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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三星家族一筆持續(xù)5年的巨額遺產稅繳納終于落幕。三星方面近日表示,已故三星前會長李健熙相關遺產稅已經全部繳清,總額約12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552億元)。這不僅是韓國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單筆遺產稅,也是在全球范圍內都極為罕見的家族繼承稅款。李健熙2020年10月去世后,其遺產包括三星生命、三星電子、三星物產等核心關聯(lián)企業(yè)股權,以及房地產等資產,整個遺產規(guī)模約26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196億元)。
這筆稅款由三星電子會長李在镕、三星美術館Leeum榮譽館長洪羅喜、新羅酒店社長李富真、三星物產社長李敘顯等家族成員承擔。三星家族在2021年4月完成遺產稅申報后,依據韓國分期繳納制度,歷時5年、分6次完成繳稅。三星方面當時曾表示,納稅是國民當然的義務,將依照法律和原則忠實履行。如今最后一筆稅款完成繳納,也意味著圍繞李健熙遺產繼承產生的最大現金支出正式結束。
12萬億韓元到底是什么概念?這一金額約合人民幣552億元,比韓國2024年全年遺產稅收入8.2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377億元)還高出不少。也就是說,一個家族繳納的遺產稅,超過了韓國全國一年遺產稅收入。對國家財政而言,這當然是一筆非常可觀的公共收入,理論上可以投入社會福利、醫(yī)療衛(wèi)生、基礎設施、教育支持等領域。正因如此,韓國財界和部分媒體將這次繳稅評價為“貴族義務”的代表性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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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如果只把這件事寫成“財閥家族主動回饋社會”的美談,也容易忽略另一個重點:這首先是依法納稅。韓國遺產稅稅率較高,大企業(yè)股權繼承尤其容易形成巨額稅負。三星家族繳納12萬億韓元,確實展現了履行義務的姿態(tài),但它的根本基礎仍然是稅法制度。換句話說,真正把私人財富轉化為公共資源的,不只是家族的道德選擇,更是國家稅制對超大規(guī)模財富繼承的約束。
這也是韓國社會長期圍繞財閥繼承爭議的核心。韓國經濟高度依賴三星、現代汽車、SK、LG等大企業(yè)集團,財閥家族對企業(yè)治理、股權結構和資本市場影響巨大。每當大型財閥進入代際繼承階段,外界關注的不只是家族內部如何分配資產,還包括繼承是否透明、是否影響企業(yè)控制權、是否通過復雜股權結構降低稅負、是否會沖擊資本市場。三星這次分期繳清遺產稅,至少在“稅款是否繳納”這一點上給出了明確結果。
為了籌措巨額稅款,三星家族過去幾年也面臨實際資金壓力。外媒此前報道,李在镕家族成員曾計劃出售部分三星電子股份,用于支付遺產稅及償還相關貸款;更早之前,家族成員也曾出售股份籌措稅款。對普通人來說,12萬億韓元只是一個巨大數字;但對財閥家族來說,這筆稅款不僅關系現金流,也關系股權持有比例、集團控制權和市場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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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三星家族在繳納遺產稅之外,還推進了約1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46億元)規(guī)模的醫(yī)療援助項目,并向社會捐贈逾2.3萬件藝術品。李健熙收藏中的大量藝術品進入公共領域,也讓韓國美術館、博物館和公眾文化資產進一步豐富。對于韓國社會來說,這類捐贈確實具有象征意義,因為它讓部分原本屬于私人家族收藏的高價值文化資產,變成了更多人可以接觸的公共資源。
但“貴族義務”這個詞也值得進一步討論。所謂NoblesseOblige,強調擁有巨大財富和社會地位的人,也應該承擔相應社會責任。三星家族繳清遺產稅、捐贈藝術品、推進醫(yī)療援助,當然可以被視為社會責任的一部分。但從現代社會角度看,公共責任不能完全依賴富人的自覺,制度化的稅收、透明的治理和可監(jiān)督的公益機制,才是更穩(wěn)定的保障。如果沒有稅法要求,巨額財富能否順利流向公共領域,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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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韓國普通民眾角度看,這件事也會引發(fā)復雜情緒。一方面,三星是韓國最重要的企業(yè)集團之一,創(chuàng)造就業(yè)、出口、稅收和技術競爭力,三星家族依法繳納史上最大遺產稅,也確實緩解了“財閥只享受財富不承擔責任”的批評。另一方面,12萬億韓元遺產稅的存在本身,也再次提醒大眾,韓國社會財富高度集中在少數家族手中。一個家族能繳出超過全國一年遺產稅收入的稅款,既說明其履行了義務,也說明財富集中程度非常驚人。
這件事對韓國財閥制度還有一個長期影響:未來其他大企業(yè)家族繼承時,三星案例很可能成為參照。韓國社會會更關注大規(guī)模股權繼承是否如實申報,是否依法繳稅,是否通過公益捐贈和社會項目回應公眾期待。尤其在貧富差距、青年就業(yè)、房價壓力和老年貧困問題突出的背景下,公眾對財閥家族的社會責任要求只會越來越高。
說得更直白一點,三星家族繳清12萬億韓元遺產稅,當然是一件大事。它既是韓國史上最大遺產稅紀錄,也是一次財閥家族財富向公共財政轉移的典型案例。但這件事不能只看成“家族美德”,更應該看成“制度發(fā)揮作用”。真正成熟的社會,不是期待富人偶爾慷慨,而是讓財富繼承、稅收責任和公共回饋都有明確規(guī)則。
所以問題也很現實:三星家族繳清12萬億韓元遺產稅,應該更多被看作“貴族義務”的體現,還是韓國高額遺產稅制度發(fā)揮作用的結果?再進一步,面對超級富豪和大企業(yè)家族繼承,社會應該鼓勵自愿捐贈,還是更應該依靠透明、嚴格、穩(wěn)定的稅收制度?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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