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8.9，他們拍下1000多個沒有濾鏡的村鎮

過去五年間，趙玉順和袁貞貞開著一輛分36期還款的車，走訪了中國一千多個村鎮，他們用著最笨的方法，去實地采訪、拍攝，記錄當下的村鎮經歷著什么，具體的人如何生存。

有別于文人審美化的鄉村敘事和“李子柒式”濾鏡下的田園牧歌，他們以農村內部視角，拍下了那些幾乎很少出現在媒體視野的鄉村景象。他們總是執著地問農民關于生計、生活的問題，以至于他們的B站賬號“遇真紀事”成了某種程度上的“三農報道”，提醒著人們在城鎮化進程中不該遺忘鄉村存在的問題。

2025年，他們在湖南岳陽遇到一位仍在用牛拉犁的農民。

兩年前，《新周刊》曾經就他們的拍攝故事做過報道，曾經從事過地方文旅宣傳片拍攝的兩個人，不滿于城市人對農村的敘事視角，決定自己找回屬于農村的聲音。五年來，他們的視頻，在全網收獲了越來越多的共鳴。在現代化過程中，村鎮青年們離農村越來越遠，卻無法割舍身后那個鄉土世界的牽引，正是在這樣的情境下，“遇真紀事”替許多村鎮青年找到了關注故鄉的新視角。

最近，根據他們五年行走拍攝經歷寫出的書籍《看見中國村鎮》出版了。這幾年來，隨著走過的村鎮越來越多，他們發現，每個村鎮都那么相似，那些老人也都好像自己的爺爺奶奶。“村鎮的悲歡原來相通”——這無異于一場精神上的“還鄉”，而這兩個年輕人，也在拍攝過程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彼此。

2026年，《看見中國村鎮》已經出版。

爺爺奶奶不在，家就沒有了

走過那么多村鎮，玉順卻一直逃避著自己小時候生活過的那個村莊，爺爺奶奶走后，那個人越來越少的村莊，再也不是他的家了。直到這兩年，有些東西在他心里松動了。今年清明節，他和貞貞提前約好了唯一還住在縣城的四伯，準備回村掃墓。

村莊位于湖南中部的一片丘陵地帶，玉順記得這里曾經漫山遍野都是人們種下的黃花菜，但現在，大片土地已經荒蕪了，很多地方雜草長得有半人高。多年來，村里蓋起了許多嶄新的樓房，但常住的人越來越少了。根據玉順姑姑的回憶，1988年，全村第一個出去打工的人去到了深圳，此后，村里人基本分為兩條路線外出：一條去往廣東地區打工，另一條是到云南、新疆、貴州等地做小買賣。人們像飄散在各地的蒲公英，落地生根，鮮少回來。

玉順跟著四伯上山尋找爺爺奶奶的墳墓。

四伯拿著鋤頭在前面開路，砍掉齊膝蓋高的雜草，玉順和貞貞跟在后頭。剛下過雨，腳下泥土總是打滑，一路上他們摔了好幾跤。外出的人很少回來掃墓，植物占山為王，直至最后讓人漸漸忘記了墳頭在哪兒。

走在前頭的四伯先認出了爺爺和奶奶的墳墓，他們簡單清理了墓旁邊的雜草，擺好供品，只聽見四伯說了一句：“爸爸，你的崽今天來看你了，你的孫子跟孫媳婦兒也來看你了。”

聽到這句話，玉順突然間嚎啕大哭，過往那些情感被他封在某個盒子里，直到這一刻它們毫無預兆地傾瀉而出。他的童年和少年在動蕩不安中度過。六歲的時候，父母離婚后各自在云南成家，玉順被留下與爺爺奶奶一起生活。直到五年級，父親又把他帶到云南。那是他記憶中人生最灰暗的三年，繼母不喜歡他，他也無法融入本地的學校，到初一的時候，他又被“踢”回湖南老家。

爺爺奶奶沉默樸實的照顧，是他唯一感受到的穩定的愛。他記得奶奶在縣城賣完菜后，曾經帶著他去吃牛肉粉，奶奶只要了一碗，看著孫子吃完。還有一次，不識字的奶奶竟然帶著他去書店，讓他挑選一本書，他記得自己當時挑了兩本，一本是教輔書《一點通》，一本是《神筆馬良》。

初中的時候，玉順寄宿在鎮上的親戚家，只有周末和放假才回家。他一直記得有件奇怪的事情：有一天正在學校上課，“我突然感覺爺爺奶奶好像要離開了我了”。那是星期一，不是他回家的日子，但是恐慌驅使他馬上回村。他從作業本上撕下一張紙給寄宿的阿姨寫了張紙條托同學帶回，一放學他就從學校走到客運站，坐車回到村口，再走半小時的路回到家里，見到爺爺奶奶，他的心才踏實下來。

玉順成長的村莊。

從小，他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未來有一條清晰的路：讀好的中學，考上大學，在城市找到好的工作。他想，“等賺到錢了，就可以報答爺爺奶奶”。

他無法忘記高二那年的冬天。在一個寒冷的早晨，爺爺離開了。他照著村里的習俗，在屋前爺爺種的棗樹下放了鞭炮，不一會兒，村子里的人很快擠滿了整間屋子。那時候他有一種感覺，好像有什么東西沒了。他沒有哭，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那是家沒了。

在那之后，奶奶被五伯接到了云南，后來又被送回到老家的養老院。那時玉順在海南上大學，他是家里唯一一個考上本科的孩子，“差一點就能對爺爺奶奶好了”，直到大四的時候，奶奶也去世了。

玉順的爺爺奶奶，墻上是他的獎狀。

玉順至今不能原諒這件事情：“她有那么多崽，最后卻要在養老院度過余生。”嬸嬸說，在養老院探望老人的時候，看到老人身上大大小小的淤青，“那是被掐出來的”，奶奶在養老院的余生并不安寧。臨走前幾天，奶奶一直念叨著“要回去了”。她說：“娘啊，你要來接我回去了。”

很長時間里，玉順都在逃避那種痛苦。“好像整個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沒有了，應該要怎么形容？”之后在大學剩下的時光里，每當寒暑假到來，他都在大學所在地的報社拼命實習，“很直接的原因是我不知道該去哪里”。

重新找到自己的家人

在做“遇真紀事”賬號之前，玉順在海南的報社做過記者，后來去深圳、北京、廣州從事過拍攝人文紀錄片、做醫療科普等工作。回顧那段時間，他認為自己“高估了城市對自己的接納，也高估了自己對城市的向往”，那些他曾經報道過的大廈落成、新站通車、郊區開發并不真正令他感興趣，而城市的生活也讓他感到疏離。

一個轉折點，是在深圳一家傳媒公司與貞貞相識。當時他們合作拍攝一部非遺宣傳片。宣傳性質的片子一般會有明確的提綱，甲方也會提供采訪對象，但是讓玉順意外的是，作為編導的貞貞竟不接受甲方安排的采訪對象，而是自己到村子里去走訪詢問，最終找到了一位做兔子燈籠的手藝人，拍攝效果超過預期。“怎么有人拍宣傳片還自己找人的？”這讓玉順對貞貞刮目相看。但當時貞貞想的卻是，眼前這個男生怎么連相機參數都不會調。

在合作項目拍攝結束的時候，玉順就給貞貞發去了一封告白信，貞貞對此不以為意，隨便就答應了。但玉順說：“她隔天就反悔了，只是不好意思說出口，就覺得算了，要不先玩玩，然后就玩到了現在。”

玉順和貞貞。

貞貞出生于湛江一個農村，大學時讀的是中文專業。校內網上學生自發上傳的電影資源啟發了她對影像的興趣，那時候她在一臺卡頓的電腦上用剪輯工具“會聲會影”開始學著自己剪視頻。到了畢業求職的時候，她才知道有一個工種是編導。她在簡歷上寫著：“我相信影像可以改變世界”。

貞貞應聘過很多工作，“只要是上面寫著編導的我就投”。當時有個面試官問她：“你的夢想是什么？”這是個在現在看起來有點滑稽的問題，但她很真誠地回答了“想當導演”，結果面試后就沒有下文了。

后來，貞貞終于應聘到了廣州的一份編導工作，工作內容是抓取熱點新聞做短視頻。很快，她就發現自己不喜歡這份工作。半年后，她又找到了一份北京的外包公司的紀錄片編導工作，幫電視臺做紀錄片。那兩三年，她積累了做紀錄片的基本功，但她很快發現拍攝內容開始進入某種套路。

2019年左右，《舌尖上的中國》系列人文紀錄片走紅的影響仍在持續，大量模仿它的人文紀錄片涌現。那時候貞貞拍得最多的就是非遺、古建筑的選題，做多了之后，她開始覺得，“那些古老的歷史固然重要，但我更關心當下的人和事情”。

上大學期間，當別人在努力準備考公和教師資格考試的時候，她總是關注一些社會新聞，同學對她的評價是“憤世嫉俗”。當時她懵懵懂懂地意識到：自己和周圍的人怎么不一樣？常年混跡知乎網站的貞貞，還在上面檢索過一個問題：“為什么有的人有使命感？”

阿嬤和媽媽來參加貞貞的畢業典禮。

2020年，她已經工作了四年了，她漸漸覺得，如果繼續這樣下去，未來她也許就只能做這類套路化的片子了。后來，她嘗試給中國國家地理和紀錄片頻道等平臺投去簡歷，但處處碰壁。沒有資源、沒有好的背景，她“像個無頭蒼蠅，撞開哪扇門，就先做哪個”，好像她能做的事情就這樣了。

2021年，在貞貞的提議下，她和玉順開始利用周末時間往珠三角之外的廣東地區跑，貞貞說：“人們提起廣東，只會想到廣州、深圳這些比較發達的地區，但是其實廣東很大的，周邊這些市和縣好像沒多少人提過。”

像是出于一種本能，他們想去看看這些“沒有存在感的地方”是什么樣的。“作為二本學生，我們也同樣沒有存在感，”貞貞說， “觀察我們周邊的朋友，大家找到的工作就是上不去也下不來，只能在一家家小公司徘徊。”

玉順和貞貞在廣州工作時居住的城中村，一下雨就內澇。

大約半年后，貞貞提議：“要不我們背水一戰，辭職自己做。”他們回到貞貞老家，湛江的一個縣城，這就是“遇真紀事”的開始——倆人名字各取一個字的諧音。由于出鏡人是玉順，講述以玉順的第一人稱進行，這讓人們總以為玉順是核心人物，貞貞只是協助支持的人。

但實際上，玉順說，“貞貞的想法很多”。因為前幾年做編導的訓練，她很自然地把鏡頭對準了玉順，“因為他比較上鏡，表達能力好”。他們的分工很快就明確了，貞貞負責攝影、剪輯，玉順負責出鏡、寫文字稿。

貞貞形容自己“像一塊鐵”，一旦認定了事情就要去做，而玉順則是順著這股力一起向前。兩個人互相支撐，讓他們無所畏懼。

實地采訪、拍攝的費用高昂，兩個辭職的人幾乎很快花光積蓄。購買一臺索尼相機分了12期，無人機也是分12期，一輛汽車則分了36期。買車的時候，他們拿出的一張卡，里面只有300元，首付2萬多是刷信用卡付的。

由于兩個人都沒有社保，沒有穩定工作，他們無法通過銀行申請貸款，只能寄希望于網貸。兩三年間，他們積累下來的貸款總額達到二十五萬元以上。直到2022年11月，他們接到了第一個商單，經濟壓力開始有一些緩解，但仍舊是入不敷出、拆東墻補西墻，生存焦慮一直如影隨形。玉順說，過去幾年他總會帶著西瓜霜，大概是因為壓力過大，總會長口腔潰瘍。

好在他們在B站發布的片子有越來越多人看，“遇真紀事”的粉絲量幾乎以每年10萬的速度增長。與這個賬號一起成長的是兩個年輕人對彼此的確認。慢慢地，他們發現彼此關注的事情都很相似，許多選題的想法一拍即合。

玉順和貞貞在廣西洪澇拍攝現場。

在貞貞媽媽那里，玉順感受到了那種在他生命里很罕見的無條件的愛。“最開始我甚至覺得有點玄幻，這不是小說或者電視劇里才會有的嗎？”玉順說，貞貞媽媽是“遇真紀事”的頭號粉絲，她會看完每一期視頻，并總是第一批在評論區留言。她在縣城開了一家發廊，會向每個來理發的顧客推薦“遇真紀事”：“這兩個年輕人很關心農民的生活。”

2023年，他們開車帶著貞貞的媽媽，從湛江到云南拜訪玉順的媽媽。他想給這個幾乎沒有履行過養育責任的母親一次和解的機會。

但結果此行讓他徹底死了心，母親表示自己有很多孩子顧不過來。讓玉順無法釋懷的是，母親在朋友圈總會因為其他孩子的一點成績而驕傲。他也已經多年不再聯系父親，當年，父親就曾因為不想付錢而勸玉順放棄讀大學。后來，直到2025年，玉順和貞貞領證結婚，父親和母親也沒有過問過一句。

玉順記得在從云南回來的路上，貞貞告訴他：“沒關系，我們現在有自己的家了。”

縣道184

回到2021年，玉順和貞貞還在一邊上班，一邊利用周六日往珠三角之外的廣東地區跑。他們想去看看聚光燈下的珠三角之外的廣東是什么樣子的，那些地方不是景區、不上熱搜，通常也不會被人們列為旅游目的地。和過往拍宣傳紀錄片不一樣的是，他們不再預設主題和架構，而是開著車，走走停停。

從湛江開始，再到云浮、河源、肇慶、陽江等地，去往每個城市的時候，他們總會路過一些小鎮，似乎每個小鎮上都有一個差不多的水果攤和奶茶店，還有總是靜靜坐著發呆的老人家，這些老人家仿佛就只是在等時間流過。

2021年年底，用半年時間跑遍了廣東大大小小的村鎮之后，玉順和貞貞有一種感覺，那些村鎮“靠海的地方有靠海的活法，靠山有靠山的活法”，它們并不一樣，卻又共享同一種面貌。白天，村鎮里基本沒有什么人，等到夜幕降臨的時候，小鎮更顯露出疲態，一排排三四層高的自建房，基本只有一樓的某個房間亮著燈，年輕人都離開了，只剩下留守的老人和孩子。

農村老人經常靜靜坐著。

玉順想到了幾年前聽過的交工樂隊的一首歌——《縣道184》。在城市化進程中，縣道184像一條蚯蚓鉆進了村里，沿著這條道，卡車開進來，木材、農作物被運送出去，人們也沿著這條路走出村莊，通往縣城，涌入大城市，只留下日益冷清的鄉村。

他們突然覺得，這些地方，不就像自己的家鄉嗎？作為村鎮孩子，他們從小都被教導要好好讀書，考上大學，以后在城市里安居樂業。但成年后，他們都發現，這些村鎮孩子更大概率是，城市里留不下，鄉村卻也回不去了。羅大佑寫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歌曲《鹿港小鎮》也是對他們來說很重要的歌曲，“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這首歌唱出了所有村鎮青年的心聲。

他們有了一種清晰的身份意識。貞貞說：“小時候天天下地干活，拔花生、挖紅薯，曬得非常黑，因為從來不打傘。上學之后，卷入城市化，你完全忘記了自己其實就是從地里出來的，把那些東西全部拋棄掉了。”

之后，那種牽引力把他們往中國村鎮更深處拉去，“遇真紀事”來到了新的階段。他們想去了解農村的一切，把話筒遞給農民，讓他們說說自己的生活。貞貞說：“對農民生活有了更多了解之后，就會知道他們非常辛苦，之前我連農村老人只有一百多元養老金都不知道，越是了解得多，就有越多想拍的東西。”

在他們視頻下的評論區中，經常有長長的評論，那些村鎮青年，好像都有著差不多的故鄉，差不多的童年，差不多的父母和爺爺奶奶。

在新書分享會上，一位讀者帶來了父母種的花生分享給大家。

有用戶留言：“沒想到有一天能在你們視頻里看到我的家鄉。摘茉莉花特別辛苦，必須當天摘當天賣。運氣不好的話，會遇上雷雨天氣；或者大太陽，熱得中暑。這幾天茉莉花的價格創歷史新高，對花農來說，即便辛苦也算有回報，只是不知這行情能維持多久。茉莉花、火龍果、砂糖橘、甘蔗、速生林……我們廣西的土地里，種不出打工人的棲息林。”

還有一個用戶說：“我是廣西南丹的白褲瑤族人，家里世世代代都是農民。今年上半年，父親一直在縣城附近的工地打零工維持家用，可前兩天他跟我說，他沒活干了，準備和村里人一起南下廣東找工作。我不知道該怎么回應，心里很不是滋味。或許等我明年研究生畢業找到工作，就能減輕父親的負擔了……”

時代交接處的記錄

人們都如何回憶自己的家鄉？玉順會想起小時候爺爺給他做的紙風箏：“剛一做好，我就迫不及待地拉著風箏線，頭也不回地往前跑。農歷二月，孩子們在閑置的稻田上奔跑，風箏經常會不小心交纏在一起，大家哈哈大笑，七手八腳地把纏住的風箏線解開。”在類似的回憶里，陽光必然極為明媚，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快樂的笑容。想到這里，玉順開始相信：“時間是一面濾鏡，在不知不覺中美化過去的事情。”

玉順從小生活的老屋，在這里和爺爺奶奶度過童年。

直到他們拿著攝影機來到農村，在田間地頭，所有關于農村的田園牧歌的想象都變得不真實。對著在田里辛苦勞作的人，他們很自然地會問：“種什么？農作物年產出多少？收入多少？夠不夠生活？”

當玉順和貞貞走過更多村鎮，他們有了更系統的問題意識。

在廣西桂林美麗的梯田，由于地形限制，耕種極其依賴人工，光是扛著小型脫粒機上去都要費盡力氣；即便是在地形平坦的北方平原，每年從土地里獲得的收入最多也只在三四千元左右，農民在每年播種、收割之余，也需要外出打零工賺取生活費和養老錢。

農民在青壯年時候外出打工，托舉了孩子；年紀大了，回到農村，他們又得想辦法賺養老錢。一種很普遍的情況是，擁有田地的農民，卻在自己地里給別人打零工。因為把土地出租給承包商，可以拿到每年幾千元的收入，再加上打零工的錢，會比自己種地劃算一些。

徐聞菠蘿地里，用化肥袋包裹雙腿防刺扎的果農。

玉順說，對農村的看法，取決于“是休閑還是謀生”。從城市視角去看鄉村，很容易看到“山清水秀、世外桃源”，因此總有人會說：“退休之后，要去村里租一塊地去種菜，好像這樣的生活很好，很解壓。”但是對于在土地上謀生的人來說，“他們要考慮的就是收成問題，例如一場臺風或者干旱來的時候，如何拼盡全力去搶救”。

2025年，當超強臺風“樺加沙”肆虐廣東地區，貞貞和玉順來到了臺風登陸點陽江海陵島。在那里，一位大叔種下的五萬多棵甘蔗被風攔腰折斷，他們位于甘蔗林旁邊的棚屋也被吹翻；一位大叔承包的70畝香蕉林也同樣毀于一旦；在海邊，漁民們養殖布置的魚排、蝦排全軍覆滅，人們一邊無奈地笑著，一邊收拾殘局。

大叔的棚屋和香蕉林都被風摧毀。

快天黑的時候，玉順和貞貞發現不斷有車從城里趕過來，海邊出現了許多“釣魚佬”，他們收獲頗豐。原來，臺風過后海里的營養物質會被吹到灣部，魚兒會游到岸邊覓食，也有部分魚是從漁民被吹毀的魚排里跑出來的。

不同處境的人關注事情的角度會截然不同。玉順說，“遇真紀事”要做的，就是“讓農村人從內部視角來看待農村，多關心農村的親人，不要被城鎮化的視角帶著跑”。

他們用平實的鏡頭記錄著來自土地里的聲音，他們關心經濟作物的種植，關心它們如何面對干旱，或在寒冬時如何取暖的問題，也關心留守兒童、空巢老人和出走的村鎮青年。直到今天，他們已經拍攝了五年多，跑了全國一千多個鄉村，我問他們有沒有選題焦慮，他們的回答是一致的：“沒有。”

貞貞說：“我們看到的全是問題。他們現在的生活相比之前肯定是好很多的，至少不用擔心饑餓的問題了，但是人除了饑餓之外，可能還有醫療的問題、教育的問題、養老的問題。生活是變好了，但還需要更好一些。”

2023年1月甘肅靜寧，正在給蘋果樹修枝的大叔。

之后，在他們的選題庫里，還有許多待關注的問題，其中之一是“水庫往事”。

前幾年，他們帶著貞貞的阿嫲（奶奶）去附近的水庫公園玩。故地重游的時候，老人顫顫巍巍地走著，說了一句讓玉順和貞貞都很震動的話：“水庫啊，我拄著拐杖來看你了。”在新書里，玉順寫下了阿嫲當年參與村里修水庫的事情，還放了一張她的側臉照。

當阿嫲看到書的時候，她已經是在醫院病房里，春節前，她確診了肺癌晚期。翻開書的時候，開心之余，阿嫲感慨了一句：“可惜沒有正臉。”玉順想起過往在村里遇到的那些老人，他們最后的心愿往往是希望被子女記住。

后來，在加印的新書中，他們特地放上了阿嫲的正臉照。就在幾天前，阿嫲已經走了，她還沒來得及看到新版本的書。那時候，玉順正在外地做新書的分享會，他沒能回來看貞貞的阿嫲最后一眼。

加印的書，阿嫲有了正臉。

他們時常有一種緊迫感。多年前，玉順的爺爺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蓋好的一排租屋，已經被判定為危房并被夷為平地，那顆爺爺種下的棗樹也在修建馬路時砍掉了。爺爺留下的唯一一張照片，是玉順用MP4拍下的爺爺在田里勞作的畫面。

最近幾十年，中國農村正在發生徹底的更迭。隨著城鎮化，人口流入城市，最后一代農民逐漸老去，鄉村在逐漸“消失”。

玉順說：“我們的祖輩立地為農，父輩進城打工，而生于工農交接的時代，我們入城又返鄉。”因此，他們要做的便是對這個“時代交接處”的記錄。

（圖片由“遇真紀事”提供。）

題圖 | 受訪者供圖校對| 廿一排版| 韻韻紫運營| 孫天繪