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第一“叛將”90歲高齡給鄧公寫信：我有罪，我想死在老家

1989年春，香港《大公報》的一則消息——“不再追究建國前人員歷史問題”——吸引了一位年逾九旬老人的目光。茶幾上的報紙被他反復翻閱，指尖微微顫抖。消息刊出后，他的沉默忽然被打破：“也許，可以回去了。”

這位老人名叫龔楚。香港街坊早已記住了他在拍賣行里揮毫潑墨的瀟灑身影，卻很少有人知道，半個世紀前，他在中央蘇區的軍人名單上，名字排在“朱毛”之后，被稱為“朱毛龔”。更鮮為人知的，是他后來突如其來的逆轉——那場轟動一時的“北山事件”讓他背上“紅軍第一叛將”的稱呼。

1990年10月13日，廣州東站的站臺上，龔楚穿著暗灰中山裝，拄著一根舊木杖，登上開往韶關的綠皮車。他沒有告訴外界，只帶了幾口家眷與一封厚厚的信。兩天后，火車駛進韶關站，迎接他的除了秋風，還有樂昌縣干部龔洪永。簡短寒暄后，龔楚把那封落款“龔楚”的信鄭重遞了過去：“煩請轉交北京，收信人——鄧小平、王震。”只有一句核心：請求準許葉落歸根。

信寄出，等待開始。此刻的龔楚已是九十高齡，而他的故事要追溯到1901年。那一年，他出生在廣東樂昌的客家山村，原名龔鶴村。12歲考進廣州市立第一中學，恰逢珠江口炮聲隆隆、南陳北李的革命新風。一腔熱血，少年從書桌直奔軍營。

17歲，投筆從戎，成為粵軍小班長。又過幾年，他考入云南講武堂韶關分校深造。學習成績并不出眾，可他槍法好、領兵也果敢，1923年便做到國民革命軍少校參謀。隨后，國共合作的東風吹來，他在廣州工專讀書時接觸馬克思主義，1924年6月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轉為中共黨員。

紅色道路初啟，龔楚被派回樂昌開展農運。農會、農民自衛隊、討逆軍，一件件擂鼓般的事務把他推向前線。南昌起義、朱德會師、挺進井岡山……1928年4月，當朱德、毛澤東和他并肩站在黃洋界的云霧中宣布組建紅四軍時，三人姓名并列，氣勢如虹。

值得一提的是，他與鄧小平的緣分也在此后結下。1929年百色起義，紅七軍成立，鄧小平任政委、龔楚任參謀長兼十九師師長。兩人相互扶持，鄧小平還在龔楚大婚時擔當證婚人。彼時誰能料到，十年后寫信求歸鄉的老人，會以“有罪”自稱？

歷史的車輪很少一帆風順。1932年，龔楚在戰場屢受挫折，被指“右傾”，調去紅軍大學學習。會議上的批評、頻繁的調動，再加上第五次反“圍剿”的連連失利，讓他的信念出現裂縫。國民黨“高官厚祿”的勸降聲像夜半風聲，悄悄鉆進了縫隙。1935年5月2日，長征途中，他在湖南郴縣黃茅村留下一封字跡倉促的信，棄營私逃。

“你真打算回去？”警衛員追出一聲，“革命未成啊！”

“再走，命也沒有了。”他頭也不回。短短十余字，濃縮了動搖與怯懦。

叛逃之后，他依托舊交，先投余漢謀，后受蔣介石嘉獎，成了粵湘邊區“剿共指揮官”。北山行動便在此背景下發生。1935年10月13日，他假冒紅軍聯絡員，以往日情義為餌，將戰友騙入埋伏，導致五十余名紅軍倒在密林。這一刀，砍斷了他與過去的最后紐帶。

全面抗戰爆發，國共合作成為大勢，龔楚憑多年軍事素養在第五戰區前線屢次重創日軍。遺憾的是，蔣介石始終半信半疑，軍銜止步少將。抗戰勝利后，他輾轉北平、武漢，局勢漸明朗便在1949年選擇向北江分區投降。葉劍英委派他赴海南勸降薛岳，他卻轉身去了香港，更名“龔松庵”，從此隱身商界。

香港三十余年，畜牧場、書法攤，一派紅火。親友來訪，他偶爾提到井岡舊事，語速飛快；提到北山，卻話鋒一轉，埋頭磨墨。港島的霓虹無法遮蔽年邁的鄉愁。報紙那條“既往不咎”的新聞，像一道縫隙，讓塵封的鄉路透出光。

1990年到家那天，長來村鞭炮震天，鄉親還是喊他“大軍長”。他顫聲回答：“不敢當，不敢當。”數日后，電話鈴在客廳驟響，鄧小平的聲音透過話筒傳來。電話內容無人知曉，只記得掛線后，老人坐在竹椅上，淚水滴在手背。

余生五年，他種竹、養雞，偶爾寫字換酒。村中學童跟他學寫“忠”“毅”兩字，他總強調筆畫轉折：“鋒要藏，藏而后發。”外地記者登門，采訪往事，紅軍階段他侃侃而談；問及叛變，他微笑搖頭，“那頁翻過去吧。”聲音很輕，卻拒人千里。

1995年冬，龔楚在祖屋內安靜離世，享年94歲。喪禮簡單，祠堂門首仍掛“中山北伐先烈”橫匾。當地老兵議論功過，各執一詞，議論聲漸行漸遠。竹林依舊。隔著歲月的煙塵，那封“我有罪，我想死在老家”的信，至今仍被縣檔案館妥善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