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珍寶島戰役后,我國北方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中央出于安全考慮,疏散了一批在京的老干部到各地。但,同樣是疏散的老干部,有沒有靠邊站處境是完全不一樣的。
如果是正受重用的,到了外地依然能接觸核心文件,生活待遇安排妥當。但若是已經被批、被扣帽子的,那就會遭受很多冷眼,接收地的領導怕被牽連,往往會極為排斥。
并且在什么時候回京的問題上,名義和實質也有很大區別。這個說是擔心打仗才進行疏散的,那沒打起來就該讓人回京。但實際執行時并非如此,靠邊站的老干部如果未得到允許,是不允許擅自離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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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沒打起來,一些老干部卻“疏散”在外地好多年,有家不能回,很是煎熬。他們為了能重返北京解決問題,也是想盡了辦法,寫信、訪友、找老首長等等。
開國少將王智濤就很有意思,沒說讓我回,但官方文件也沒說讓我不回啊,被外放三年后他直接回到北京,讓原單位軍科院嚇了一跳。
軍科院一些領導說這樣不行,會影響軍政關系,粟裕聽后反問了一句:“那怎么辦?把他再關起來,武裝押解回去?”這話讓眾人啞口無言,也讓王智濤的事成為一個默認允許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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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王智濤在建國后的生涯真是波折不斷,50年代初就已經受到過運動的影響。
彼時他擔任上海防空司令部副司令員,被人舉報與人合謀貪污3000億元(舊幣1萬元合新幣1元),他個人拿走了700億。這么大的數字,中央高度重視,成立了專案組進行調查。
最后查出來,王智濤曾經是獲得了軍委撥款的49億舊幣作為接待蘇聯顧問的費用,但這個款項全部用在了蘇聯顧問身上,每一筆支出都有詳細記錄。而且使用過程中王智濤能省則省,項目結束還剩了35億,他又全部上繳給軍委。
一共就撥款49億,被指控個人貪污700億,這明顯不可能,最后查明所謂的王智濤貪污案,是一個名叫趙景清的東北航校干部因貪污被抓后為減刑而編造出來的(王智濤曾任東北航校教育長)。
按道理來說,到這一步就應該還他清白,恢復名譽,但現實是事實并未到此結束。王智濤在北京接受了幾個月的審查。最終沒審查出跟貪污相關的事,但硬是從過去生活中找出一些問題,給了一些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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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此事,他在回憶錄里說,當初的“三反五反”運動太轟轟烈烈了,有些人為了自己的“政績”,特意去把高級干部打成“大老虎”,這樣更容易得到上級的肯定。而那些被當成目標的干部,展開了針對性調查后,即便沒事也會找點問題出來,否則不好收場。
部分人為自己的烏紗帽,強行搞出一些問題來,王智濤純屬無妄之災。而后來這樣的經歷,他遇到了不止一次。
1952年,王智濤調任為防空學校校長,1957年,防空軍與空軍合并,王智濤依然負責防空學校,只是重新進入了空軍系統。
結果次年的反“教條主義”運動,搞軍事教育的大多被批“教條”,南京軍事學校的劉伯承如此,防空學校的王智濤也是如此。學校黨委擴大會議開了一個多月,王智濤就挨了一個多月批評,最后選擇接受,做了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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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空軍首長對王智濤有看法,想讓他轉業。報告打上去后,軍科院院長葉帥認為這樣不妥,就點名讓王智濤到軍科院,至少還是留在了軍隊。
王智濤進入軍科院,擔任戰術研究部副部長,給上將彭紹輝當助手,63年又升為副秘書長。這樣安穩過了幾年,沒成想大運動來了。
他這種挨過處分的人,不可能躲得過,就被扣了幾頂帽子,好在軍科院不算實權部門,同事們也清楚王智濤的為人,就定為“內部矛盾”,不上不下,沒有正式文件,也沒有新的任命,就這樣煎熬著。
1969年,中央下達了“疏散令”,王智濤被疏散到山西榆次,他比一些老干部處境還是好些,至少不用勞動,生活上也有一定保障。
但內心還是憋屈的,遲遲沒有等到結論,也沒有等到回京的理由,那種未知帶來的迷茫,讓他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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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71年6月,事情總算出現了轉機。彼時王智濤在部隊服役的子女趁著探親的機會來到榆次,帶來了一些外面的消息:形勢在變,有些老干部的處境好轉,平反的風正在吹。
并且子女給出建議,與其坐在榆次等,不如先回北京,至少有什么風吹草動,能第一時間得到消息。
原本王智濤就有這個想法,經子女這樣一說,心思更加活絡了。說到底,當年疏散出來,說的是擔心打仗,眼下既然沒有發生戰爭,疏散的前提就不成立,憑什么不能回去?
所以他做出決定:回去!不等批準,不報告原單位,直接回去。這是個很大膽的決定,因為當時都政治風氣,必須要得到同意才能動,比王智濤級別高的老同志都在等待著,他卻不管不顧,相當有勇氣。
抵達北京后,他沒有回軍科院報到。而是通過老戰友的幫助找了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悄悄住下,開始打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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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他得到一條非常重要的信息——葉劍英元帥回京了。不過葉帥是走正常程序回來的,兩人的情況不一樣。
王智濤馬上登門拜訪,將自己這些年的處境宣泄而出,希望老首長能幫幫忙。葉帥表示了理解和同情,但很快話鋒一轉,有些問題當下還沒辦法解決,只能等大環境改變再說。
王智濤也體諒老首長的難處,不過也表示自己不想回榆次,打算留在北京,就算暫時解決不了問題,至少能第一時間感受風吹草動,說不定能出現轉機。葉帥不置可否,王智濤也就這樣默默住下了。
但是住也面臨著麻煩,三室一廳的房子,他、老伴、兒子還有一個保姆,已經住得很擁擠,要是哪個孩子回京,該如何落腳?
思考再三,王智濤決定回自己的老屋子看看。一去就發現,上面貼了封條。這是壞事但也是好事,壞事是說明他暫時遇到了問題,原住處被封了。好事是沒有將房子分配給別人住,說明上級對他還是持保留態度的,那就還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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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上級沒有一棍子打死,那他也沒有太多猶豫。封條撕了,鎖撬了,就搬回家里去。
這樣一來,事情就瞞不住了,相關部門把情況告知軍科院,要求單位出面處理這件事。軍科院質問王智濤:“誰批準你擅自回京的?趕快到榆次去。”并要求王智濤把房子讓出來,他偏不。為此,軍科院就把他叫過去專門開了個會。
這個問題,放在別人身上,可能會害怕。但王智濤沒有畏手畏腳,他積了好幾年的委屈,在那一刻全倒了出來。只問了兩個問題:
“第一,我的問題被定為內部矛盾,從來沒有一個清晰的結論,弄得不明不白,我多次要求平反,沒有人理睬,這是什么意思?第二,當年說疏散出去是因為備戰,現在仗沒打,我為什么不能回來?這兩件事,誰能給我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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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啞口無言,有的人把問題反映到院領導處,副院長宋時輪也剛“解放”不久,很同情王智濤的遭遇,沒有說什么;另一位副院長粟裕就更直接了:那怎么辦?難道把他再關起來,武裝押解回去?
至于院長兼政委葉帥,那就更不用說了,于是,王智濤的事得到軍科院默許。本單位都這樣,其他部門更沒話說了,事情就此定下。
1975年,王智濤被正式安排工作,出任軍事科學院顧問,享受大軍區副職待遇。他的大膽一賭,賭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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