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媛的“性商課”，她們非要上？

“眼神給出去，和身體形成了一個X形。”以“性商”為賣點的情感培訓課程，在今年數次引發輿論討論，與此同時，學費動輒數千元甚至數萬元的線下課程依舊繼續。

這些課程往往打著“女性覺醒”與“挽救婚姻”的旗號，允諾女性可以通過提升性魅力來奪回親密關系中的主動權。

為什么即使看破“霸道總裁愛上我”的童話，部分女性依然會愿意報名？《脂粉帝國：網絡言情小說與女性話語政治》作者、清華大學人文學院講師薛靜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類課程的確可以讓報名的女性重新建立起某種確認或自信，讓她重新發現自己，找尋自己的魅力。但遺憾的是，它止步于此，她本應逐漸找回自己的主體意識，而不只是主體的身體。

“這種現象正在殺死傳統意義上的愛意。算法和消費把人變成商品，包括約會App、社交濾鏡、人設，讓愛情可以被計算和篩選。”薛靜說。

薛靜 圖/受訪者提供

“單機游戲”

《中國新聞周刊》：面對婚姻中的背叛或情感上的無依，這套課程給出的解藥是花錢買課，教女性如何通過性魅力去“拿捏”男人。當這些女性為此買單時，她們在心理上獲得的是一種怎樣的安慰？

薛靜：她們獲得的是一種“虛假的允諾”和“虛假的掌控感”。這些課程對參與的女性群體給出了非常簡單粗暴的許諾：只要你性魅力足夠強，就能讓伴侶回心轉意。實際上這個許諾是非常脆弱的，但它給那些正面臨婚姻危機、深陷痛苦和無所適從的女性，提供了一根救命稻草。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付諸一個看似切實可行的方法。成為女強人很難，但如果是性魅力，部分女性覺得能通過訓練“達標”。

這種想法既物化了自己，也物化了對方。婚姻涉及復雜的經濟關系、法律問題和精神共鳴。打個比方說，沒有人會僅僅因為想吃點好的，就和廚子結婚。如果伴侶在外尋找滿足，要么是追求（虛假的）精神共鳴，要么是純粹的病態人格。如果是前者，靠性魅力解決不了問題；如果是后者，性魅力更是治標不治本，你今天“救”回來，明天他還要去找不同的體驗。問題壓根不在這里。

《中國新聞周刊》：為什么這種把復雜問題降維成“女性自身操作手段不夠”的敘事，仍然能擊中部分女性？

薛靜：從客群來看，雙方在婚姻初期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這些女性付出巨大的資源，支持兩人的“夫妻店”事業。之后因為生育和照顧家庭，她們可能被迫離開了關鍵崗位，處于一種被剝奪的失權狀態。

這時候讓她們離婚，沉沒成本太高，試錯空間也太小。脫離社會的這段時間讓她們很難再去靠自己闖蕩，所以面對危機，她們中的一些人其實是“清醒的沉淪者”——并不是真的幻想上完課就能重回幸福美滿，而是為了讓自己能忍受這段婚姻，把日子弄得“能過一點”。除了考慮孩子，她們中的一些人也在想，如果現在離開，把打拼的成果拱手讓人，這非常不劃算。

再加上或許缺乏充分的社會化歷練，覺得只要我今天放低身段、掌握技巧，明天丈夫肯定會回來。這種敘事讓她們覺得輕松，不用去面對真正拆伙的艱難處境。

《中國新聞周刊》：但這套課程的真實對手男性是不在場的，怎么理解這種錯位？

薛靜：看似學習這套課程的女性站在更高一層，以為“我知道他需要什么”，但實際上，主體價值建立在“他人是否認可”的基礎之上。在真正的市場經濟中，如果顧客不吃這一套，她還有下一個顧客，主體性是靈活的。但在家庭這個封閉單位里，她只有這一個“顧客”。

看似是供給者掌握了“拿捏”的技巧，但實際上，那個有需求的人才掌握了權力關系的關鍵。一旦他關閉了需求，她準備的所有招數就全爛在手里了。課程沒有教如何處理真實的互動需求，相反，它只是在迎合一些女性面對失控時的恐慌。這完全是一場剝離了真實對手的“單機游戲”。

困在物化的陷阱里

《中國新聞周刊》：課上頻繁借用《甄嬛傳》劇中的邏輯，教導女性把性作為資本去向上兼容。你如何看待這種從文學作品到日常生活的慕強與示弱？

薛靜：我們做網絡言情小說研究時發現，《甄嬛傳》代表的宮斗文，底層邏輯是“把老公當老板”——這種想象暗含了一種無奈：既然改變不了歷史和結構，那就在高墻之中，帶著焦慮直面生存法則。

現在有個別女性借用了這套規則，是因為她們感受到階層滑落的焦慮。有一種可能是，她們曾經在不平等的結構中獲得過個體的好處或安全感，一旦失去就會恐慌。這恰恰反映了當結構性問題不被探討時，這些女性只能在微觀層面進行“撒嬌式臣服”。

《中國新聞周刊》：這種課程對我們當下的性別文化造成了怎樣的危害？

薛靜：這種課程帶來的最大隱形傷害，是它勸導女性，你在外面也只是打工，在家里把老公當老板伺候好了，分到的夫妻共同財產比你打工掙得多。這實質上是在阻斷女性參與社會勞動、創造社會價值的路徑，逼迫她們退回家庭，不創造財富，只參與分配。

長此以往，社會失去了女性勞動力，家庭整體收入減少。它用一種“茍著”的方法，掩蓋了真正的問題，把部分女性主體重新困在了物化的陷阱里。

AI插畫/adan

找回共識

《中國新聞周刊》：我們似乎越來越難想象一種不需要靠“拿捏”“手段”就能成立的親密關系。我們到底失去了什么？

薛靜：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在《愛的多重奏》里提出一個核心觀點——“愛是最小單位的共產主義”。愛構建了超越個體單一視角的最小共同體，通過差異中的平等，實現對他者的接納與共同生活。

但是我們今天處于一個充滿焦慮的社會，資本、算法、績效無孔不入。人人自危的結果，必然是人人自保，人們很難放下自我去真正接納他人。

所謂“拿捏”或“手段”，其實是私有制強化在親密關系里的變體。它是商人思維，利用他人的心理創傷、精神匱乏來制造需求，掌握定價權。所有的愛情兵法，最怕的就是一個完滿的、無所求的人，因為你沒法“拿捏”TA。這些課程的終極目的，不是好聚好散或共同成長，而是利用人性的弱點讓對方對自己“欲罷不能”。這本身就是一種病態。

我們在親密關系中尋找的不再是一個真實的他者，而是自我的倒影。對方只是我安放性魅力、驗證我依然有價值的容器。

《中國新聞周刊》：確實，很多人在這里仿佛找到了確定性。從某種層面上來說，課程也的確傳播了一些性觀念，引導女性去正視自己的性需求，擺脫性羞恥，“講師”們也會引用科學術語來包裝理論。我們該怎么看待這種半真半假的“啟蒙”？

薛靜：人們對確定性有極大的渴望。誰能給出確定的允諾，誰就能被“封神”，周媛允諾了一個“只要你這么做就能挽回男人”的幻夢。

我們確實不能說，他們講的每一個字都是居心叵測的奇談怪論。某種程度上，這類課程之所以受部分群體歡迎，恰恰是因為它們精準捕捉到了那些被主流社會無視甚至壓抑的真實欲望。

就像之前引起轟動的“假靳東”事件，身處三四線甚至十八線城市的中老年女性，對“理想兄長”或“貼心伴侶”的情感渴求，在現實中是長期處于空白地帶的。人的需求一直都在那里，如果正規、合法的文化途徑沒有看見并滿足它，“性商課”這樣的灰色產業就會捷足先登，用一套虛假的幻覺去精準收割。

《中國新聞周刊》：這種狀態也導致了部分人互相不理解。

薛靜：如果我們能提供更多元、更寬松的敘事模板，讓這部分女性知道無論怎樣都不會被視為人生的失敗者，她們就不需要把精力消耗在詆毀和“內耗”上。面對這些去上課的女性，我們最需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鄙夷和道德審判，而應該看到她們深層的恐懼。這樣我們才可能在其他道路上，重新找回共識，找回那些不需要被包裝和異化的、真正的愛與尊重。

發于2026.5.4總第1234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薛靜：不要“撒嬌式臣服”

作者：方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