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阿拉斯加唯一女船長，葬五兄弟滄海，握800磅蟹籠號令眾男人

“我死了五個兄弟。”

這是梅根·科林斯坐在我對面說的第一句話。

她沒看我，眼睛盯著手里的咖啡杯。指甲縫里還有洗不掉的黑色油污，指節粗大，手背上橫著三道發白的舊疤。荷蘭港的酒吧里，收音機正播著暴風雪預警，窗外拴著的漁船撞得碼頭砰砰響。

“不是同一趟出海，也不是同一條船。”她終于抬起頭，“是這些年里，五個我帶過的兄弟，永遠留在了白令海。”

她頓了頓。

“最年輕的那個，19歲。他媽在我懷里哭了一個小時。”

我本來準備了很多問題。此刻全部作廢。

一、十年前，我第一次踏上那條該死的船

梅根今年三十四歲。阿拉斯加荷馬港人，六歲跟著父親上船。

“我爸不是捕蟹的，他拖網打鱈魚。”她笑起來，嘴角扯到一邊，“但我媽走得早，家里沒人看我，他就把我塞在船艙里，用安全繩綁在床柱上。我暈船吐得像噴泉，他連看都不看一眼，就在甲板上喊‘吐完記得喝熱水’。”

十六歲，她第一次登上捕蟹船。

那是她哥哥杰克的船。杰克大她八歲，是家里唯一真正吃這碗飯的人。捕蟹季缺人手，杰克在電話里跟她說：“來干一季，掙夠你三年大學學費。”

“我去了，他就讓我干最臟的活——洗蟹籠、切餌料、鏟冰。”梅根的聲音低下去，“那一年我差點死掉。浪打過來的時候我沒抓住纜繩，整個人滑到船舷邊，半條腿掛出去了。要不是旁邊一個老頭拽住我的救生衣，我就沒了。”

她停了一下。

“那個老頭第二年也沒了。心梗，在甲板上倒下去的，等船靠岸，人已經硬了。”

她說這些的時候語氣很平，像在說今天天氣不錯。但我注意到她的右手一直在摸左臂，反復地摸，像在確認自己還完整。

二、被叫做“瘋女人”的日子

阿拉斯加捕蟹業，女人極少。

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商業捕撈是全美最危險的職業，死亡率是普通工人的30到50倍。而在這行里，女性從業者占比不到3%。

梅根二十二歲考到了船長執照。那時候整個阿拉斯加有執照的捕蟹船長三百多人，她是唯一一個女人。

“他們叫我‘瘋女人’，不是當面叫，是用對講機叫。”她的笑容變得很硬，“每次我報船號‘阿拉斯加玫瑰’，對講機里就有人吹口哨，有人說‘回家煮飯去吧’，有人說‘你那條船上的男人是不是都軟了’。”

她不罵回去。

“我就干一件事——比他們都能扛。”

捕蟹季通常只有5到12個有效工作日，但在這幾天里，船員每天要干18到21個小時。零下二十度的氣溫，10米高的巨浪，每個鋼制蟹籠重300到800磅。

“女人力氣小，這是事實。”梅根不否認，“我拉不動繩子的時候，就多跑兩步，用身體借力。我舉不起籠子的時候，就拆開分兩次搬。我不能跟海浪比力氣，但我能跟它比誰撐得更久。”

她花了三年，從一個被人質疑的女船員，變成了擁有自己船和配額的船長。

“你現在還覺得阿拉斯加捕蟹是幾天暴富的捷徑嗎？”她突然問我。

我沒回答。網上確實到處流傳“工作5天賺10萬美元”的神話。

“那都是扯淡。”她說得很直接，“一個普通船員，一個成功的捕蟹季，大概賺2萬到10萬美元。聽起來不少對吧？但這筆錢要撐一整年。而且你得先活著回來。”

三、五個兄弟

我問她，那五個兄弟是怎么回事。

她把咖啡杯放在桌上，雙手交叉，指節攥得發白。

“第一個叫丹尼。2014年，他是我船上的水手。那天我們在白令海中段收籠子，海浪太大了，船傾斜到三十五度。丹尼腳下一滑，撞在蟹籠上。肋骨斷了三根，扎進肺里。”

她深吸一口氣。

“我們離最近的港口還有18個小時。直升機來不了，風太大。我看著他一點點喘不上氣，嘴唇從紅變紫，再從紫變白。最后他拉著我的手，說‘梅根，跟我媽說，我沒事’。”

“他走了以后，我打電話給他媽媽。那頭沒哭，就說了句‘謝謝’就掛了。第二天我收到一條短信，她問我‘丹尼走的時候痛不痛’。我想了很久，回她說‘不痛’。”

梅根的眼眶紅了，但沒掉淚。

“第二個叫盧卡斯。2016年，他是我船上的水手。那天起重機故障，蟹籠砸下來，當場砸中頭部。人沒了。那年他23歲，剛訂婚。”

“第三個叫老陳。華裔，四十七歲，干了二十三年。2018年，他在船尾清理繩索，繩子被卷揚機絞進去，纏住了他的手腕。等他掙脫的時候，整只手已經沒了。失血過多，直升機到的時候人已經昏迷，沒救回來。”

“第四個叫邁克。2019年，他是我船上的老水手。不是事故，是身體熬垮的。他在我船上連續干了三季，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吃的是罐頭和冷面包。最后一次回港，他倒在了碼頭，檢查出來是胰腺癌，晚期。醫生說跟船上那些年沒有直接關系，但誰說得清呢？三個月就走了。”

她的聲音終于開始抖。

“第五個叫諾亞。19歲。2021年。”

我知道那一年。阿拉斯加發生了多起捕蟹船事故，海上的壞消息一個接一個。但諾亞的事，是梅根這輩子最疼的一道疤。

“他是我表哥的兒子。”她說，“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他才三個月大，躺在我懷里睡覺。后來他長大了，非要跟著我出海。我跟他爸說太危險了，他爸說他就是想掙學費。”

“那是諾亞的第一次出海。之前我沒讓他碰過最危險的活，只是在甲板上幫忙分揀。那天浪突然大起來，船一下子傾斜，他撞在船舷上，救生衣的扣子崩開了，人就掉下去了。”

“我扔了繩子，但水太冷了。阿拉斯加的海水，人掉進去，幾分鐘就失去知覺。我們找了四個小時，沒找到。”

“后來我參加他的葬禮。棺材是空的。他媽媽抱著我哭了一個小時，一直問我‘他最后說了什么’。我說他什么都沒說。他就看了我一眼，眼睛很大。”

“那句話我說的是實話。但我沒告訴她，他看我那一眼，我看懂了——他在問我‘救救我可以嗎’。”

梅根終于哭了。

沒有聲音，只是眼淚一直往下掉，她抬手擦，又掉，又擦。旁邊的老漁民看了她一眼，沒說話，默默遞過來一盒紙巾。

四、握著800磅的蟹籠指揮男人

我問她，為什么還干。

“因為還有人在干。”她說，“只要有人還在白令海上，我就得在上面。不是因為我是女人，是因為我是船長。”

捕蟹人的工作流程說起來很簡單：找蟹群，下籠子，等一兩天，收籠子，分揀，把母蟹和小蟹放回去，留下符合尺寸的公蟹，然后重復。但做起來，每一步都在跟死神握手。

最危險的是收籠子那幾分鐘。起重機把幾百磅的蟹籠吊上甲板，船在浪里搖晃，纜繩隨時可能崩斷，籠子隨時可能砸下來。船員要在濕滑的甲板上快速分揀，手在冰水里泡幾分鐘就失去知覺，很多人手指凍傷后自己用刀把壞死的肉割掉，包上紗布繼續干。

“你知道我為什么能指揮那些男人嗎？”梅根問。

“不是因為我比他們厲害。是因為我比他們更怕死。”

這個答案讓我愣了一下。

“恐懼是好事。”她說，“我見過太多不怕死的人了，他們大部分已經死了。我每天早上上甲板之前，都會對著鏡子說一句話——‘梅根，今天也會有人想殺你，可能是海浪，可能是蟹籠，也可能是你自己的判斷。你給我睜大眼睛活著回來’。”

她說她船上有一條規矩：任何人覺得不安全，可以立刻停止作業，不扣錢，不罵人。

“以前的老船長不是這樣的。他們覺得怕死是慫，覺得冒風險是爺們兒。所以我死了五個兄弟。”

她把紙巾扔進垃圾桶。

“我在這片海上埋了五個人。夠了。”

五、更大的敵人來了

2022年，科學家宣布了一個震驚行業的消息：2018年至2021年間，白令海大約100億只雪蟹神秘消失。

原因是海水溫度升高，雪蟹新陳代謝加快，食物短缺，大規模餓死。

“你能想象嗎？一百億只。一夜之間，全沒了。”梅根的語氣里有一種說不出的荒誕感。

2022年到2023年的雪蟹捕撈季被完全取消。2023年到2024年也持續關閉。整個行業損失超過10億美元。

“以前我們捕帝王蟹，一個季節能捕一億磅。現在配額降到了一千四百萬磅。連零頭都不夠。”

我問她，氣候變化對捕蟹人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你拼命活下來了，但螃蟹沒了。”她說，“你知道這有多諷刺嗎？我學了一輩子怎么跟風浪搏斗，怎么在零下四十度的甲板上活下來，怎么在蟹籠砸下來的瞬間躲開。結果這些東西殺不死我的，最后可能被水溫殺死。”

但她沒打算轉行。

“我在這片海上葬了五個兄弟。我要是跑了，誰還記得他們？”

六、女船長的規矩

采訪快結束的時候，我問她，如果用一個詞形容阿拉斯加捕蟹人，會是什么。

她想都沒想：“被遺忘的人。”

“你看那些紀錄片，《致命捕撈》拍了快二十年，大家覺得我們很酷，很猛，很爺們兒。但沒人關心捕蟹季之外我們在干什么。我們中的大多數沒有醫保，沒有退休金，身上全是舊傷。五十歲的人看著像七十歲。很多人離了婚，因為老婆受不了每年冬天不知道老公能不能活著回來。”

“那些所謂的‘幾天暴富’，背后是二十年的身體損耗。我認識的老漁民，十個里面有八個膝蓋壞了，五個手指畸形，三個有嚴重的心理問題。”

她站起來，準備去碼頭。明天還有一趟出海，今年的帝王蟹配額雖然少，但還是要捕。

臨走的時候，她回頭看了我一眼。

“你說你是寫故事的。那你能不能幫我寫一句話？”

“什么話？”

“就說——梅根在這片海上埋了五個兄弟，但她還在上面。不是因為錢，不是因為酷，是因為她答應過他們，不管多難，她會把船開回來。”

她走了。

酒吧的門關上，外面的風雪灌進來，冷得我打了個哆嗦。

我望著她走向碼頭的背影，那條叫“阿拉斯加玫瑰”的船在風雪里搖晃。甲板上，800磅的蟹籠堆得整整齊齊，等著明天被扔進白令海。

每個捕蟹季節，這片海上平均每7天就死一個人。

但有一個女人，在死了五個兄弟之后，依然握著蟹籠的繩子，站在最前面。

她不是不怕死。

她只是答應過他們，要把船開回來。

后記：

根據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的數據，阿拉斯加雪蟹種群在熱浪中遭受了災難性打擊。2024年的帝王蟹配額已從歷史高點的約1億磅下降至1400萬磅。阿拉斯加捕蟹人的未來，比任何時候都更不確定。

但梅根·科林斯依然在出海。

如果你問她為什么。

她會說：“因為我答應過他們。”

（注：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