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年代，許世友的兩任司機，一個征戰沙場，一個為民服務

1955年10月的南京清晨，紫金山頂薄霧未散，軍區禮堂卻已燈火通明。會上，首長們正在研究新中國第一輪裁軍方案，許世友端著搪瓷缸，皺著眉聽完后一句未發。散會時，他瞥見角落里站得筆挺的小車排排長于正仁，隨口丟下一句：“小于，跟我來。”這一聲招呼，把兩代司機的故事，再次牽進人們的記憶里。

先把時間撥回到1946年。那年的冬天，山東膠東戰事最緊。17歲的曲延明剛剛結束短暫的新兵訓練，跟隨部隊輾轉在海陽、牟平一帶。小伙子個子不高，眼神卻透著狠勁，沖鋒時從不落后。年末，他被調入山東軍區司令部，當起了司令員許世友的警衛員。對一個只在槍林彈雨中找存在感的青年人來說，保護首長比上戰場更要緊，他甚至睡覺都把駁殼槍枕在手邊。

許世友的警衛得會打也要會想。曲延明每天起得最早，先檢查車輛機油，再練習射擊和擒拿。許世友注意到這股拼勁，語氣少見地柔和：“小曲，這股子勁兒別散，跟我干，你得多條本事。”不久，他被送去學開車。那年頭，能摸方向盤的戰士不多，曲延明卻在三個月里練出了倒車入庫的絕活，成了司令員最信任的“飛車手”。

時局風云變換。1950年6月，朝鮮半島硝煙乍起，中國決定抗美援朝。曲延明此時正在杭州參加軍區汽車兵集訓。朝鮮前線緊缺能打仗、又會駕駛的骨干，他咬咬牙，扔下行李奔赴東北集結地。臨行前，他只來得及在許世友家門口塞下一張請戰條。田普夫人追出來，叮囑他“到了那邊寫信”。火車開動，汽笛一聲長鳴，他再沒回頭。

在朝鮮，他被編入志愿軍后勤汽車團。一條崎嶇公路、漫天雪花、敵機盤旋——這是他記憶最深的畫面。白天躲飛機，夜里踩著油門狂奔，常常一晚要拉三四趟彈藥。一次炮火封鎖，他搶下方向盤，帶著滿車炮彈沖進彈雨，硬是把車隊領到指定高地。此役后，他被提拔為運輸連連長。后來又隨部參加1962年邊境自衛反擊，屢次負傷，腰背留下三塊彈片。終因舊傷復發，他于1964年轉業，到黑龍江一家物資公司做黨支部書記，把部隊里的那股子剛勁帶進企業。每逢給工人作報告，他總愛講起“第二次過鴨綠江”的夜色，“那槍火像流星雨，咱的心呢，比鋼板還硬。”話不多，卻能讓臺下頓時安靜。

再說1955年入伍的于正仁。小伙子學駕照只用兩周就上崗，老兵們背地里稱他“旋風小于”。1960年秋，南京軍區組建小車排，年僅23歲的他挑了大梁，專為軍區首長服務。第一次與許世友近距離碰面，是給家里送煤。大門竟無人守，他只得扯著嗓子喊：“班長在嗎？”沒料想從屋里出來個粗壯老漢，滿臉絡腮胡。“嚷什么？”那人瞪眼發問。“報告司令員，送煤的。”小于心頭一驚，趕緊把煤筐扛起，“您歇著，這活我來。”這份爽利，讓許世友記住了年輕人。

往后幾年，小車排與司令部密接配合，碰頭的機會多了。一次，首長們在大伙房排隊打飯。許世友端著鋼碗蹲墻角，小于提把小板凳遞過去。首長擺手：“戰壕里哪有凳子？”小于干脆自顧自坐下，“那我就不客氣啦。”幾名參謀見狀竊笑，后來還拽他埋怨：“首長都蹲著，你倒坐著？”小于不服，“我請他，他不坐啊！”許世友遠處聽見，回頭笑罵：“這小子有意思！”一句玩笑，倒讓他在司令心里又扎了根。

1962年夏，南京軍區車輛緊張，排座次的矛盾多了起來。許世友干脆開大會劃規矩：20公里以內，不分將校，一律徒步。點名環節，他猛地問：“小車排長小于到沒？”小于在后排跳起回應，“到了！”指揮席上響起一陣爽朗笑聲。沒幾個月，組織把他調去31團擔任連隊指導員。脫下駕駛服，他把方向盤換成筆記本，帶士兵讀文件、學條例。后來部隊精簡整編，他又被派往地方交通局，專盯公路運輸安全。有人感嘆：“從給首長開車到給群眾跑腿，這小伙子越當兵越接地氣。”

人們常拿這兩位司機相對照：曲延明的履歷像一部槍林彈雨的戰史，于正仁的經歷則是典型的“從軍到民”軌跡。其實，時代不同，任務有別，卻都在各自崗位上寫下同樣沉甸甸的兩個字：擔當。

曲延明的擔當，是在寒風刺骨的長津湖邊緣擰著方向盤，把熱乎乎的軍需品搶送到陣地。他懂得在黑夜里點著車燈就是死路一條，于是干脆摘下電瓶，憑月光摸黑前行。一次暴雪封路，無奈之下，他組織車隊把汽油桶卸下，用鐵鍬、手撬通雪道，又借著硝煙余溫化雪鋪沙，一夜鏖戰才讓30多輛車安全通過。運糧搶險，傷口淌血，他咬著牙堅持不下擔架。戰后平靜，誰也不知道他身上那幾塊不能取出的金屬碎片，逢雨就鬧疼。

于正仁的擔當，則閃現在日常瑣事。1970年代初，他已是地方運輸戰線的骨干，常年跑大別山深處的供銷路線。那陣子，山區糧食緊缺，他帶隊押車運送救災小麥。山路塌方，他和駕駛員拿鎬開道，一鏟一鏟挖到凌晨。有人勸他先把車開回來，等修路隊。“不能拖，全村就靠這幾車糧。”他把手電扣在帽檐，繼續挖。車子進村時，老鄉端上自家煮的紅薯干，他憨笑著擺手，“這是給娃娃們留的。”

外人或許只看到他們“司機”二字，卻忽略了這份職業背后的含義。在軍旅詞典里，司機不止是開車，更要隨時準備戰斗、救護、排障，尤其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一輛滿載彈藥的解放牌卡車，就是一座移動生命線。曲延明將方向盤當戰刀，車頭就是沖鋒陣地；于正仁則把那套本領轉化為服務群眾的工具，讓偏遠鄉鎮的集市每天都準點響起喇叭聲。

1965年春天，許世友南下廣州前，專程把于正仁叫到小院，遞上一盒茶葉：“你要到地方，好好干。”那一刻，老將軍已年過五旬，鬢角花白，卻依舊一身軍骨。兩個人都知道，這也許是最后的見面，卻誰也沒說告別。20年后，報紙刊出訃告，遠在北方交通口的于正仁在宿舍里靜坐到深夜。翌日，他照舊上路，只是在發動機的轟鳴里，輕聲嘀咕：“首長，放心。”

同樣的夜里，哈爾濱白雪漫天。曲延明捧著發黃的日記本，把那張1949年入黨介紹信攤在膝上，嘆了一句：“老首長一路走好。”他曾無數次憶起，自己第一次摸方向盤的緊張勁兒，也記得許世友拍著他肩膀的話：“開車和打仗一樣，膽大心細。”如今戰友凋零，可那句話像刻在鋼板上，一生不磨。

兩個年代，兩段車輪印。有人說，他們運氣好，能貼身伺候大將。其實，戰火中多的是無名之輩，他們不過以方向盤為槍，恰好被歷史留下一筆。但凡那一代兵身上的火，照亮的不只是前線，也點燃了后來者為民奔波的燈。歲月流逝，塵土落定，再回望，殘破的公路與破舊的吉普沉入史冊，唯有那股子不肯服軟、不敢懈怠的勁頭，像引擎的轟鳴，一直在耳邊回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