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瑪拉·阿爾圖納(Mara Altuna),一位來自巴斯克地區的記者,其報道專注于文化多樣性和語言復興。
譯者:Ellien 編者:罐頭笑聲
來源:《Nationalia》2025年7月28日。Nationalia 是一家在線新聞網站,專門報道和評論無國家民族、語言、多樣性以及分離主義相關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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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士郁郁蔥蔥的綠色山丘和狂風肆虐的巴塔哥尼亞平原之間會有什么共同點呢?答案在于一種拒絕消亡的語言。
諾埃利亞·桑切斯·詹金斯(Noelia Sánchez Jenkins)與威爾士人的紐帶可以追溯到1865年,當時第一批威爾士定居者到埠于阿根廷巴塔哥尼亞的心臟。這些先驅者在尋找“威爾士之外的小威爾士”——那將是他們能夠自由生活的土地,從而得以遠離英國統治下所面臨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壓迫。
經過數月橫渡大西洋的艱險航行,阿倫與蕾切爾·詹金斯——諾莉亞的先祖——終于踏上了巴塔哥尼亞丘布特省的土地。這段航程被苦難所浸透,他們曾被迫將三個月大的幼子葬入大海,唯有另一個孩子理查德得以幸存。如今諾莉亞,正是理查德的曾曾孫女。
這位三十一歲的阿根廷女性起先是在青少年時期第一次得以學習到她先祖的語言,隨后在2017年,她成功為自己贏得了一份能將她帶到威爾士深化威爾士語知識的獎學金;在獲得教師資格之后,這位阿根廷女孩決定回到家鄉并成為一位在特雷維林(Trevelin)一間雙語學校任職的威爾士語教師。在巍峨嶙峋的安第斯群山陰影之下,她正努力工作,致力于保育這樣一門曾經跨越了大西洋和無數艱難險阻的古老語言。
在今年的七月28日,巴塔哥尼亞省將會舉辦第160個威爾士僑民登陸周年紀念日,在這個紀念活動即將開始的節骨眼上,埃諾利亞向我們反映了威爾士語——這樣一門英國人試圖壓制的語言,以及幾代人間維系其生命的抵抗。而如今,威爾士語仍在這片遙遠土地上與絕滅相斗爭。
諾埃利亞·桑切斯·詹金斯接受了《Nationalia》雜志的采訪,談論了威爾士語在巴塔哥尼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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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被采訪者諾埃利亞·桑切斯·詹金斯女士與一面威爾士語-英語路牌的合影
瑪拉·阿爾圖納(下文簡稱M.A):語言學家將威爾士語描述為具有三種變體:分別是北部方言、南部方言和巴塔哥尼亞威爾士語,你主要教授哪一種呢?
諾埃利亞·桑切斯·詹金斯(下文簡稱N.S. J):我們一般教標準威爾士語。巴塔哥尼亞威爾士語方言主要在老年人中存活——即70或80歲以上的人群,而我們當中其他人的口音是受相當程度的西班牙語影響的。但語言學家指出,我們不會將兩門語言混合使用:這也就是說,當我們說威爾士語時,我們的表達就完全是威爾士語,盡管在威爾士,在威爾士語的使用中混入英語單詞是很常見的情況。但由于我們遠離英語的語言環境,同時也與西班牙語隔離,我們的威爾士語對他們來說聽起來有一種“純正”的感覺。有許多威爾士人對我們使用的威爾士語言(注:也就是巴塔哥尼亞威爾士語)的完整性感到驚訝,這時他們才意識到在我們面前英語借詞的使用貌似不太管用,因為我們聽不懂。例如,我們巴塔哥尼亞威爾士裔用gyrru表示“drive”,而在威爾士他們常說dreifio,源自英語的drive,而我們根本不知道“dreifo”是什么意思。
M.A:西班牙語也影響了巴塔哥尼亞威爾士語,但最早的定居者也同樣與與土著社區共處,這樣的情況有在語言層面體現出來嗎?
N.S. J:威爾士人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殖民定居者,因為他們來這里并不是為了強加自己的語言或習俗。他們逃離威爾士單純是因為他們無法再生活在自己的故鄉了。威爾士定居者社群與土著社群的接觸確是存在的,但我不會說這對我們的語言有顯著的影響。最顯著的影響一直來自西班牙語。而威爾士人與土著居民之間的交流與互通關系一直存在,例如,特韋爾切人(TheTehuelche)主要通過貿易學會了一些威爾士語單詞,譬如,他們會稱面包為“bara”。這在紀錄片《Poncho Mangi》中有所提及,一位特韋爾切酋長送給一位威爾士女孩披風,象征保護和兩文化之間的良好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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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的威爾士定居者旗幟復原圖
M.A:那么,維持威爾士語存活的主要挑戰是什么?
N.S. J:威爾士語學校是關鍵一環,但它們的數量還不夠。我們有一些項目會派遣人員前往威爾士接受教師培訓,但并非所有付出都必然有回報,不幸的是,有些人把這當成是一次度假,所以我們中只有很少人獲得教授威爾士語的資質。也就是說,人員配置是最大的挑戰。我們現在在以第二語言的地位教授威爾士語,因此我們的課程需要覆蓋6至18歲的學生,盡管他們并不能流利的說威爾士語,但這著實為他們打下了扎實的語言基礎,這為獎學金和交換機會打開了大門。不過,人們還是會問我們:“學威爾士語有什么意義呢?”
M.A:那么......正如他們所說,這有什么意義呢?
N.S. J:語言為人和地點打開了大門......沒有比通過母語與人建立聯系更好的方式了。這會立刻改變你與人相處的方式。
M.A:英語在這里是否也是對威爾士語的威脅呢?
N.S.J:毫無疑問是的!每一個人都想學習英語,我們教授這一門語言是因為它在學校的課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我們依然根植于威爾士語之中。只要我們的資源依然相對有限,我們就會優先安排更多威爾士語課程而非英語課程——因為后者已經有相對更加廣泛的語言教育資源覆蓋了。
M.A:現如今在巴塔哥尼亞有多少威爾士語學校呢?
N.S.J:在楚布特省有三間:它們分別在蓋曼(Gaiman)、特雷盧(Trelew)和特雷維林(Trevelin)。我在距離我的家鄉埃斯奎爾(Esquel)22公里的特雷維林任教。這兒的課程與阿根廷其他地區相同,但我們會增加威爾士語言和文化的額外課時。甚至還有人從布宜諾斯艾利斯這樣的大城市遷來這里尋求安寧,他們將孩子送進我們的學校,于是,孩子們就這么開始學起了威爾士語。父母們也開始重新掌握起了類似“請。”和“謝謝你。”這樣的基本用語,他們是與這門語言本沒有家庭聯系的新一代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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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萊烏(Trelew)郊區的一所小學中說威爾士語的孩子們。
M.A:你們是否得到來自阿根廷政府官方的任何支持呢?
N.S.J:并沒有。因為公立教育是國家層面的優先事項,而我們的學校是私立性質的,為其提供財政支持的是當地社區,對于諸如意大利語的其它語言學校也是如此。省政府時不時會為我們提供在教師工資方面的幫助,但并沒有正式的援助計劃。在理想狀況下,我們應當與威爾士有交換計劃——他們的威爾士語教師來我們這兒,相應地,我們也會派人到威爾士——但這樣的事情并沒有發生。
M.A:那來自威爾士政府的支持情況如何呢?
N.S.J:我們確實有得到他們的幫助。他們每年都會通過一個特定的項目向我們派遣一位教師,這對于像我們這樣的私立學校來說至關重要。威爾士還發起了一項旨在讓威爾士語使用者數量達到一百萬的倡議,而巴塔哥尼亞也是該努力的一部分,因為這兒是威爾士以外唯一仍在使用這種語言的地方。
M. A:你會指望有足夠的學習資源嗎?
N. S. J:我們的大部分學習資料來自威爾士,班戈大學( Bangor University)會給我們寄教材,我們也與那里的機構關系密切,學生可獲得獎學金或參加交換和志愿服務項目。當他們回來后,他們會與我們分享他們在威爾士所學到的東西,并繼續與威爾士方面保持聯系。其中一些人甚至成為了記者,其中一些人甚至在BBC威爾士分部工作。我們還主持一個由學校老師主持的廣播節目。它并非是全威爾士語節目,因為那樣會限制受眾,這也是為何我們在節目廣播中我們加入西班牙語——為了吸引更廣泛的受眾。目標是激發興趣;下一步是讓他們學習這門語言。
M. A:有沒有NGO(非政府組織)參與你們的語言項目?
N. S. J:我們所有的支持都來自威爾士和威爾士裔社群的地方協會,致力于推廣該文化和語言,我們一起合作開展活動。今年7月28日,我們將慶祝威爾士移民抵達巴塔哥尼亞的160周年紀念日,這將是一場涉及地方和區域政府的大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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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爾士移民抵達巴塔哥尼亞 160 周年之際,他們的后裔種下了 1,500 朵水仙花,以此向他們的祖籍地致敬。
M. A:威爾士語是如何在巴塔哥尼亞代代相傳的呢?
N. S. J:最初的一代語言使用者是我們的祖父母,也就是那些70歲以上的人。但他們并沒有把語言傳給他們的孩子,為什么呢?因為如果他們上學時不會說西班牙語,他們就會被同學和老師們嘲笑,我祖父就有過類似的經歷。換而言之,如果你不會講西班牙語,你就無法接受教育。想象一下,對于馬普切語(Mapuche)和特維爾切語(Tehuelche)使用者來說,那會是一種怎樣的感受......當然,對他們來說,這種情況要更糟糕一些。后來,我們這一代人中出現了一種語言復興的傾向,40歲以下的那代人想要與自己的文化根源重新建立聯系。比如我母親成年后就不得不學威爾士語;但我祖父告訴她,他已經忘了如何使用威爾士語。當然,那不是真的,他只是經歷了很深的創傷,僅此而已。
M. A:您方才提到了馬普切人,他們的語言保育狀況又如何呢?
N. S. J:他們是少數族裔,許多馬普切人仍然羞于承認自己的土著血統。我們附近有一個馬普切社區,只有長輩會說這種語言,沒有代際相傳。附近還有一個特韋爾切人社區,但只有一位祖母還會說這種語言,這些語言正瀕臨滅絕。
M. A:您如何看待威爾士語在巴塔哥尼亞的未來?
N. S. J:我認為語言學校是這項事業的骨干,如果孩子們想說威爾士語,成年人會幫忙傳播這樣的信息。這給了我些許希望,得以讓我告訴自己,我們還在播撒這種語言的種子。即使是微小的努力也能防止這門語言的消失,我相信我們可以點燃真正的語言復興進程。目前,威爾士語仍在巴塔哥尼亞活躍。
M. A:為什么保護一種少數族裔的語言——尤其是離其起源地如此遙遠的語言——有如此突出的重要性?
N.S.J:距我的先祖第一次踏上這片土地,已經過去了160年,而今天我們依舊在談論這個話題,這讓我深受觸動。如果我們不為這門語言而戰,那就是對祖先所承受的一切的漠視。在如此惡劣的土地上從零開始絕非易事,忽視他們的犧牲就意味著放棄,失去這門語言就意味著失去一切: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歷史……還有他們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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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亞教堂墓地,許多早期定居者的安息之地。
附言:在威爾士外的“小威爾士”
19 世紀中葉,153名威爾士人從利物浦啟程前往地球的另一端,尋求擺脫英國統治下所受壓迫的自由。當時不僅威爾士語被禁止使用,就連日常交流使用威爾士語也是不被允許的。在學校里,還施行著一種殘酷的規定,即“威爾士語禁牌”:任何說威爾士語的孩子都會受到懲罰,這只是威爾士語言和文化遭受羞辱和壓制的眾多方式之一。
距離倫敦一萬英里之外,在巴塔哥尼亞,這些冒險家希望找到一個避難所,在那里他們能夠自由地傳承自己的語言和文化。當時威爾士的處境十分艱難:土地和工作都被外邦人掌控,威爾士語在公共和教育領域都受到排斥。英格蘭的政治和經濟實力使威爾士人的身份岌岌可危。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牧師邁克爾·D·瓊斯提出了創建“威爾士之外的小威爾士”的想法,即一個遠離英國政府管轄的地方,讓威爾士語能夠有尊嚴地生存下去。
與此同時,阿根廷正尋求開發其空曠的地區,于是向歐洲移民提供土地。當威爾士人得知巴塔哥尼亞的丘布特山谷時,他們決定踏上這段旅程。那片遙遠的土地不在英國的控制之下,為他們提供了保持自身文化和語言身份的機會。
1865 年,首批定居者乘船歷經兩個月的漫長航程抵達了普埃托馬德林。從那里,他們向內陸遷移,在丘布特河沿岸建立了多個社區,如今特雷利烏和蓋曼等地方依然存在。然而,他們所期望的樂土遠非天堂。他們發現的是一片寒冷、干旱的沙漠,水源匱乏,氣候惡劣。與當地土著居民——主要是特韋爾切人和馬普切人——的合作對于他們的生存至關重要。盡管面臨重重困難,威爾士語仍是社區的基石,在教堂、學校和日常家庭生活中都得以保留。
7月28日是這一歷史性登陸的160周年紀念日。在超過一個半世紀的時間里,干旱、移民和全球化都曾威脅到這片地區威爾士語的存續,但它依然頑強地延續了下來。如今,巴塔哥尼亞的威爾士人既是這一少數民族語言存續和復興的見證者,也是關鍵參與者。凱爾特語再次在學校里被教授,其文化也正在經歷復興的過程。
https://www.nationalia.info/interview/11702/welsh-is-still-alive-in-patag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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