呵地說:“自己的事自己干,爬樓!”就這樣,84歲的任仲夷借助拐杖,用了半個小時,一步步地爬上了17層高樓。
2000年,任仲夷和幾位老干部在廣州東湖邊的一家餐館吃飯,席間,他突然停下筷子,目光掃過在座的每一個人,然后問道:“你們說說,年輕的時候,我們追隨共產黨究竟是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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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夷和鄧小平
飯桌上頓時安靜下來,幾位老同志面面相覷,不知如何回答。任仲夷沒有等待回應,而是自言自語地說:“還不是為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的國家嗎?”他說完后,目光變得焦灼起來,仿佛又回到了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
此時的任仲夷,心臟每天早搏3萬次,膽囊早已切除,胃被切除了80%,一目失明,一耳失聰,但他的大腦仍在吃力地運轉著,為這個他為之奮斗一生的國家尋找著出路。任仲夷常說:“我不愿別人祝我健康長壽,而要別人祝我‘天天向上’。”
任仲夷晚年對腐敗問題有著深刻的認識,他曾在《炎黃春秋》雜志上發表文章直言:
現在腐敗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權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約。立法、行政、司法這三種權力,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社會主義國家也存在。“三權分立”指的是這三種權力相互制約、相互平衡,它的本質就是制約權力的手段。西方國家幾百年的實踐已證明,“三權分立”對制約權力、遏制腐敗非常有效……
當然我們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體制,應該像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樣,學習借鑒“三權分立”的科學成分,創造性地建立共產黨領導下的權力制衡政治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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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任仲夷
在任仲夷看來,一個政黨、一個領導人,如果聽不到批評的聲音,是很危險的,他引用鄧小平的話說:“革命政黨最怕的是聽不見人民的聲音,最怕是鴉雀無聲。”任仲夷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還是要實現民主化與法治化,中國如果真的要開啟政治改革的航船,還得從實行言論、新聞、出版自由著手。
2004年,中共中央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后,任仲夷在老干部座談會上多次闡述自己對“和諧”二字的理解,他說:“和”字左邊是“禾”,右邊是“口”,即人人有飯吃;“諧”字左邊是“言”,右邊是“皆”,即人人有言論自由,言無不盡,言者無罪。這一解釋在廣東老干部圈子里傳為佳話。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廣州安然辭世,享年91歲。任仲夷去世后的喪事一切從簡,靈堂就設在他平日所用的書房里,這是他的遺愿,不張揚,不鋪張。任仲夷曾說:“人是呱呱地生,快快地長,慢慢地老,悄悄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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