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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新一期《Memos to the President》播客中,黃仁勛用了40多分鐘,把AI產業從底層能源講到了頂層應用,從芯片制造又講到人形機器人。
但在這場技術盛宴里,黃仁勛最想說的,其實是硅谷正在犯的一個錯誤。
黃仁勛一點沒客氣,直接在節目里吐槽了硅谷那些CEO們的AI末日論。
他表示:“有些說法非常適得其反,實際上是有害的。”他說,“這些話往往是像我這個層級的人說的。然后不知怎么,因為他們成了CEO,就覺得自己是上帝,轉眼間就覺得自己什么都知道。”
那么黃仁勛指的是誰呢?
奧特曼曾在2023年5月簽署了一封公開信,聲稱“減輕AI帶來的滅絕風險,應該與流行病和核戰爭一樣,成為全球優先事項”。
同年,OpenAI內部成立了“超級對齊團隊”,專門研究如何防止超級智能AI“失控”并導致“人類滅絕”。
阿莫迪在2025年9月的一次公開活動上說,他認為AI導致災難性后果的概率是25%。
當被問到這個“末日概率”時,他回答:“我認為有25%的可能性,事情會變得非常、非常糟糕。”這不是阿莫迪第一次發出警告。他此前還公開表示,AI可能會消滅一半的入門級白領工作,并對美國向中國出口高端芯片發出警告。
黃仁勛在訪談中直接點名了這類說法:“他們說AI是對人類的生存威脅,有20%的概率導致人類滅絕,這很荒謬。他們還說AI會消滅50%的新大學畢業生崗位,或者說它會徹底摧毀民主。這些評論沒有意義,更沒有事實依據。”
黃仁勛補充到:“也許有些科學家覺得,提前警告大家‘AI會讓放射科醫生失業’,是在做好事,提醒年輕人別入這行。但問題是,如果我們真把所有人都勸退了,而現在社會又急需放射科醫生,那這種警告反而害了社會。軟件工程師也是一樣。如果我們把年輕人都嚇跑了,而美國其實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軟件工程師,那這些警告就是在幫倒忙。”
黃仁勛以放射科醫生為例。他說,10年前,一堆人預測放射科醫生要完蛋了,因為AI看片子肯定比人快比人準。
這話說對了一半。現在AI確實已經全面進入放射科了。但結論錯了,放射科醫生現在反而不夠用了。
因為放射科醫生真正的工作是診斷疾病,看片子只是手段。AI的確是把看片這件事給優化了,但診斷疾病這個最終目標還得靠人來完成。AI干掉的是重復性任務,但人的價值在于目標本身。
黃仁勛認為,AI末日的本質是科幻,如今應該少談科幻,多談事實;少制造恐慌,多推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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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強調,美國在描述AI時太電影化、太科幻化了,搞得美國人充滿焦慮和恐懼。與此同時,以中國為代表,亞洲正在熱情地擁抱和采用AI。這是件必須非常擔心的事,因為美國就是這樣被整體甩在后面的。
黃仁勛是如何反駁這些末日論的呢?他提出了一個核心觀點,工作分“任務”和“目的”。
拿程序員來說,寫代碼是任務,但工作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創新,是解決問題,是發現那些還沒人提出來的問題。把不相關的東西連起來,做出新東西,這才是程序員存在的意義。
黃仁勛拿自己舉例:“按你們這個邏輯,我的工作就是敲手機、開會、說話。AI現在都能干這些事兒了,那我是不是該失業了?但事實是,我比以前更忙了。”
黃仁勛還說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你想想,過去50年我們一直彎著腰對著鍵盤敲字,搞得現在都覺得不打字就不會工作了。但這事兒本身就挺奇怪的。50年前人們可不這么干活。未來我們肯定會少打字,把時間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黃仁勛說“過去幾年AI創造了50多萬個工作崗位。用AI的公司增長更快,增長快了自然就要招更多人。這不是很明顯嗎?”
他的邏輯其實很簡單,AI確實會替代一些具體任務,但同時會釋放出更大的需求。以前我們可能只需要寫10億行代碼,現在有了AI,我們可能需要寫1萬億行。
過去限制我們的是工具太慢、打字太費時間。
所以黃仁勛認為,那些說AI會消滅工作的人,要么是在嚇唬人,要么就是在幫倒忙。
在黃仁勛眼里,AI不是什么軟件升級,也不是更聰明的搜索引擎,而是整個計算方式的徹底改變。
過去幾十年,計算機干的事基本就是“找東西”。你把照片、視頻、文章、商品信息都存在數據中心里,用戶搜索、刷視頻、網購的時候,系統就從庫里翻出一個最合適的給你。
搜索、推薦、信息流,本質上都是這么回事。
但AI徹底改變了這個游戲規則。
現在系統不是從庫里找東西給你,而是根據你的需求、當下的情況,現場給你“造”一個從來沒存在過的東西出來。每次生成的內容都不一樣,都是專門為你定制的。
這個變化帶來一個直接后果,以后最值錢的不再是硬盤空間,而是算力、電力,還有能跑得動這些計算的基礎設施。
黃仁勛打了個很形象的比方,他說AI生成內容就像沖橙汁粉。它先把內容變成一堆token,然后根據你的要求,把這些數字重新排列組合,變成文字、圖片、視頻或者聲音。
這個過程需要超級強大的計算機,計算機又得耗電。所以AI不只是個軟件創新,而是從發電、造芯片、建機房到訓練模型、做應用,整條產業鏈的重構。
過去一年大家對AI的認識基本都來自ChatGPT、Claude這些聊天機器人。
但黃仁勛反復強調,別把AI等同于聊天機器人。聊天只是AI最容易被看見的一面,AI還能用來研究生物、化學、物理,還能控制機器人、開車、管理工廠。真正的AI產業,是從發電到芯片到數據中心到模型到應用的完整工業體系。
這也是黃仁勛這次訪談最核心的判斷,他認為AI不只是個技術突破,而是一場能重塑制造業、能源系統和就業結構的工業革命。
美國如果在這一輪掉隊了,丟的不只是技術領先,還有生產力、繁榮、經濟主導權,甚至整個社會。
接下來,黃仁勛把AI和美國再工業化聯系到了一起。
他說,美國不能變成一個“沒有大學文憑就沒出路”的國家。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制造業,需要高技能的藍領崗位,需要那些不用讀到碩士博士也能往上爬的通道。可是在美國,如果你沒有四年本科、沒有研究生學歷,那你基本就被甩下了。
黃仁勛說:“這既不公平,也沒必要。”
AI雖然是軟件,但是它帶動了制造業。因為AI需要芯片廠、封裝廠、組裝廠,還需要能放超級計算機的AI工廠。
黃仁勛還講了AI技術是怎么一步步成熟的。
他說AI產業的關鍵突破是“基于人類反饋的強化學習”。
他提到,英偉達和微軟在2021年中后期發布了第一個大語言模型Megatron,有四五千億個參數。但那時候的模型雖然能記住很多東西,說出來的話基本是胡言亂語,沒啥用。
直到OpenAI發明了讓人類給反饋、讓模型學習的方法,ChatGPT才真正變得好用。
黃仁勛認為,從聊天機器人到agent,關鍵是“ha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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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模型接上工具、瀏覽器、記憶系統、真實信息和執行環境。讓agent能自己去研究、查資料、記住東西、跟人溝通、把任務拆解開然后一步步執行。
AI因此從“會說話”變成了“能辦事”。
黃仁勛特別提到了Codex和Claude Code這些編程agent,說它們已經能把大部分軟件任務自動化了。
但他不覺得軟件工程師會消失,事實上英偉達和很多公司還在瘋狂招工程師。
其實原因還是黃仁勛的那句話“寫代碼是任務,不是目的。”
然后黃仁勛還提到Physical AI也在快速成熟。黃仁勛認為自動駕駛會是第一個真正落地的突破。他說,機器人出租車在科學上已經解決了,現在主要是工程問題,而且工程也快搞定了。
英偉達做了一個叫Alpamayo的軟件,號稱世界上第一個“會思考的汽車”。
這個會思考,指的是它遇到一個從來沒見過的情況,也能推理出該怎么辦。它的推理方式是把新情況拆解成熟悉的元素:“這個我見過,那個我也見過,另一個也見過。”組合起來,它就能理解現在發生了什么,知道該怎么做。
對于人形機器人,黃仁勛也很樂觀。
他的邏輯是,如果AI已經能生成一個人拿起咖啡杯喝水的視頻,那讓機器人真的做出這個動作也不會太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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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難點不只是AI模型,還有機電一體化,電機、機械手、結構、材料、重量、強度、電池、傳感器,這些都得跟上。但好消息是,材料科學、電機技術、電池技術、傳感器都在進步,AI本身也在進步。
人形機器人不是科幻,是眼前的工程問題。
AI應用正在快速從實驗室走向真實世界,從聊天走向行動,從虛擬走向物理。
隨后,黃仁勛聊到了“開源”。
很多人覺得,AI開源了不就誰都能用了嗎?壞人也能用,那不是更危險?
但黃仁勛的看法完全相反。他說,開源恰恰能讓我們更安全。
他打了個比方來解釋。假設有一天,黑客用一個超級厲害的AI來攻擊你的系統,你怎么辦?你不可能也去訓練一個超級AI來跟它對打,那太慢了,也太貴了。
正確的做法是養一大群“看門狗”。這些看門狗都是用開源AI模型訓練出來的,專門負責防御。一只狗可能打不過一只狼,但一群狗就能把狼趕跑。
黃仁勛說這就是“蜂群戰術”,用數量優勢來對付單個強敵。
黃仁勛進一步表示,那些做網絡安全的公司,像CrowdStrike、Palo Alto Networks、Cisco,甚至包括微軟,現在全都在這么干。他們用開源模型訓練出一堆防御AI,專門對付各種網絡攻擊。
黃仁勛還說,開源有另一個好處,所有代碼都是公開的,誰都能看。這樣企業就能搞清楚這技術到底是怎么運作的,有沒有后門,安不安全。
所以黃仁勛的結論是,開源不是讓AI變得更危險,而是讓我們有更多工具去對付危險。
關于最近爆火的OpenClaw,黃仁勛說,英偉達發明了兩項技術來解決安全問題。
第一項叫OpenShell,就是給OpenClaw這只“爪子”外面套個殼,像龍蝦殼一樣把它關在安全籠子里。
OpenShell的基本思路是給OpenClaw一個虛擬環境、一個沙箱。系統會監控它能訪問什么信息,策略引擎怎么控制它,它能發送和接收什么信息。
它可以監控個人隱私信息的流出,也可以讓你訪問某些信息,但不讓你把這些信息發出去。
這樣,每個agent實例相關的隱私策略和各種規則,都被OpenShell抓住并執行。英偉達把這技術貢獻給了開源社區,已經被很多公司采用了。
這就是讓agent既保持開源的透明度和傳播速度,又給企業應用加上護欄的辦法。
黃仁勛在訪談中提到,他自己就在用AI寫股東信。
他會先列個大綱,然后告訴AI“去讀我讀過的所有東西、說過的所有話、寫過的所有內容、做過的所有演講。基于這個大綱,把我說過的東西填進去,先給我一個基本框架。”然后他再拿這個框架來改、來潤色。
他說:“在華盛頓這個城市,寫作太難了。我討厭寫作。但有了AI,寫作至少變得可以忍受了。”
這可能是整場訪談最真實的一個細節。
AI不是要取代黃仁勛寫股東信,而是把他從最討厭的打字和初稿環節里解放出來,讓他把時間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比如思考、判斷、修改、決策。
“任務和目的”,不只是黃仁勛的理論框架,更是他自己每天都在實踐的工作方式。
也因此,當他說AI會創造更多工作、會讓用AI的公司增長更快、會讓美國重新擁有制造業和高技能崗位時,這不是CEO的公關話術,而是他對這場工業革命最底層的判斷。
黃仁勛在訪談最后說:“你想想,如果我們把AI注入這個國家,結果是我們做事比以前更快,雄心比以前更大,期待比以前更高。這對國家怎么會是壞事?這正是我們想要的,更有雄心、更快、更好。”
AI不該被講成末日威脅,它是屬于全人類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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