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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們發現孩子在學校發放的設備上沉迷YouTube、難以自控,有學生在三個月內觀看了多達1.3萬條YouTube視頻。
艾米·沃倫(Amy Warren)家住堪薩斯州威奇托市。當她讀七年級的兒子似乎對《堡壘之夜》(Fortnite)了如指掌時,她心中的“母親警報”頓時拉響了。這是一款戰斗射擊類電子游戲,她平時根本不準兒子玩。
在登錄了兒子的學校谷歌賬號后,她驚呆了。她向《華爾街日報》提供的觀看數據顯示,從2024年12月到2025年2月,兒子本(Ben)竟在在校期間點開了超過1.3萬個YouTube視頻。
本觀看的信息流中充斥著不當內容。有美化槍支文化的,有探討Nerf玩具槍消音器的,有孩子們逼真模仿被“爆頭”擊殺的,甚至還有拿鄰居發生性關系開露骨玩笑的視頻。
YouTube向他源源不斷地推送“Shorts”短視頻,這些都是算法認定他會喜歡的內容,讓他一個接一個地刷個不停。
“我當時就哭了,”沃倫說,“突然之間,滿屏都是這種槍支垃圾內容,而這根本不是他的錯。”她后來競選了學區教育委員會委員,并在去年11月勝選,渴望借此推動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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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沃倫攝于堪薩斯州威奇托的家中.
美國公立學校如今充斥著YouTube的身影。《華爾街日報》采訪了全美45個以上的家庭、學校管理人士、臨床醫生和教育工作者。他們表示,學校在教育內容上過度依賴這個谷歌(Google)旗下的平臺,這無異于打開了潘多拉魔盒,讓學生在學校發放的設備上陷入無限滾動的視頻中無法自拔。
吃零食、放學和室內休息時看YouTube。用YouTube教一年級學生畫畫。用YouTube給全班讀書。晚上躲在被窩里,用學校發的Chromebook看YouTube上面的倉鼠視頻。YouTube高管曾高調引用一項調查稱,94%的教師在教學中使用過該平臺。
家長提供的詳細數據凸顯了這一問題的嚴重程度:紐約一名二年級學生在兩個月的上課時間里觀看了700多個視頻,其中甚至包括一段鋼管舞表演。俄勒岡州一名十年級學生在3月6日上午9點到11點40分之間,一口氣刷了200多個視頻。
對YouTube的擔憂,正值美國教育陷入危機之際。美國學生的數學和閱讀成績已滑落至幾十年來的最低點。許多教育工作者、家長和學習科學家表示,不能再把責任甩給疫情造成的學習進度落后。成績下滑的同時,學生在校的屏幕使用時間正急劇增加。政府調查數據顯示,超過88%的公立學校普及了人手一臺設備的政策,這進一步推波助瀾。YouTube和Meta最近輸掉了一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社交媒體成癮訴訟,陪審團認定這些公司在運營傷害兒童的產品方面存在過失。YouTube表示正在對該裁決提出上訴。
Futuresource Consulting的數據顯示,預裝了谷歌軟件和YouTube的Chromebook占據了K-12基礎教育移動設備市場約60%的份額。蘋果公司(Apple)的iPad也是頗受歡迎的校園設備。學校管理人士和網絡過濾公司表示,YouTube是學校設備上瀏覽量最高的網站之一,有時甚至占到學生網絡流量的一半。
YouTube表示,學校管理人士可以控制學生在校觀看的內容,該公司支持學區做出最有利于學生的決定。YouTube發言人何塞·卡斯塔涅達(José Casta?eda)說:“我們的工具允許管理員完全屏蔽該平臺,或者僅允許學生觀看教師指定的視頻,且沒有廣告、推薦或瀏覽功能。”但一些學區和教師表示,由于種種原因,谷歌的工具和內容過濾器未能滿足他們的需求。
在包括威奇托在內的一些學區,屏蔽YouTube全部或部分內容的努力最終都無濟于事。家長、老師和學生表示,學生們總能找到繞過限制的對策:退出學區賬號,在Google Slides和Docs中分享YouTube鏈接,或是尋找其他后門。谷歌表示已經修復了Slides和Docs中的這個漏洞。
去年春天,當沃倫詢問是否可以在學生設備上全面屏蔽YouTube時,她得到的回復是,教師在部分教學環節中離不開這個平臺。
威奇托公立學校(Wichita Public Schools)的發言人表示,該校正“努力限制開放的YouTube瀏覽”。校方在實踐中逐漸認識到,該平臺自帶的“受限”內容過濾模式“已不足以應對算法和短視頻內容的演變”。
在本·沃倫的科學課上,幾乎所有的教學內容都在iPad上完成。老師沒有做現場科學實驗,而是播放了一段YouTube視頻。“一切都是模擬體驗,”這位現已讀八年級的學生說。“我寧愿用紙和筆。那樣更容易集中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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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沃倫正用家里的電腦上網。
21世紀10年代初,當谷歌將Chromebook引入課堂時,這些設備被譽為幫助低收入家庭學生接觸網絡的福音。各個學區紛紛采購,并順勢引入了谷歌的辦公軟件套包。Chromebook很快被廣泛應用于從游戲化數學練習到標準化測試的各個環節。
在社交媒體訴訟期間披露的內部文件顯示,對谷歌而言,K-12市場和Chromebook是建立用戶終身品牌忠誠度的關鍵切入點。谷歌將目光投向了13歲以下的兒童,認為他們是全球增長最快的互聯網受眾群體。一份題為“YouTube教育機會”的2016年文件顯示,YouTube試圖填補上學日和周末之間每天高達8,000萬小時的觀看時長差距:“增加周一至周五在學校的使用量可以縮小這一差距!”
兩年后,谷歌的一個用戶體驗團隊基于外部研究,詳細列舉了影響觀看者身心健康的種種弊端。其中包括:令人上癮的游戲內容正被“年齡不符的兒童”主動搜索;有兒童在觀看露骨的色情內容后不得不接受心理治療;此外,過度觀看視頻“縮短了注意力持續時間”。
到2019年,該公司已經意識到,由于廣告和不當內容泛濫,“K-12學校的YouTube體驗已經崩壞”。內部交流信息顯示,用于監管內容的受限模式缺乏足夠的資源支持,而且“學生輕而易舉就能繞過”。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簡稱FTC)當年曾以保護兒童隱私為由,試圖對YouTube實施監管。但FTC前首席技術專家伊利·邁耶(Erie Meyer)表示,部分由于該平臺在教育領域的重要性,這項努力顯得有些敷衍,最終以“徹底的監管失敗”告終。
新冠疫情讓YouTube更深地滲透進學校。在學校利用聯邦新冠疫情援助資金大舉采購的推動下,Chromebook的出貨量呈爆炸式增長。
與此同時,多個學區在一場訴訟中指控,YouTube通過拉攏家長教師協會(PTA)等手段,四處活動以求讓該平臺在課堂上的使用“常態化”。
YouTube表示,該公司定期與專家探討改進方案,并對與PTA的合作感到自豪。該公司稱,原告律師從過時的文件中斷章取義,以此“歪曲我們的工作”。這些文件“反映了我們為打造更好產品所付出的努力,即傾聽學校意見、找出不足并解決問題”。
多年來,YouTube也為學校提供了一些解決方案。對于使用谷歌軟件的合作學區,該平臺默認禁用了學生的YouTube瀏覽功能,要求管理員和家長主動選擇開啟。2022年,YouTube發布了一款“教育播放器”(Player for Education)嵌入工具,允許教師布置去除了廣告和推薦內容的視頻任務。
雖然該功能對谷歌合作學區免費,但其他學區必須付費。一些學校管理人士表示,這其中還存在管理上的障礙,例如教師必須手動將內容加入白名單,而且該工具與學區使用的某些學習管理系統不兼容。
而對于希望讓學生出于教育目的自由瀏覽YouTube的學區來說,這項功能毫無用處。他們只能依賴YouTube的受限模式或第三方軟件來過濾內容,但學校管理人士表示,事實證明這些措施根本不夠。
華爾街研究機構MoffettNathanson估計,如今YouTube的收入已超過600億美元,足以匹敵迪士尼(Disney)的媒體部門。哈佛大學公共衛生研究人員2023年發表的一篇論文指出,與其他科技公司相比,YouTube吸金能力驚人,在針對12歲及以下兒童的廣告資金投放中切走了最大的一塊蛋糕。
2025年的一份內部文件強調了YouTube在青少年身心健康方面面臨的“兩大挑戰”:可能“讓不健康觀念常態化”的低質量推薦,以及“長時間的無意識使用”。YouTube首席執行官尼爾·莫漢(Neal Mohan)最近在接受《時代》(Time)雜志采訪時坦言,他會限制自己孩子使用YouTube的時間。
擁有30多年教齡的數學老師大衛·泰勒(David Taylor)很認可YouTube。他認為這是高射投影儀的現代升級版,在可汗學院(Khan Academy)的輔助下,非常適合幫缺課的學生補課,以及講解那些難以圖解的數學概念。但他也親眼目睹了負面影響:由于在學校發放的設備上看YouTube,他兒子寫作業的時間足足增加了一倍。“我不希望我們學區限制使用YouTube,”他說,“但谷歌并沒有讓過濾干擾內容變得很容易。”
賓夕法尼亞州的伊麗莎白·克萊恩(Elizabeth Kline)等教師則表示,為了讓課堂顯得生動有趣,YouTube被過度使用了。“現在不是老師帶著唱歌,而是孩子們盯著屏幕,老師干站在一旁,”克萊恩說。家長和老師們表示,這種情況,再加上學生開小差看視頻,導致孩子們經常在學校看到YouTube廣告,從反移民的政治宣傳,到風火輪(Hot Wheels)玩具車、Squishmallows毛絨玩具和GMC卡車的廣告,應有盡有。
他們接觸到的內容可能是有害的。莎拉·加布里(Sarah Gaboury)在家里對孩子有嚴格的屏幕使用限制。她說,去年女兒所在的五年級班因表現良好而獲得了看YouTube的獎勵,女兒借機看了大量的啦啦隊和化妝視頻,結果加劇了她的身材焦慮。
馬薩諸塞州的香農·德·阿曼(Shannyn De Arman)在感恩節假期發現,讀二年級的兒子躲在衛生間里哭,因為害怕僵尸追趕小孩。這正是他在學校看YouTube時看到的畫面。此外,瀏覽記錄顯示,今年3月,科羅拉多州博爾德市安娜·塞古爾(Anna Segur)讀六年級的兒子在YouTube上搜索了“去愛潑斯坦島”(going to epstein island),而YouTube正是他訪問最頻繁的網站。
YouTube的泛濫有悖于多項科學研究得出的明確結論:傳統的紙筆學習優于數字學習。
神經科學家齊皮·霍洛維茨-克勞斯(Tzipi Horowitz-Kraus)曾參與撰寫多篇關于屏幕使用與兒童大腦發育的研究報告。她表示,過早讓兒童接觸數字工具,可能會阻礙與執行功能和語言能力相關的基礎神經網絡的構建。她的研究表明,基于屏幕的學習會干擾兒童的注意力。“孩子們知道如何飛快地按鍵,但卻無法集中注意力聽老師講課,”以色列理工學院(Technion)教育神經影像學組負責人霍洛維茨-克勞斯說。
最近在國會發表證詞陳述的神經科學家兼教育工作者賈里德·庫尼·霍瓦斯(Jared Cooney Horvath)在一項分析中發現,隨著各州在2011年至2019年間轉向數字化考試,全美閱讀和數學考試成績在隨后的幾年里一直呈下滑趨勢,直到2024年依然如此,即便剔除新冠疫情期間的考試數據也是一樣。他推論,這種“數字鎖定”迫使學生在課堂上增加屏幕使用時間,也帶來了更多干擾。
“人手一臺Chromebook對學習的影響極其糟糕,”霍瓦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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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人員指出了成績下滑背后的其他潛在因素,其中包括聯邦政府對學校學業成績的要求有所放寬,以及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興起。此外,一些研究發現,孩子們在線上考試中的表現本身就不如紙筆考試。
被譽為谷歌應用之父、曾主導Chromebook進校園項目的前谷歌高管拉金·謝斯(Rajen Sheth)認為,近期考試成績下滑的罪魁禍首是疫情的余波,而非科技。他表示,自己曾親眼見證過許多令人振奮的震撼時刻,只要學校管理得當,Chromebook就能成為推動個性化學習的“巨大力量”。
不過他也承認,YouTube是一個尤為棘手的難題:其海量且不斷變化的內容使得實時過濾幾乎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無論是對谷歌還是對學區而言都是如此。這讓學校陷入了屏蔽還是放行的兩難境地。“無論哪種選擇對學生來說都不是最優解。這確實很難權衡,”現任AI教育公司Kyron Learning首席執行官的謝斯說。
北卡羅來納州的計算機科學教師加文·法默(Gavin Farmer)表示,老師們很難監控孩子們的屏幕。他們只能一邊講課,一邊用著蹩腳的軟件,在自己的筆記本電腦上查看學生屏幕的縮微畫面,以此來揪出開小差的行為。
他說,與過去幾代人不同,如今的學生可以在數學課上切出去看籃球集錦,甚至看色情內容(這種情況確實發生過)。“我們給了這些孩子無數開小差去看YouTube的機會。”
幾位家長表示,對于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的孩子來說,學校設備上YouTube的誘惑尤其難以抵擋。布倫達·奧斯瓦爾德(Brenda Oswald)的兒子在俄勒岡州就讀,學校要求學生必須使用iPad來學習學區規定的數字課程。他的成績起伏極大:在iPad被短暫收走期間,他登上了優秀生光榮榜;但隨著他在上學日的觀看時間激增至單日高達240分鐘,他的成績又一落千丈。
“他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奧斯瓦爾德說。她表示,盡管不斷加大ADHD藥物的劑量,但事實證明這依然敵不過YouTube Shorts的誘惑。
“我就是看入迷了,”她16歲的兒子說。“看的時候我感覺很好,但一停下來,我就覺得糟透了。”他目前正在波士頓兒童醫院(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接受針對網癮的專門治療。
學校健康專業人員和治療師觀察到,這一代人的精細運動技能變差了,他們不斷渴求屏幕帶來的“多巴胺刺激”。“我真的很難分辨哪些學生是真正患有ADHD,哪些學生只是對屏幕上癮,”費城郊區的一名學校心理學家娜塔莉·比扎羅(Natalie Bizzarro)說。
為了反擊,家長們化身成了數據偵探和活動人士。去年年底,當讀中學的女兒成績開始下滑時,馬薩諸塞州的數據科學家杰森·默金(Jason Merkin)向學區索要女兒的設備使用數據。學區予以回絕。他只好每天將女兒的Chrome瀏覽記錄截圖,并用AI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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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與本·沃倫一起遛狗。
他發現,女兒在學校使用電腦的時間里,有大約40%花在了非教育類網站上,包括在大約50天內觀看了1,000多個YouTube視頻。
沃特敦公立學校(Watertown Public Schools)表示,正是默金等人的反饋,加上校方意識到YouTube的過濾器“越來越形同虛設”,促使該學區在今年1月實施了全區范圍的屏蔽。
在俄勒岡州本德市,草根家長組織Well Wired對近1,000名家長進行了調查,發現82%的受訪者支持從學校的iPad上刪除YouTube。該組織整理了一份學生訪問過的不當內容檔案,并向學區官員遞交了一封由135名醫療健康臨床醫生聯署的信件。該學區已于2024年對低年級屏蔽了YouTube,目前正在評估高中的訪問權限,因為YouTube是該學區高中生最常用的應用程序。
洛杉磯聯合學區(Los Angeles Unified School District)教育委員會委員尼克·梅爾沃因(Nick Melvoin)表示,諷刺的是,這些本意是促進教育公平的設備,如今卻在加劇階層差異:父母工作到很晚的孩子,更有可能抱著學校發的設備看YouTube,他認為這會導致更糟糕的學業表現。上周,該學區通過了他牽頭提出的一項決議,旨在限制屏幕使用時間并屏蔽學生自主使用YouTube的功能。
北卡羅來納州格蘭維爾縣公立學校負責人斯坦·溫伯恩(Stan Winborne)在看到他委托進行的一項審計結果時大驚失色,審計發現YouTube是學生訪問量最高的網站。該學區計算得出,因屏幕“分心”而浪費的時間,相當于學生每年損失了多達31個教學日。
如今,他已開始推行“無科技”的周二和周四,這要求教師們重新設計教案。他正在逐步取消小學生人手一臺Chromebook的政策,并決定在下一學年全面屏蔽YouTube。
鑒于州級考試已經數字化,他在全面禁用設備方面多少有些束手無策。“但如果讓我選,我會說,請把涂卡答題紙還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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