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85年出任深圳市市長，多年后回憶赴任前：鄧小平幾次要同我談話

1990年12月1日凌晨，羅湖區嘉賓路燈火通明，幾十名工作人員守著一塊剛裝好的電子看板，屏幕上不斷跳動的是深圳證券交易所第一輪試交易數據。人們或激動或緊張，只有一位頭發花白的老人背手站在角落，默默看著數字起落。他就是1985年“空降”深圳的市長李灝。沒人想到，這位出身財貿條線、長期在北京做宏觀規劃的副秘書長，會在這座年輕城市率先點燃證券市場的火種。

選擇從證券所開業說起，是因為那一夜的氛圍恰好濃縮了深圳八十年代的脈搏：膽子夠大，步子夠快，質疑聲也夠響。把時間往前撥五年，1985年8月，北京一個電話把李灝送到這片南海之濱。那時的深圳工地塔吊林立，卻也塵土飛揚，外界對“經濟特區”四個字信心不足。李灝離京時只給家里留下一句：“我得去前線，你們別跟來。”語氣輕描淡寫，實際上肩上壓力沉得很。

出發前的日子，幾位中央領導輪番約見，他拿著本子不停記錄。結束最后一次談話的深夜，他回駐地獨自踱步。就在這時秘書推門而入，小聲提醒：“小平同志還想再找您談一回。”可第二天李灝就要隨團去廣東開會，時間對不上，于是錯過了那一面。多年后他每次憶及此事，都會停頓幾秒，說的也只是簡單一句：“可惜了，早聽一下指導，路子會更清楚。”

初到深圳，他先花20天跑遍關內關外，寫下厚厚三本調研筆記。筆記扉頁，竟只寫了四個字：先破后立。破什么？破住舊章法。立什么？立新機制。舉個場景：1985年秋，中紀委專案組查到特發公司“倒匯”，兩名經理被戴上手銬。李灝翻完材料，合上卷宗搖頭：“合理不合法，別亂扣帽子。”他跑北京、走廣州，硬是把人保了下來；緊接著，他提出在深圳辦外匯調劑中心，解決原有雙軌匯率的扭曲。此舉風險不小，但外管局兩年后正式追認，深圳成了外匯改革的試驗田。

深圳速度靠的不是單點突破，而是一連串制度連環拳。1986年兼任市委書記后，李灝盯上的下一個靶子是干部廉政。那年春天，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來訪，問得直接：“腐敗怎么防？”李灝回了三個字：“壓力不小。”對方走后，他在車里沉默良久，回到辦公室，干脆拍板成立監察局。仿照香港廉政公署那套模式，市里不少人嘀咕：“深圳要搞‘東南亞那一套’？”李灝挨個辦公室做工作，最后一句話最頂用：“不狠抓作風，這城根基打不牢。”

國企股份化、民營放手也是一條線。1988年4月1日，深圳發展銀行股票在柜臺掛牌，每股20元，公務員眼里這是“生面玩意”，沒人樂意掏錢。半年后價格翻番，排隊買股的隊伍繞了兩條街。有人給市政府打電話：“你們是不是搞資本主義？”還有老同志握著李灝的手反復叮囑：“風險太大，慎之又慎。”李灝笑笑，沒辯解，轉頭就去籌備證券市場體系。請香港新鴻基當顧問，開清單要他們提供全套國際法規、培訓方案、人力支持。對方驚訝這座年輕城市口氣之大，卻還是應下，因為他們也嗅到了巨大機會。

1990年初，場外交易沸反盈天，黑白兩市亂作一團。李灝從羅湖跑到福田，再到蛇口，現場辦公催進度：“交易所不開張，泡沫還得繼續吹。”12月1日凌晨的那聲鑼響，才算把散落在柜臺和巷口的買賣請進了陽光里。等到1991年7月國家正式頒照，李灝打趣：“孩子都能打醬油，戶口這才落下。”

外界不少流言也隨之而來。香港某報放出“李灝炒股賺450萬交黨費200萬”的消息，一時間滿城風雨。李灝回家一問，發現只是子女湊錢買了區區200股。他索性在常委會上提議：處級以上干部暫不準持股，先把市場做大做穩再說。有人拖著簽字，他便上門勸：“我們失誤小事，證券市場若垮，可就壞了國家的事。”

時間掐到1992年1月19日，鄧小平再訪深圳。飛機落地剛入座車廂，老人扭頭說：“先去火車站看看。”88歲的身軀里仍是那股闖勁。站前廣場上，李灝遞上毛筆，鄧小平寫下兩個大字：深圳。有人疑惑為何不加“站”，李灝解釋：“特區路還長，哪能停站。”當夜，兩人在迎賓館走廊短暫交流。鄧小平一句“要敢闖，不怕錯”讓李灝回去后連續三晚睡不著，第三天凌晨拍板一攬子新政，又把深圳推上一道坡。

1993年春，他調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離開時只帶走幾箱資料。多年后，經濟特區研究會在深舉辦研討，李灝坐在后排聽了兩個多小時，最后起身提醒一句：“特區這塊牌子，丟不得。”說完微微一笑，拄杖離場。

許多深圳老建筑陸續被刷新或拆改，外地游客或許只記得高樓與霓虹，但在改革老兵眼里，真正閃光的是制度試驗一次次啃下的硬骨頭。那座夜里掛滿燈泡的交易所、那張用鋼筆圈紅的外匯調劑草案、那份只寫“先破后立”的筆記，無聲地記錄著李灝八年里最鏗鏘的腳步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