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金融曝險三重沖擊！外資持股超40%、美債資產超700億？

2026年初美以伊沖突驟然升級，美國在軍事行動之外，更將經濟制裁與金融封鎖作為“戰爭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股市優先”的執政邏輯日益凸顯，市場常因他一條社交媒體信息而劇烈波動，被外界戲稱為“手畫K線”。目前，地緣政治與金融武器化深度交織，全球經濟的脆弱性前所未有。

在此背景下，一系列緊迫問題擺在面前：特朗普政府“股市優先”的行動邏輯是什么，背后反映了怎樣的國內政治生態？當AI產業周期遭遇地緣政治風暴，臺灣金融市場“外部流動性枯竭”與“內部資產錯配”的雙重風險將如何沖擊其脆弱環節？霸權穩定論在當前國際局勢下是否依然適用？美國霸權的衰落是否必然導致全球秩序崩塌，新舊秩序交替中各方又能扮演怎樣的角色？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長、廣開首席產研院院長連平，以及臺灣知名政治人物、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資深研究員雷倩，對上述問題進行深入解讀。

蘇恒：在軍事介入效果不大、談判協議簽署可能性不大的情況下，美國開始動用傳統技能——經濟霸權，發動“經濟狂怒”，通過新一輪制裁、金融封鎖等手段對伊朗施壓，貝森特毫不掩飾地聲稱“經濟手段也是戰爭的一部分”。盡管被嘲笑是“無能狂怒”，但全球還是免不了擔憂，美國沒有章法地亂出拳，可能會給已經非常脆弱的全球經濟帶來更多沖擊。

首先請教連老師，如何評價美國在此次伊朗局勢中使用的經濟手段，可能對伊朗和全球經濟造成的影響？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其他國家和地區又該如何應對美國這種“經濟狂怒”？

連平：這一次美伊局勢應該說非常復雜。軍事行動是一條主線，但經濟方面的所謂制裁和打擊手段依然是十分重要的環節。

我們分析了美國經濟手段的一些核心特征，我認為最主要的有兩點：第一是全鏈條的封鎖，即對所有領域、所有相關的重要鏈條和環節進行封鎖；第二是經濟手段的武器化，包括金融。這是兩個最核心的特征。

就美國經濟武器化這方面來說，各國也都有各自的一些做法，在很多方面已經做出了明確的反應。也就是說，美國這樣做了，我們不能坐以待斃；對很多國家而言，他們必須采取相關措施加以應對。我將這些不同的做法歸納為幾個詞：一是去依附，二是強自主，三是促多元，四是抱成團。

所謂去依附，就是說如果過去經濟更多依賴美國，那就需要逐步減少對美國的依附。比如我們中國去年受到了美國特別關稅的攻擊，這方面的影響告訴我們，如果更多地依賴美國市場，受到的打擊就會越大。所以我們主動減少對美國的出口。在美國出口中，美國占中國出口的份額，十年前大概在20%左右，現在已經降到了10%以下。這就是最典型的去依附。

所謂強自主，就是說整個經濟發展、貨幣金融領域要更多增加自己的自主權，我們的相關政策要站在自身運行需要和自身利益的基礎上，來進行管理和運作。

所謂促多元，就是發展和全球的經濟貿易關系。在去美國市場依附之外，不斷向其他方面發展，我們要更多地發展向歐洲、中東、中亞、非洲、拉丁美洲這些方向的交易和貿易往來。最近這些年我們和非洲之間的貿易往來增速非常快，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這也反映了中國在國際市場的國際分工結構中，我們的地位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最后說抱成團，其實就是一系列志同道合的國家應團結起來，共同對抗美國經濟武器化的一系列做法，尤其是包括金融制裁等做法。具體來說，許多國家有了很多相關策略，比如在金融上去美元化，破解美元的枷鎖。這里通常有幾個做法我認為可行：

一是推廣本幣結算和雙邊貨幣互換；

二是建設替代支付系統，弱化SWIFT的壟斷；

三是外匯儲備多元化，減持美債，增加黃金儲備，降低美元資產的風險以及增加戰略資源儲備——戰略資源主要是兩項，石油和糧食。

四是要保持本國央行與核心金融機構的安全。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美國實施金融制裁要打擊你時，打擊的就是你的中央銀行和你國內最主要的系統重要性大型金融機構。這些要保護起來，建立很好的金融安全防火墻，以防范資產被凍結和單邊制裁。

另外，還要關注一些關鍵物資和區域的自給，主要包括能源、糧食、醫藥、基礎工業等方面，減少對美國及其盟友的依賴。還要完善自己的戰略儲備體系，剛才提到的包括黃金等戰略性基礎物資，這些方面都需要很好地加以完善。要進一步堅持多邊主義，同時實施平衡的外交政策，靈活應對市場的相關沖擊。現在很多國家在這些方面已經有了不少做法，但也有很多國家可能還不夠重視。

所以我認為，在全球范圍內，面對美國這種已經走到叢林法則地步的霸權主義，必須采取針對性、強有力且靈活多變的措施來加以應對。

蘇恒：美伊戰爭打到現在，市場的反應也是起起伏伏，經常被特朗普幾條社交媒體信息所左右。而且我們越來越發現：相比在伊朗戰場上的得失，特朗普更在意的是股市的漲跌，也被外界戲稱是“手畫K線”。這種將地緣政治風險與股市短期波動緊密捆綁的做法，引發了外界對于其政策優先級的廣泛討論。

雷老師，市場隨特朗普起舞的行動邏輯是什么？您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這種“股市優先”的執政邏輯？這種邏輯背后反映了美國怎樣的國內政治生態和經濟治理理念？

雷倩：當然，我們完全可以從它的國內邏輯來理解，通常大家會提到年底選舉等因素，但我寧可把它放在一個較高的戰略高度來思考，因為這種現象不僅是對伊朗戰爭才如此。

大家可能記得，4月2日關稅全球大戰之后一個星期之內，它就發生了轉向。因為在一個星期內，日本的債市和美國的債市產生了巨大波動，所以對它想要達到的目的而言，回擊的力道非常強。因此，每一次市場的反應都很重要。為什么會這樣？如果我們回到MAGA的核心，即“讓美國再度偉大”，金融并不是戰爭的附屬，金融和經濟本身就是戰爭。從這個戰略角度來看，雖然我認為特朗普有時在裝瘋賣傻，但他背后還是一個理性人——他所重新塑造的美國最核心的強勢，就是金融和經濟上的強勢。我們可以拆解來看。

第一，在全球外匯儲備中，即便到今天，美元仍占55%到60%。如此龐大的外匯儲備給了美聯儲非常大的權力——石油美元支撐了美國的美債，而操盤美債的美聯儲擁有了美元水流的收放能力，也就是我們在全球金融上所說的流動性能力。

第二，跨境交易和貿易。拿SWIFT來說，大約40%到60%是用美元結算；如果看國際清算銀行（BIS），也有大約50%到60%。所以美元在多數交易中占據主導地位，比例超過一半，在部分市場甚至更高，因此它是一個非常強大的主導者。

第三，就是您剛才問到的資本市場。全球股票市場的市值中，美國占比超過一半。也就是說，全世界很多人的財富是在由美國控制的金融市場中交易的。如果加上倫敦，占比就超過四分之三。因此，英美手里仍然掌握著資本市場的最大份額，從期貨到ETF，再到各種交易，甚至現在用穩定幣進行的虛擬貨幣交易，都掌握在美國華爾街和英國手中。

這三個結構加在一起，使得“讓美國再度偉大”的霸權核心不僅僅是軍事，其核心中的核心、強勢中的強勢，是金融霸權。所以從MAGA的邏輯來看，美國在剛才提到的50年石油美元協定結束之后，必須想方設法維持它在資本流動上的控制權，這樣才能在股市、匯市、資本流動上保持其“美國偉大”的主導權。

有了這樣的理解，大家就能明白，即便有時忽然說一句話、挪動一下石油期貨，從而改變石油現貨和資本市場中石油相關的ETF，這些股市、匯市、資本流動都不是戰爭的附屬，它們本身就是戰爭——即資本流動控制權；這個戰場雖然沒有硝煙、沒有爆炸、沒有死傷，但影響可能也會造成很多人“血本無歸”式的死傷，而且影響更深，因為這是一種結構性的無硝煙戰爭。

從這個角度看，特朗普為什么會“股市優先”？這不僅是他的短期政治操作，也不只是為了讓他的家人朋友在市場上獲利，而是把金融市場納入國家的戰略工具，用金融武器化來取得他想要的戰略結果。但這確實會產生一個長期后果：當你把大家原本認為很安全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金融武器化之后，一定會侵蝕對美國、美元、美債的信任。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會看到連老師剛才講的，你會增加更多本幣結算，會有很多關于區域金融機制的討論，甚至去美元化討論。

金融不是這場戰爭的附屬，金融本身是在打的，是“讓美國偉大”的另一條戰線。但美國用金融來維持霸權，一定會消耗霸權，并且會消耗它維持霸權的正當性。

蘇恒：美伊沖突爆發后，臺灣金融市場經歷了一輪典型的避險沖擊。在美伊沖突導致全球避險情緒升溫與石油美元體系松動的背景下，臺灣金融市場面臨“外部流動性枯竭”與“內部資產錯配”的雙重風險。這種內外風險的疊加，特別是當AI產業周期遭遇地緣政治“超級風暴”，臺灣股市“一家獨大”的結構性風險，會以何種機制沖擊臺灣金融體系的脆弱環節？

雷倩：對，這是我們在臺灣時常討論的金融韌性。臺灣現在面對的不是單純的市場波動，而是一個結構性的金融曝險。其中有三層比較重要的結構。

第一層，我們股市的市場定價權已經在外資手中。先看基本事實：外資占臺股的40%以上，更重要的是權值股，像臺積電（TSMC）這種，外資持股超過七成。所以市場的邊際定價權其實在外資手上，外資喊進喊出，他要喊1800還是2100，都會完全主導整個臺灣股市的走向。事實上，我們經過很多次壓力測試。

例如2022年美聯儲的升息周期，外資凈賣出臺股超過一兆新臺幣，因為美元升息后資本回流美元，臺灣股匯同步承壓，新臺幣一度從27塊貶到差不多32塊。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說明資本流動完全會傳導到臺灣的股市和匯市。疫情初期也是一樣，外資為了變現，需要賣出股票。

由于臺股市場流動性較好，短時間內就能大量拋售，因此外資凈賣出了數千億新臺幣，造成臺股急跌，資金快速撤出。所以你可以看出來，我們再怎么說金融韌性，其實到目前為止，一旦金融發生風險，資本就會優先撤離它能夠撤離的開放市場，因為臺灣現在就是一個開放市場。

你最后問到的AI就特別明顯。像英偉達或臺積電這些好消息出來，外資轉為凈買超，從2023年開始，忽然間數千億就回到了臺股，臺股上漲，資金回流。所以，這些市場的方向都不是由臺灣的經濟決定的，而是由全球資本的流動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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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我們的資產結構其實是嵌在美元體系里面。最近比較多的報道提到金融韌性，當然他們寫的是如果中國大陸對我們經濟封鎖會怎么樣，他們說放心，因為臺灣的壽險產業持有將近700到1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類資產。這700到1000億美元被認為是臺灣金融韌性的最后一道防線，有人甚至用一個詞叫“隱藏的外匯存底”。這代表我們的資產高度美元化，不只是在“央行”的部分，壽險部分也是如此，而且其收益與美國的利率高度聯動。如果美國升息，美債價格波動，臺灣的金融體系直接就受到沖擊。資產端就是第二層，也是在美元體系里，因此它的風險來自外部。

第三層是制度問題。過去我剛回到亞洲的時候，臺灣曾經有資本流動的防火墻，叫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制度就是你的錢不能自由進出，如果要進入臺灣就必須經過許可，并且要在特定的地方才能操作。像這類對外資進出、資本市場短期操作進行管制的制度，可以控制節奏，但現在全部消失了。資本賬高度開放，沒有數量型控制，也沒有節奏型調整。

相比之下，連老師所在的中國大陸反而有比較強的資本賬管理能力。很多人說人民幣不夠對外開放、資本市場不夠開放，但如果大海嘯來的時候，這種不夠開放反而是比較重要的。臺灣不是沒有過防火墻，而是我們自己把防火墻拆掉了。拆到什么程度呢？甚至你可以不用賣臺股，而是把臺股在香港質押，直接在那邊變現成美元，繼續在全球流動。這就是影子銀行的一些“功能”——我放在引號里的“功能”，對臺灣而言其實是一個風險。

這三層疊加起來，你可以看到，表面上我們不斷開放資本賬和資本市場，使得我們的市場是由外資定價的。資產嵌在美元體系里面，所以它的風險也是美元體系里的風險。最后，我們的制度也缺少了防火墻。

這三點連在一起，如果我們回到上面說的——金融是這一次MAGA的主戰場，當金融被武器化的時候，臺灣現在就等于直接鋪在了金融的戰場上。利率變動是外部決定，匯率波動是外部傳導，資本流動也是外部主導，在一個單極的美元結構里面，臺灣——用連老師的話說就是高度依附，而不是現在政府告訴我們的韌性，它也很可能是我們最大的風險。

未來如果逐漸形成多元、多邊、多極的金融結構，資本的來源會更多元，金融中心會更多，節點沖擊面以及其拆卸的力道也會來自多方面，這樣對于臺灣這么小的經濟體來說，才是一個比較安全的世界。

最后總結一下，我的基本看法是：現在的經濟和金融，對臺灣而言是一個不可承受之重。尤其是我們對美國的絕對依附，使得我們原本可以在巨大風波之下保留的那一點點韌性，也都被逐漸拆掉了。拆掉之后，我們需要在新的市場結構中找到自己新的定位，而這個新的定位，很大一部分要來自于與中國大陸市場的連接，以及中國大陸制度上對我們的友善。

連平：就剛才雷老師講到的臺灣資本流動的問題，我覺得現在討論這個問題，包括未來的資本流動、經常項下和資本項下尤其是資本項下的貨幣自由兌換，在未來需要更加謹慎。

現在大家越來越感到有壓力，那就是全球的美元體系，包括美國的股市、美國的債券市場等等，所有這些都存在著明顯的風險積累。未來全球金融會不會出現一場新的海嘯？什么時候出現？這些都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

因此，在這種大背景下，尤其是經過這幾年美元體系不斷受到沖擊、不斷被削弱的情況下，它出現問題的可能性會越來越大。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是應該對資本流動方面施加一些限制，還是繼續保持完全的開放，任憑風吹浪打而不去防范？我想，從謹慎的角度來考慮，可能更多地需要選擇前一種做法——在資本流動和貨幣兌換領域，準備一系列謹慎的管理操作的手段和措施，多儲備一些相關的工具，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全球性巨大金融風暴。

蘇恒：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國霸權的快速衰落對于全球無論是地緣政治安全還是經濟秩序，都不是一件好事，可能會過快摧毀舊秩序，而新的秩序還未建立起來，容易因為權力真空帶來更大的動蕩和危機。

雷老師，您如何看待這種“霸權穩定論”在當前國際局勢下的適用性？從歷史經驗和現實情況來看，美國霸權的衰落是否必然導致全球秩序的崩塌？當美國霸權墮落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時，在新舊秩序交替的過程中，其他國家和地區組織可以扮演怎樣的角色來推動區域乃至全球的穩定與發展？

雷倩：首先，霸權穩定論并不完全是錯的，事實上在二戰之后，一開始是兩個霸權的冷戰時期，那也是一種霸權穩定論。在一定程度上，霸權穩定曾經提供了三個核心功能，也就是安全保障、貿易體系和金融穩定，使得全球化能夠有所支撐。

這其中最關鍵的核心在于：這個霸權是一個善意的霸權，還是像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樣，一下子變了臉、任意而行的霸權？今天的問題不是霸權衰落，而是霸權的性質改變了。美國霸權正在改變，在它任意而行的情況下，過去的那些公共產品，現在選擇性地供應給某些有條件、有陣營的國家，不再對所有的國家開放——也就是把全球性的核心和全球化的核心一腳踢開了。

第二，他們常說的“基于規則的秩序”（rule based order）。過去，規則制定者要求大家可以在公平的規則之下共同競爭，產生了一個互利共榮的世界秩序。但現在美國所做的這種霸權，是規則的例外者，也就是美國例外主義。在很多地方，有國際法，有聯合國的憲章，但美國可以破壞。這是最可怕的一點：大家都要服膺規則，而我可以不服膺規則。

第三，以前的金融，為什么美國的主導性那么強？華爾街和英國——英美兩個國家主導了全球金融。金融支撐了經濟上的交換，而金融作為中介者，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是信任。它的制度穩定性以及所謂的公平、透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由美國所主導的那些公開、公平、透明的一系列合規規定來體現的。但現在，金融變成了武器。美國霸權把金融變成了他們可以使用的武器，從一個金融中介者，變成了一個金融武器的使用者。

所以，你看到的是整個霸權的信任缺失，因為霸權性質的改變而改變了它在全球中的位置。今天我們看到的未來，并不是像格雷厄姆·艾利森他們所說的“必有一戰”或“修昔底德陷阱”那樣——那種是舊霸權對新霸權的挑戰，或者新霸權替代舊霸權的歷史敘事。我們現在看到的，其實是由中國大陸和其他國家所主導的地緣經濟格局——注意，不是地緣政治的歷史敘事，而是地緣經濟的格局。未來不是一個霸權替代另一個霸權，而是重新建構一個新的地緣經濟秩序。

中美“修昔底德陷阱”

所以，時常有人把美國的衰落歸咎于中國的取代，尤其在美國國內，但這個框架本身就是錯誤的。因為現在正在做的不是新舊霸權的更替，而是新秩序、新結構的建構——一種多元、多邊、多級的復式結構。這個復式結構，就像我們剛才說的，可能會有多個體系、多個權力中心、多個貨幣區，而且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事件上會有不同的結盟。多個中心之間的互動與結合，將成為新秩序的、新的穩定來源。過去是一個單一的霸權來提供穩定，現在是多個體系之間的協同運作來維持穩定。

所以我覺得，我們一邊在討論世界會怎么變動，另一邊也要回到臺灣和兩岸關系。其實臺灣的選擇非常清楚：如果世界是單極的，那臺灣就要選擇站在哪一邊；但如果世界變成了多極和復式的結構，那么臺灣真正需要做的其實是——如果有可能加入這些結構，我們要在哪些結構里面？不是去選“哪一邊”，而是選擇我們是什么位置，如何在不同體系之間運作，保持彈性，減低單一的依附。

因此，我常常用《易經》的話來講，就是乾卦最后的“用九”：“見群龍無首，吉。”原來的飛龍在天之后是亢龍有悔，一個單一強權由盛而衰的時候，世界就會打成多塊。而這樣的群龍無首，有各種各樣不同組織的世界，其實對全世界可能是一種更好的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