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越自衛反擊戰爆發后，香港《明報》如此評論：打狗給主人看！

1979年2月17日，對越自衛反擊戰在中國南方邊境打響。

對越自衛反擊戰中的中國軍隊

戰爭的影響，很快就波及到位于珠江口的東方之珠——香港。

彼時的香港社會各界，對于這場戰爭，是什么反應？

首先我們來看掌控輿論的新聞媒體界。

上世紀70年代末的香港，彈丸之地竟然有70多家報紙，左中右派系林立，是名副其實的“言論櫥窗”。然而，當越南排華和邊境挑釁的消息不斷傳來，不同政治光譜的報人，在民族大義面前發出共鳴。

一時間，香江紙貴，議論沸騰。

反應最強烈的，當屬作家金庸先生主持的《明報》。

金庸先生

2月19日，《明報》社論《魯智深拳打鎮關西》見報。在這篇社論里，作者把中國軍隊比作路見不平痛毆暴徒的魯提轄：

“好像街頭有暴徒欺侮婦孺老弱，有人看不過眼，將暴徒痛毆一頓。”

文章指出，越南侵柬在先，各國都不以為然，中國教訓它一下，大家都覺得應有此報。

到3月2日，當對越自衛反擊戰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明報》再刊評論《無畏精神，值得喝采》，稱此役是“反霸的一雷”，中國用事實證明了擔當反霸旗手的魄力。

評論分析，當時蘇聯若真敢報復早就動手了，中國選此時機“打狗給主人看”，解除了南北夾擊的夢魘，也穩住了東南亞自由世界的軍心。

看到這里，想來《明報》在對越自衛反擊戰中持什么立場，已經不言自明了吧？

出人意料的是，連有國民黨背景的《華僑日報》也站了出來，支持對越自衛反擊戰。

《華僑日報》的主筆徐復觀，是知名儒家學者，當時也是臺、港最具社會影響力的政論家。他在文章中剖白：

“數十年來，我敢與毛主席等為敵，卻決不敢與自己的國家民族為敵。”

徐復觀

他稱贊中國在攻下諒山、居高臨下時毅然撤兵，是“示天下以信”，真正打出了“泱泱大國之風”。

屬于左派的《大公報》《文匯報》當然全力支持自衛還擊，但在市民中反響最大的反而是中間報刊的社評。

港英政府是什么態度呢？

他們面對戰爭的爆發，如履薄冰，既不開罪北京，也不引倫敦猜疑。

1979年3月，香港總督麥理浩在硝煙未散時，當即訪問北京，首開在任港督拜會中國領導人之先河。他與中國領導人討論新界租約，務實地維系著雙邊關系。

麥理浩

至于學術界，則相對比較冷靜，分析戰爭爆發背后的根源。

浸會大學專家楊達指出，越南1975年統一后即大規模排華，從南方富裕華商到北方華僑無一幸免；同時中越在西沙、南沙還存在領土糾紛。

他毫不避諱地比較雙方戰力：

“解放軍剛走出文革陰影，經驗不足，而越軍繳獲美軍裝備，又有蘇聯援助，所以攻諒山等地時付出了沉重代價。”

香港工商界的姿態最低。

此前，許多香港商人在越南投資設廠的，受到排華風潮沖擊，1977年“凈化邊境”已讓他們血本無歸。

戰事爆發后，他們關心的不是政治上的對錯，而是如何保全僅剩的利益。

時任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多年后總結：“在越南從商，愈低調愈好。”

對于占大多數的香港普通民眾來說，他們與這場戰爭相距最近的是潮涌而來的華僑難民。

在越南排華風潮的沖擊下，許多被越南驅逐的華僑乘船涌入香港。香港被指定為“第一收容港”。

那時候，臨時難民營遍地都是，教會、東華三院等慈善機構公開籌款，購買糧食藥品。

市民對華僑同胞多表同情，畢竟“血濃于水”。他們還用一份善款，留在家門口的難民營里，安撫了苦難的同胞。

上世紀70年代香港街頭的市民

那份背井離鄉的痛，港人最能感同身受。

1979年3月6日，一位香港市民寫信給解放軍傷病員：

“由于越南侵略者不斷對我國進行武裝挑釁……中國邊防部隊被迫自衛還擊。你們肩負祖國人民的重托……”

言詞樸素，卻透著民間的真實牽掛。這份牽掛，勝過萬言宣言。

比信件更具體的，是一個人與一本書。

王志軍，當年解放軍里唯一有記錄的香港籍戰士，親身潛入槍林彈雨。戰后他寫下《1979對越戰爭親歷記》，記錄血火點滴，更把售書所有利潤全數捐出，幫補傷殘和貧困戰友。

這位香港子弟，用最實在的方式表達了對國家的赤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