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這9位外國人，為何在中國名垂青史

你有沒有想過，在數千年的華夏文明長河里，有這樣一群外國人，他們跨越山海而來，或為忠義、或為傳道、或為求學、或為治國，最終在中華大地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名垂青史。今天，我們就一起走進他們的故事，看看這些異鄉人，是如何來到古中國，又在這里演繹了怎樣的故事。

為了避免歧義，這里有言在先，這里的“外國人”，我們限定為不屬于古代中原王朝的外國人。因為如果按照今天的國界范疇去看，下邊有些人就算不得外國人了。

閑言少敘，正文開始。

第一位，金日磾，匈奴休屠王之子。

公元前121年春，漢匈河西之戰爆發，霍去病率一萬漢軍孤軍深入祁連山，兩次大破匈奴休屠王部、渾邪王部，殲敵三萬余。

這一年秋，鑒于渾邪王和休屠王屢次戰敗，匈奴單于伊稚斜大怒，準備殺掉兩人。于是渾邪王和休屠王遂攜部眾降漢。

問題就出在降漢的路上。

由于休屠王部損失不大，休屠王走到一半又覺得單于不會殺他，于是又不想投降。然后，他就被渾邪王殺掉了。渾邪王隨后裹挾兩部四萬人投降漢朝。

十四歲的金日磾走投無路，帶著弟弟金倫和母親，跟著一起降了漢。

彼時的他作為一名俘虜，或許想不到擊敗他父親的霍去病未來會有怎樣的人生，但更讓他想不到的是，34年以后，他會和霍去病的弟弟成為大漢朝的輔政大臣。

金日磾的姓是歸漢以后被賜予的，然后被安排在黃門署飼養馬匹。一次漢武帝檢閱馬匹時，一眼就注意到這個身形威嚴、養馬技藝出眾的年輕人，隨后便對他一路提拔，先后封他為馬監，升遷為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

金日磾一生沒有太大的起伏，可能是因為出身異族的原因，反而是深受漢武帝的信任。有兩件事足以說明兩人的關系。

有兩件事足以說明金日磾的性格特點。

其一，他的長子自幼頗受漢武帝寵愛，弄兒一次最早就是形容漢武帝和他長子的關系，但因為兒子行為不檢點，他就給兒子弄死了。

“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

武帝的大怒，繼而更加敬重金日磾。

“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其二，寢宮護駕。

巫蠱之禍以后，漢武帝逐漸醒悟，遂殺江充以及其朋黨。江充余黨、侍中仆射馬何羅擔心被殺，于是準備發動叛亂，并計劃行刺漢武帝。

金日磾比漢武帝先一步察覺到不對勁。

馬何羅進宮行刺的時候，金日磾正在隔壁上廁所（推測金日磾是在候旨間隙），見馬何羅無故進宮，連忙先一步躲入漢武帝臥室。然后趁馬何羅不備，將其抱住并呼叫侍衛。一場足以改寫歷史的行刺事件就這樣被阻止。

“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由是著忠孝節。”

由此可見，金日磾是一個超級謹慎的人，謹慎到可以為了維護武帝權威親手殺死自己的兒子。同時他又是一個心思縝密很有洞察力的人，縝密到提前預判到馬何羅的意圖，并舍身護主。

以上種種，足以解釋金日磾和漢武帝之間關系的親密程度。

于是，漢武帝去世前，托孤于金日磾，他和昔日那位將他俘虜到大漢朝的霍去病之弟——霍光、上官桀、桑弘羊一起成為四大托孤大臣。

遺憾，或者說是幸運，漢武帝去世后第二年，金日磾因病去世，死后陪葬茂陵，距離他的墓旁100左右，是霍去病的墓。

一個敵國太子，最終成為大漢天子最信任的人，死后陪葬茂陵，用一生證明：忠義無關胡漢，赤誠不分國界。

第二位，鳩摩羅什，祖籍天竺，出生于龜茲，是東晉十六國時期后秦高僧、翻譯家，中國漢傳佛教四大佛經翻譯家之一，佛教東傳路上最耀眼的“文化擺渡人”。

半歲能言、七歲出家，年少時便名震西域。前秦建元十八年（382），苻堅遣呂光平西域，繼滅龜茲，將羅什劫至涼州。此時恰逢淝水之戰結束，前秦解體，呂光割據涼州，鳩摩羅什在涼州被軟禁整整17年。

公元401年，后秦皇帝姚興迎鳩摩羅什入長安，鳩摩羅什被拜為國師，到此才終于迎來人生的高光時刻。

他建立起中國第一個官方譯經場，一生翻譯佛經數十部，《金剛經》《法華經》《阿彌陀經》的經典中文譯本，皆出自他之手。更難得的是，我們如今常用的“世界”“未來”“煩惱”“苦海”“不可思議”“一塵不染”等詞匯，都是他在譯經過程中創造的。

鳩摩羅什，是我國佛學史上第一個系統深入地用漢語傳播佛經的人，為佛教在我國大規模傳播做出重要成就。

第三位，天竺高僧菩提達摩。

提起他，很多人會想到武俠小說里“一葦渡江”的傳奇，想到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見性成佛的典故，想到他傳授的《易筋經》《洗髓經》。

公元520年前后，達摩從印度泛海經廣州入境，一路北上。途中給梁武帝講經，渡過長江進入北魏，在嵩山少林寺面壁，被尊為少林武術的始祖。

在這些傳說之外，達摩最深遠的影響，是將禪宗傳入東土。經過數代人的演化，禪宗徹底融入華夏文化，成為中國人精神世界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處世哲學。

第四位，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呂，日本奈良人，出生在一個貴族家庭，為孝元天皇的后裔。

他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最動人的“異鄉客”。公元716年，阿倍仲麻呂成功考取遣唐留學生，次年，他冒著葬身海底的風險，乘坐帆船漂洋過海來到大唐求學。一到長安，便被這里的文化深深吸引，索性改名為晁衡，決心扎根于此。

他憑借過人的才華，考中科舉（進士及第）、步入仕途，一路做到安南節度使，官至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

還與李白、王維、儲光羲等大詩人結為至交，常常一同飲酒賦詩、暢談人生。

公元753年，55歲的阿倍仲麻呂歸國途中遭遇風暴，船只流落安南（今越南），李白誤以為其人已遇難，遂寫下《哭晁卿衡》以作祭奠：

“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云愁色滿蒼梧。”

可命運自有安排，阿倍仲麻呂歷經輾轉，竟奇跡般存活下來，最終又回到了長安，直至終老，再也沒有踏上返鄉之路，把自己活成了一個“長安人”。

第五位，阿羅本，今敘利亞人，第一位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

這個人的頭銜及其復雜和分裂。

他是今天意義上的敘利亞人，在他出身前，敘利亞屬于拜占庭帝國，在他出生后，波斯薩珊帝國擊敗拜占庭，占領敘利亞。在他進入大唐的公元635年后的第三年，敘利亞又成了剛崛起的阿拉伯帝國的地盤。

所以只能說，他是今敘利亞人。而且是一位在波斯學習基督教的敘利亞人。

唐太宗貞觀年間，這個高鼻卷毛的老外，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李世民素來胸懷寬廣、兼容并蓄，特意命房玄齡、魏征等重臣隆重接待。隨后，阿羅本在長安修建寺廟、翻譯經文，傳播后來被稱為“景教”的基督教分支東正教下的一個派別。

有意思的是，當時的大唐，儒、釋、道三教并行，文化氛圍空前開放，李世民本人雖然沒有成為基督徒，但卻在聽完對方講經以后，依然愿意支持阿羅本傳教，甚至資助他在長安建“波斯寺”，也就是今天的“大秦寺”。

“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直，特令傳授。”

這背后，正是大唐文化的強大包容性——不排斥差異，不固守封閉，方能成就盛世華章。

在唐太宗、唐高宗兩代皇帝的支持下，景教在唐朝廣為傳播，先后追隨阿羅本來唐朝的波斯傳教士達21位。高宗甚至下令在全國各州建立“景教寺”。以至于出現了“于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盛況。

第六位，高句麗名將高仙芝。

公元688年，大唐滅高句麗，因高句麗遺民經常反叛，于是將其百姓遷往河西、中原、江淮等地。

高仙芝他爹高舍雞就這樣成了來華的初代移民。要說大唐是真的開放，高舍雞作為高句麗遺民，在唐河西從軍，隨同唐軍征戰西域，累任四鎮十將、諸衛將軍。

高仙芝出生于高句麗，成長于大唐。

憑借過人的軍事天賦，加上他爹的打底，高仙芝二十歲被封為游擊將軍，逐步升任安西四鎮節度使，成了大唐西域第一名將。

他容貌俊美，作戰卻極為勇猛狠辣，在大唐最鼎盛的時期，他率領軍隊翻越雪山、遠征小勃律，千里奔襲如履平地，為大唐鎮守萬里邊疆，威震中亞各國。

可惜英雄落幕總帶悲涼，晚年高仙芝在怛羅斯之戰中失利，后來在安史之亂中鎮守潼關時，被監軍邊令誠誣陷斬殺，一代猛將黯然離場。

其實在盛唐的戰爭史上，像高仙芝這樣的異族將領還有很多，哥舒翰、安祿山、李光弼、仆固懷恩等人，撐起了盛唐軍事的半壁江山，也見證了大唐的開放與包容。

第七位，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

這個大家都熟，他的到來，讓歐洲第一次真正“看見”中國。

1271年，馬可·波羅從威尼斯出發，歷經四年的艱難跋涉，終于在元上都見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深受忽必烈的賞識。馬可·波羅在元朝為官17年，幾乎走遍了中國的大江南北，將中國的繁華城市、宏偉宮殿、精美絲綢、珍貴瓷器，都記錄在《馬可·波羅游記》中。

這本書在歐洲流傳開來后，徹底點燃了歐洲人對遙遠東方的向往，為后來的新航路開辟乃至于西方世界的殖民擴張，埋下了最初的種子。可以說，馬可·波羅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文化使者”之一。

第八位，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在大明朝傳教28年。

來到中國后，他主動融入華夏文化，身穿明朝服飾，自稱“西儒”，還繪制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幅彩繪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讓中國人第一次看到了世界的全貌。

他與明朝科學家徐光啟攜手，翻譯了《幾何原本》，我們今天數學課本里的“幾何”“點、線、面”“平行”“三角形”“鈍角、銳角”等詞匯，都是他們二人合力創造的。

與此同時，他還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中國經典翻譯成拉丁文，傳回歐洲，讓歐洲思想家第一次接觸到中國哲學，掀起了一場持續百年的“中國熱”。

此外，他還是最早版本漢語拼音的發明者，也是首位安葬于北京的外國傳教士，死后由萬歷皇帝特許，安葬于北京，永遠留在了這片他熱愛的土地上。

第九位，德意志傳教士湯若望，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1620年來華，歷經明清兩朝，在華生活47年。

他被順治皇帝尊稱為“祖父”，一生歷經明清兩朝，用科學之力，影響了中國的歷史走向。

明朝末年，他來到中國，當時明朝的歷法誤差越來越大，在徐光啟的舉薦下，他參與編寫了《崇禎歷書》，為中國的歷法革新作出了重要貢獻。其翻譯的《火攻挈要》一書，是明末有關西洋大炮的最權威的著作，一直到清朝中葉都很有影響。

清朝入關后，湯若望以洋人的身份，擔任欽天監監正（相當于國家天文臺臺長），他推行的《時憲歷》，一直沿用至清朝末年。

更令人意外的是，據說在順治皇帝選擇繼承人時，湯若望從醫學和科學的角度提出，得過天花的玄燁（康熙皇帝）具有終身免疫力，更適合繼位。正是這個建議，成為順治最終決定傳位給康熙的關鍵一環，間接影響了清朝的百年國運。

從天竺的高僧到日本的留學生，從意大利的旅行家到德意志的科學家，這些來自不同國度的外國人，用自己的一生，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古代中國從來都不是封閉孤立的，而是始終與世界緊密相連。

華夏文明之所以能夠綿延千年、愈發燦爛，正是因為它從不固守一隅，敢于接納不同、包容差異。

這種海納百川的胸懷以及兼容并蓄的韌性，正是我們華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